危重病人抢救全记录:《约翰 克利斯朵夫》简介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本世纪初向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发出的热烈呼吁——无疑的是那个时代中最光辉的历史性文献之一。它笼罩着艺术性形象，并且用精炼的技巧写成，同时是从一个仁爱而敏感的性灵深处进发出来的呐喊，这个性灵敏锐地感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衰落和一个腐败社会的精神崩溃。那一系列《巨人传》，尤其是其中的《贝多芬传》，不过是一些先声，导引着这部雄伟的、充满了大气磅礴的思想与形象的艺术创作。

罗曼·罗兰在写这部小说以前曾经屡次宣称：世界要窒息了，必须打开窗子，让新鲜空气吹进来。这个观念在这部具有史诗规模的小说中表达出来，书中的情节在欧洲两个主要的国家——德国和法国展开着。作者描绘他的主人公时以当时汹涌澎湃的各种事件作为背景，同时述及20世纪初叶欧洲生活中极其纷繁的各方面，从文化艺术以至政治动态。

只有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一个激昂慷慨的、天赋着巨大意志力和崇高目标的性格才能经得起他所遭遇的无数困厄，抵抗一切卑鄙和可憎的、渗透在社会机构的每一个细胞中的机会主义。只有一种不可压抑的创造的企冀，一种健全而精力充沛的肯定人生的动力，才能支持约翰·克利斯朵夫，使他能克服逆境。当小说展开到具有史诗规模的气象，囊括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英勇的生活和沉痛的经历时，在那些年代中使作家激动的社会问题的冲击也越来越扩大了。

在开始几卷中，罗兰描写约翰·克利斯朵夫反抗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环境以及其中典型的虚伪与伪善，同时摧枯拉朽地抨击着腐化与颓废的法国艺术，把一切毫无生气和病态的东西暴露得体无完肤；然而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中，他的主题却是团结一切理智正常的普通的男男女女，号召他们阻止欧洲和欧洲文化的毁灭。他警告人们：随着大家日益滋长的麻痹和意志力的销蚀，危险也在与日俱增。这是一个呼声，号召知识分子们鼓起勇气，集合起来，保卫生活。

罗兰在鼓舞人们团结一致并振作精神力量时给他们指出什么目标呢？那时他只提出了相当空洞的宗旨，说迫切地需要打击自私自利，并赞美着爱的幸福和自我牺牲的欣悦。

“不要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争论不同的见解。这些事情是完全无用的。无论你的国家是皈依宗教还是信仰理智，这又有什么关系？主要的它应该生活！一切颂扬生命的就是美好的。只有一个敌人，追求逸乐的自私主义，才会玷污生命的源泉，使它涸竭。歌颂力，歌颂光明，歌颂产生果实的爱、自我牺牲的欢乐和行动……干吧，行动吧，团结起来！

严格地说，我们在这些话中发现推动过易卜生的同样的精神动力。在我们的时代，这种观点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因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这些话仅仅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无能，他们在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时走错了方向，而那正确的道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们却是陌生的。

奥里维对这个紧要问题的看法跟约翰·克利斯朵夫相差无几。他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互相容忍与同情，这只有当生活本身建立在一个健全与和谐的基础上，并且在一个能发动全国力量的政权所统治的国家内才有可能；奥里维却说到一种“超党派的、强有力的、智慧的权力。但是唯一能超出党派分歧的是能够从自己身上而不是从群众那里汲取力量的权力，不是依靠乌合之众来支持的权力（犹如目前的政府那样）……而它固有的价值是以它对人民所作的服务来衡量的：如辉煌的军事胜利、纯粹以公共福利为指归的专政、以理智为最高的准则……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我们没有权力来抉择……有利的时机一定会涌现的……只要有幸运和天才就行了。让我们等待并希望吧。”

其实，唯一能够为公共福利服务的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在建设自己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政权。因此在一个研究并了解社会斗争的理论的人看来，改造生活并不靠运气的偶然好转，并不需要等待魔术般的敕令来惊醒法国沉睡的力量。这种敕令确实存在着——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被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法国最优秀的心灵所接受的理论。事实上，那时罗兰思想中触目的矛盾就是：他融会贯通了自己祖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一切文化宝藏，却没有注意社会科学理论中最新、最进步的理论——马克思主义。

