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的人妻三部曲美芬:请问商末周初时的历史

最著名的就是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就是商周之际周武王在吕望等人辅佐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 县），在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大破商军、灭亡商朝的一次战略决战。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 （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封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 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 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 如日当中、蒸蒸日上。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强盛起来，其 势力伸入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阴谋修 德以倾商政”，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文王为牧野之战的展开、“翦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他积 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 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 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 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文 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 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 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
　　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 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亨乐的样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 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 略方针。其第一个步骤，就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 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 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 攻商都—— 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伐纣灭商只不过是 一个时间问题了。
　　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 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 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拟定 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 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 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 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乘虚蹈隙，大举伐纣，一战而胜。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 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 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 方国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方 国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 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 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 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 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 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 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 事纪律：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 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 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 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帅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 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 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 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决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长期正确运用“伐 谋”、“伐交”策略的结果。它起到了争取人心，翦敌羽翼，麻痹对手，建立反商统一 战线的积极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确选择决战的时机，即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 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时，果断地统率诸侯联军实施战略奔袭，从而使敌人在战略、战 术上均陷于劣势和被动，未暇作有效的抵抗。第三，适时展开战前誓师，历数商纣罪状， 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鼓舞士气，瓦解敌人。第四，在牧野决战的作战指挥上， 善于做到奇正并用，予敌以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顷刻彻底崩溃。
　　商纣王之所以迅速败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横行暴敛， 严刑酷法，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其次是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 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商统治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 恶果；四是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加上军中那些临时仓促征发的奴隶阵上起 义，反戈一击，其一败涂地也就不可避免了。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 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 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 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商器里面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司母鼎了。
　　司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也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鼎重875公斤（因缺一耳，故原鼎重当不止此数），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立耳，长方形腹，四柱足中空，所有花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耳的外廓饰一对虎纹，虎口相向，中有一人头，好象被虎所吞噬；耳的侧缘饰鱼纹。鼎腹上、下均饰以夔纹带构成的方框、两夔相对，作饕餮形，中间隔以短扉棱。鼎腹四隅皆饰扉棱，以扉棱为中心部分，都是没有花纹的长方形空白地。足部饰兽见面纹，下有三道弦纹。腹内壁有铭文“司母戊”三字。
　　关于这三个铭文如何解释，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说法：1.一般的解释认为此鼎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司”解释为职司、官司、典司。2.另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一个氏族的名称。3.第三种解释在“司”释为祠。“祠”就是祭祀的意思。也还有把“司”释作皇王后的“后”字的。“母戊”是谁呢？最早的推测，“母戊”可能是殷王帝乙的配偶妣戊，即文丁的母亲，作器者则为文丁。卜辞记载文丁的配偶为妣癸，而帝乙的配偶却不见记载。因此，陈梦家认为“母戊”可能是指武丁的法定配偶或祖甲的法定配偶，因此作器者可能为祖庚、祖甲，或廪辛、康丁。这样，该鼎就是殷墟前期的遗物。殷墟妇好墓的发掘，出土了司母鼎，其形制和文字风格都与司母戊鼎相近似，出土的铜钺，亦饰有虎噬人头的图案，这些都为后一种说法，即司母戊鼎为武丁、祖庚、祖甲时所铸器，提供了证据。
　　就一般情况而言，铸造方形器要比圆形器困难，何况象司母戊鼎这样的重器，工艺复杂程度，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其困难可想而知，这就要求制作者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关于大鼎的铸造方法，根据研究者的观察分析，认为大鼎是采用组芯的造型方法，即先用粘土塑造泥模，用泥模翻制陶范，再把陶范合到一起灌注铜液。从铸造痕迹来看，司母戊鼎使用二十块范畴铸成的。一次铸造成功如此巨大的器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标志着商代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水平。
　　司母戊鼎是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它的造型厚重典雅，气势宏大，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是商代文化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很显然，这么巨大的鼎，并非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而制作的。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在什么观念的支配下来制作这一器物的，它又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这些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思索。

公元前5600年，在亚洲东部的黄河中游形成了一个新石器文明——裴李岗文化。裴李岗人形成了原始村落，制作了红陶。前5400年，中原（包括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各地）又产生了磁山文化。这两个早期文化形成了中原文明的基础。至公元前5000年，仰韶人在中原崛起，不久他们占据了中原的统治地位。仰韶人对中原的控制直至公元前3000年才告一段落。虽然，我们仍无法判断他们是否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但他们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

仰韶人并不孤独，在黄河下游（当时黄河在今海河与淮河之间经常改道）一带有着另一伟大的文明存在。公元前5300年北辛人建立农业文化，他们制作了黄褐色和红色的陶器。公元前4500年大汶口人代替了北辛人，这种代替可能是文化程度增高而导致的居民脱胎换骨，并不含有武力征服的意思。大汶口人基本控制了山东和淮北，部分延伸至江淮之间，另一部分沿渤海居住，所以简称之为山东文明（从北辛至以后的岳石）。大汶口人的文明程度要高于仰韶人，虽然高得并不多，但这微笑的优势却重要得足以使生活在鲁豫一带的仰韶人受到了更多的大汶口影响。大汶口人不是好战的民族，他们乐于将自己优秀的文化传播开去，并且他们善于航海，到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渤海、黄海以及日本海有许多优良的海湾利于建立港口，大汶口人可能建立的殖民地不在少数。

