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什么时候有火车:析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特点及其影响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特点是和当眩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连的。

由于隋炀帝大兴土木和对高丽的战争，隋朝人民摇役负担极为沉重，据统计，自隋炀帝即位（605年）至第一次征高丽（612年）七年间，隋王朝所强迫役使的民力达三千零一十二万余人。这一历史背景形成了隋末农民起义第一个特点：以反对繁重徭役和兵役为号召。首先发难的山东长白山王薄起义军，所作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即提出“譬如辽东死，斩头何作伤”，反对到高丽去打仗。歌词一经唱出，“避征役者，多往归之”。李密瓦岗军，其讨隋炀帝檄文中，也列举了隋炀帝“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以至“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的大兴土木、役使劳工的罪行。所以，在隋末各支反隋起义军里，为逃避征役而投进反政府行列的，是最基本的群众。《隋书》的作者感慨地说：“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

隋末农民起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参加的阶级和阶层十分广泛，除基本队伍是受封建制度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外，参加反隋起兵的还有上至王公贵戚，中包括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下至僧侣、奴婢和少数民族等。这表明隋王朝已经处于与整个社会为敌的对立地位。史称迨至隋末，不仅贫苦农民难以活命，许多中产之家也纷纷破产，以致连在政府里助编国史的名士王孝籍，也因为“不免输税”，弄到“申旦不寐、饥寒切体，卒岁无聊”的地步。这说明隋王朝统治末年，遭到了广大社会阶层的不满和反对。隋末农民战争中，起兵的领导层内，杨玄感可算作原隋政权王公贵戚的反隋典型代表。他是炀帝宠信大臣越国公杨素之子，官至二品，授礼部尚书之职，高丽战争中亦十分受重用，负责黎阳督运。杨玄感在613年发动反隋起兵；跟随他起兵和一同谋划的尚有：位至兵部侍郎的斛斯政，官至民部尚书的李子雄，位至司农卿的赵元淑等。此外，参加起兵的还有许多大官僚如观王杨校、虞世基、来护儿、裴蕴、郑善果诸人的儿子，共达四十余人。这说明隋王朝统治阶层中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大量涌进了反隋起义队伍，而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瓦岗军中的魏征、房彦藻、祖君彦，窦建德军中的宋正本、孔德绍、杜伏威、李子通江南农民军中的李百药等，皆是代表。僧侣为首的起义，则有扶风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的唐县宋子贤，还俗道人吴郡朱燮，以及自称“大乘皇帝”和“耶稣皇后”的怀戎沙门高昙晟和尼静宣。奴婶起义则有灵武、平凉一带称为“奴贼”的白瑜娑等。除此而外，还有各少数民族的反隋队伍，人数也相当众多，如武威、张掖一带西域胡的起义，秦陇地区的屠各胡人起义，山陕的稽胡起义，江南地区的俚、僚诸族人民起义等等。这么众多的阶级、阶层和民族，使隋末农民大起义呈现着一种波澜壮阔的图景，同时也出现了复杂多变的形势。

隋末农民起义第三个特点是地区的广泛。北至马邑（今山西朔县）、榆林（今内蒙托克托西南）、上谷（今河北易县）、渔阳（今河北蓟县）。南至高凉（今广东阳江）、苍悟（今广东封开）、信安（今广东肇庆），东自吴（今江苏苏州）、余杭（今浙江杭州）、海陵（今江苏泰州），西至武威（今甘肃武威）、金城（今甘肃兰州）、平凉（今宁夏固原）、灵武（今宁夏灵武），几乎隋王朝整个版图上都布满了各支反隋武装。这些反隋武装性质虽各不相同，其目的却都是为反对隋炀帝的暴政，推翻这个腐朽政权。但是和其它一些朝代不一样，隋末各支武装并未形成一支统一的反隋队伍，他们各不相属，各自拥地割据自雄。在这些众多的起义军中，地区比较集中的有四处：河北地区，瓦岗附近，江南地区和山陕地区。河北地区后来汇集成为窦建德起义军，瓦岗地区后来汇集为以李密、翟让为中心的瓦岗等，江南地区后来汇集成为以杜伏威、辅公袥为首的江南起义军。山陕地区农民军和地主武装错综交杂，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后来都汇集到李渊的反隋武装中，成为李唐夺取天下的重要生力军。