约翰·克利斯朵夫本能地感到了法兰西的真正文化与艺术，可是在他彻底理解之前，他先看到了法国的人民月p些真正代表这个国家的男人和女人们。这些人并不是法国的商人、工业家或银行家；他们并不住在时髦的地区或聚集在沙龙里，一面温文尔雅地谈论音乐，一面大做其生意经。不，他们都是法国的普通人——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音乐会上碰到的那个年轻的缝衣妇，她脸上的表情告诉他真正的音乐使她受到怎样深刻的感动；或音像西杜尼，那个替人家帮佣的姑娘，她在他那场重病后看护着他，直到他恢复健康为止。西杜尼以及她天生的健全的常识、她的纯洁的道德和“巨大的生命力”；西杜尼把所有她的积蓄都给了父亲和妹妹，她从来没有在生活中找到过任何快乐，并且用“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话生动地表达了她的清峻自持的人生哲学；她是法国农民的典型代表，“既勤恳而又淡漠，既反抗而又驯顺”，“不需要人为的刺激来支持那忠诚的勇敢”。这个法国人民的女儿以她对生活的热爱、精神的忠实、天性的淳朴与自豪引起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敬仰。真的，她确实是普通人的杰出代表。约翰·克利斯朵夫想称赞她的道德时，西杜尼答道：“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跟别人完全一样。你还没有碰到过一个法国老百姓呢。”

“真的，”罗兰写道，“现在他才开始懂得法国的老百姓，他们似乎是为了永恒的生命而诞生的，他们跟自己的乡土血肉相关；就像这些土地，他们看到了那么多征服者、那么多国王都如烟云过眼，而他们是万古长青。”

“我在完成这部作品时把它献给一切国家的自由心灵，那些受苦、战斗而胜利的人们。”这是罗曼·罗兰给小说的最后一部第10卷所写的题词。换一句话说，他把小说呈献给那些像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人，他们保持了精神的纯洁，不肯背叛自己的良心去适应“节场”上腐朽的世界，而且保持了忠实与诚挚的天性。这是一场为了人性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在普遍衰落和道德沦亡的可憎泥潭中；主要的应该是维持人们的人性，帮助他们维持人道、理智和良心，不要丧失真诚和荣誉。

这部小说很可以称为20世纪初叶人类伟大的忏悔录；在那些年代中，政治投机和无耻的腐败渗透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生活和文化的每一方面，正直的人们在这种腐蚀的氛围中闷死了。作者用现实主义手腕描绘了“日薄西山”的一代的悲剧，同时力求真实，为了不辜负那些热情的诺言：“我什么都不想隐瞒，无论它的罪恶、它的道德、它那深刻的悲哀、它的狂妄自大、它的英勇努力以及它在一项超人任务的重担下所感到的彻骨的筋疲力尽；整整一个世界——道德、美学、信念、人道——都必须改造。我们得重新做人。”

这里所说的一代无疑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罗兰自己的一代。克利斯朵夫在精神上感到骚乱，他深深地厌恶一切非人性的、矫饰和伪善的、使人的天性变成拘谨和畸形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罗兰本人的特性。这就是我们从他的作品中，首先是从他早年的日记中所认识的罗兰，那个高尚而不安定的、诚实与真挚的性格。

罗兰所刻划的世界“必须改造”。他所描述的一代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事实上，他描绘的并不是那一代的生活，而是它的悲剧，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可以把这部作品称为乐观性的悲剧吗？我想是可以的，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和不再年轻的作者都受到了如许命运的打击和沉痛的幻灭。即使约翰·克利斯朵夫拒绝了改造旧世界的最有力的工具，工人阶级的运动，以为里面只是些自私的工人领袖在卑琐地争权夺利，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即使约翰·克利斯朵夫不能理解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强大的创造力，即使他看不清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袖，只有跟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知识分子才能有救并摆脱罗兰这一代的绝境，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

事实上，罗兰在经过10年的劳动而完成这部史诗体小说时，还是和他在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时同样地跟马克思主义疏远，这就决定了他对那一代人和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抱着“悲观”的看法，并在结束最后一卷的序言时说：“克利斯朵夫，我们必须灭亡，为了得到新生。”

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只能灭亡，因为他已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走到了人生旅程的尽头；如果再要前进，他就必须克服使他停顿的障碍物，就像许多别的诚恳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一样，他们知道旧世界已经在崩溃了，但是他们不懂得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气蓬勃的暴风雨才能扫除垂死的社会，使人类恢复自由，尽情地享受纯朴和欢乐的生活。

约翰·克利斯朵夫必须灭亡，为了在安纳特·李维埃尔的形象中得到新生。她是他的精神继承者，序言结束时的话无疑的是针对她所说的：“现在要轮到你们了，当代的人们，青年们！前进，把我们的身体当作阶梯，向前挺进吧。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吧。”

安纳特·李维埃尔确实比她的先驱者们更幸福、更伟大。俄国革命以及千百万普通人用手和脑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使罗兰得到了如此深刻的印象，给他指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下一代应该走怎样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