然而，中国文明不只是两元的，在吴越地区或者称长江下游还有一个文明起源。从公元前5000年起太湖一带历经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发展至洞庭、鄱阳两湖之间的长江沿岸，并肯定对三峡附近的大溪人产生过影响。吴越人的文明程度不如中原和山东，但在大陆东部仍是比较先进的。

三个文明分别代表温带大陆、温带海洋和亚热带河湖三种文明类型，其各自的特色是明显的。（一件有趣的事：巴比伦、埃及、克里特-迈锡尼三个大陆西部的文明与中原、吴越、山东三个大陆东部文明在地理位置上关于印度文明对称，且克里特-迈锡尼与山东均为海洋型文明。）

历史从它诞生开始，仿佛就已注定中国是要统一的。公元前2800年，中原逐渐兴起了龙山人（尽管“龙山”得名于山东的龙山），他们的文明程度比仰韶人高，是仰韶人发展的结果。于公元前2698年（此年代系根据辛亥革命时采用的“黄帝”纪年推得），龙山人在钜鹿与大汶口人展开空前的大会战，双方联军经过数次剧烈交锋，最终“黄帝”领导下的中原军战胜了以“蚩尤”为首的山东军。尽管山东人当时可能已制造了少量金属（铜）制武器，并会使用战车，但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落后民族击败先进民族的事例一样，中原人更善于陆地作战（如他们将定位机械应用于战车制成“指南车”），“蚩尤”的败死是正常的。这场会战是决定性的，此后几乎找不到山东文明先进于中原文明的任何证据了，无论在考古发现上，还是在文献考证上。从此，龙山人在以后200年间征服了大汶口人，使山东进入了龙山时代。大汶口人部分被处死或俘虏为奴，部分被同化，部分继续维持与中原的对立，部分逃亡海外。一个有趣的考古发现：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似乎是大汶口人的后裔，他们由山东航海至中太平洋的事实是惊人的。虽然，夏朝初年“穷羿”和“寒浞”曾先后以山东为基础控制中原，商末周初时中原人仍不遗余力地与东夷作战，春秋时齐国还在攻破一些弱小夷国的都城，山东人已经在与中原人的竞争中失败了。钜鹿会战的意义是世界性的：标志着在文明大陆东部，大陆型文明战胜了海洋型文明。此战之后，山东文明的海洋性消退了。

试想，如果当年“蚩尤”胜了，且此后山东文明对中原继续保持优势，大陆东部会如何发展？也许山东人在渤、黄、日本三海的温带沿海广布殖民城邦，类似于希腊；后来出现强大的国家统一山东城邦后，使日本海、渤海、黄海成为内湖，并向南吞并琉球诸岛（包括台湾）和苏浙福沿海，向西攻破中原人，建立类似于罗马的海陆大帝国。也许这样，越人不至于被赶入热带，而可以在长江中游及江南建立起一个越人的敌国。也许现在的世界会与现实完全不同。然而，“蚩尤”死了，山东失败了；历史是不容许任何假设的。

中原人战胜山东人约500年后，发生了著名的世纪洪水，“尧”、“舜”、“禹”先后执政。在“尧”后期至“禹”前期的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三苗战争”，中原人对生活在洞庭、鄱阳间的三苗人（可能是吴越人的一支）发动征服战，终于由大“禹”完成。此后，在大“禹”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原与山东的联军对太湖、长江间的吴越人源头发动总攻，三个民族在长江下游誓死决战。这场战争的意义虽不如钜鹿会战，但也对大陆东部产生极大影响。吴越人经“相柳”、“防风”、“太人”三大领袖带领坚决抵抗，终于将大“禹”杀死在会稽山。吴越人避免了灭族，但此后再也承受不了北方的压力，开始大规模南迁。至汉代，越人分布于中国的浙、福、粤、桂以及东南亚的中南半岛甚至海岛，直至今日越人形成的庞大系统仍是东南亚主要种族的祖先。

总之，中国主要居民起初是由中原人、山东人大部分和吴越人一部融合而成，海洋性在中国基本消失，大陆文明占绝对优势。

公元前22世纪中期，继“禹”之后“启”成为中原的最高统治者，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如与“有扈氏”的战争），“启”终于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开国君主，结束了中原的“禅让”时代。其实“世袭制”在各部落已经开始，而这次在中原的大同盟中得以实现意义更加深远，标志着中原国家正式建立，古代城市文明在中国初露端倪。后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几度盛衰，以夏为主的国家确立，汉人的雏形——华夏族业已形成。夏统治中原四百余年为商所灭。商代中国青铜文明达到高潮，商的青铜器遍布中国南北，“盘庚迁殷”后稳定的中央政权建立，直至公元前1066年被中所灭。周朝统治中原后开始大封建，中国建立了众多效忠于天子的诸侯国，道义上的统一与实质上的分裂并存。除楚国长期与周天子对立外，在公元前771年以前还没有出现公然不服从天子的例子。公元前841年，发生了被称为“国人暴动”的城市平民运动（这是中国明确纪年的开始）。直至公元前771年犬戎入侵成功，周迁都洛阳，西周结束。在这1400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但形成了完整的奴隶制国家，而且疆域扩大了20倍。人口也从300万增至1000万以上，不但形成了农业文明，也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大小城市。

公元前771年起至前221年是专制中国历史上的特例，公元前476年以前被称为春秋，以后被称为战国。迟到的铁器时代开始，农业空前发展，社会飞速进步（如秦国从春秋初确立奴隶制，到战国中期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中国史家称其为“礼崩乐坏”。这个时期，周天子的威望空前降低并不断衰落，诸侯间的兼并战争没有过中断，“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各显神通，到战国中期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而从春秋后期至战国中期，中国文明爆发出最大的火花，“诸子百家”是古代中国前期的最高峰，开创了空前的开放民主时代。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墨子以及众多兵家、法家纷纷创立自己的哲学或学术流派，向诸侯们献计献策，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百家争鸣”本身是历史变革的产物，它同时也推动着变革。

前221年，中国第一个皇帝经过15年的最后战争统一了中国，从形式到实质的统一，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诞生。秦始皇建立了“郡县制”，并统一了文字、货币、法律和度量衡，修建全国公路、拆除关塞壁垒，这对中国的统一有着极大的意义。虽然，早在周朝中国已基本上使用古汉语，除了方言上的习惯语和发音之外，各国使用的语言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但是，由于各国文字的不统一（甚至各国内部也经常有多种文字并用的现象），对互相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造成很大困难。文字的统一对汉族的融合与形成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货币、法律和度量衡的统一及全国公路的建立、“郡县制”的确立使中国形成专制大帝国有了基础。秦始皇在全国实行独裁统治，结束了从春秋起产生的民主氛围。他还建造了万里长城、阿房宫和始皇陵三大建筑，虽然如今当时的遗迹均已无存，但我们仍可想见当时的宏伟景象。秦朝随着始皇的去世也寿终正寝。历经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之争以及汉初与分裂倾向的斗争之后，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汉武帝时，中国又成为统一繁荣的帝国，并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人口近6000万，陆地面积近700万平方公里，汉人主体已经形成。这比罗马基本疆域确立略早一些。基本统一的局面直至公元2世纪末的黄巾军起义才结束。

黄巾军起义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时代，后又进入著名的三国时期，经历近百年的分裂后由西晋王朝统一。但西晋的统一仅维持了20多年，于公元4世纪初因北方蛮族入侵而结束，汉人仅能统治南方。匈奴、鲜卑、氐羌、羯、巴各族纷纷建立国家，瓜分北国。北方陷入战乱和民族仇杀之中。在5世纪上半叶，北方为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进入南北朝时期。直至6世纪末，发端于北周的杨坚重新统一中国，建立隋朝。7世纪初，隋被唐代替，唐的昌盛直至8世纪中的“安史之乱”才结束。10世纪，中国再度分裂，而后宋朝建立，中国重新统一。此后，中国虽经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侵略或征服，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将雪域、满洲并入版图直至今日。隋唐的皇族原本均不是真正的汉人，可是他们统治中国后很快与汉人融合，以至于汉人有时被称为唐人。进入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也大部被融合，比如盛极一时的鲜卑人就已不再独立存在。

中国之所以没有分裂灭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口和文化两方面，而后者似乎更影响着前者的发展。

商末周初的大事主要是武王伐纣时的牧野之战，由此导致了殷商的灭亡。
殷商末年（约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攻破殷都朝歌，纣王自焚。进攻东夷的殷军攸侯喜（攸为地名，侯为爵位，喜为人名）及所率二十五万殷商军民面临亡国被围困的险境，遂决定越海东渡东迁。
有一种传说是这二十五万军民和东夷百姓分作二十五部族，分五路行动，每路都有舟师，每五族由一个王族率领。东渡大军军民甚众，有艟艨帆舰队和涕竹舟船队。由于军民甚众，华土涕竹、涕竹笋砍伐挖掘殆尽，为舟为药。最初的航向可能都是直航东方，入海后，由于海流和海风等缘故，遂成五路分流合进。其中有一部分人因中途船毁不得不登陆，还有一些来不及上船或船上装不下的军民沿海岸线步行逃生。船队一部分到达秘鲁和中北美洲，一部分南下，沿途设二十四块方石及雄鹰指路标图腾柱，以利后继殷族前进。今海达人、毛利人、高山族人完整地保存了这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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