隋末农民起义最后一个特点是，反隋起兵往往与粮食、粮仓问题密切相联。这是与隋王朝仓储的过头政策有关的。隋朝文、炀两世，在全国大肆搜刮粮食，在各地设置大量粮仓，如卫州（今河南汲县）黎阳仓、洛州（洛阳东）河阳仓、洛阳洛口仓和回洛仓、陕州（今河南陕县）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阴县）广通仓等等，仅洛口、回洛两仓储粮即达二千六百四十万石。国家粮仓满了，广大农民却在饥饿线上挣扎。史载：“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物”。人民以致“初皆剥树皮而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槀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这种情况，迫使人民不得不起来造反，而且常常从抢国家的粮食开始。例如，马邑刘武周起兵，即因为太守王仁恭“不敢辄开仓廪，赈恤百姓”，诱惑群众起兵夺粮，“开仓赈给，郡内皆从之”。武威李轨起兵，涿郡罗艺起兵，皆以开仓赈粮以为召或“开仓以赈穷乏”。隋末最大一支起义军瓦岗军的盛衰也与隋王朝的仓储有很大关系，由于瓦岗军连克洛口、洛口、黎阳三仓，开仓赈粮，队伍迅速猛增，“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万余”，最盛时达到百万。当时名仓巨廪成为起义农民争夺的巨大目标，而也正由于瓦岗军掌握了隋王朝最大三仓，才使它成为隋末农民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隋末农民大起义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首先，这次起义推翻了腐朽的隋王朝，解脱了隋政权暴政所加在广大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它还使新建的李唐王朝，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统治政策，从某种意义说，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是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的结果。唐初统治者经常以隋亡为签戒，考虑如何调整政策。他们认为，隋朝曾经“统一寰宇，用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何以一旦土崩瓦解，归于灭亡呢？关健就在于“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面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所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才决定改革制度。其次，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尤其是又一次横扫了腐朽的士族势力，有的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说明他们狠狠打击了士族。隋末农民军还打击了寺院地主，史称“寰中法侣，尽婴涂地之灾”，“佛寺僧坊，并随灰烬”，“诸寺饥馁，烟火不续”等等，都说明这一情况。另外，通过隋末农民战争，奴婢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我们从唐代均田制取消奴婢受田的规定，可以推测到奴婢大多数通过斗争摆脱了奴隶身份，成为了一般平民。还有，唐朝租佃制的发展，也说明了通过隋末农民起义，部分农民也多少改变了依附关系。上述这一切，都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特点是和当眩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相连的。

由于隋炀帝大兴土木和对高丽的战争，隋朝人民摇役负担极为沉重，据统计，自隋炀帝即位（605年）至第一次征高丽（612年）七年间，隋王朝所强迫役使的民力达三千零一十二万余人。这一历史背景形成了隋末农民起义第一个特点：以反对繁重徭役和兵役为号召。首先发难的山东长白山王薄起义军，所作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即提出“譬如辽东死，斩头何作伤”，反对到高丽去打仗。歌词一经唱出，“避征役者，多往归之”。李密瓦岗军，其讨隋炀帝檄文中，也列举了隋炀帝“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以至“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的大兴土木、役使劳工的罪行。所以，在隋末各支反隋起义军里，为逃避征役而投进反政府行列的，是最基本的群众。《隋书》的作者感慨地说：“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

隋末农民起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参加的阶级和阶层十分广泛，除基本队伍是受封建制度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外，参加反隋起兵的还有上至王公贵戚，中包括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下至僧侣、奴婢和少数民族等。这表明隋王朝已经处于与整个社会为敌的对立地位。史称迨至隋末，不仅贫苦农民难以活命，许多中产之家也纷纷破产，以致连在政府里助编国史的名士王孝籍，也因为“不免输税”，弄到“申旦不寐、饥寒切体，卒岁无聊”的地步。这说明隋王朝统治末年，遭到了广大社会阶层的不满和反对。隋末农民战争中，起兵的领导层内，杨玄感可算作原隋政权王公贵戚的反隋典型代表。他是炀帝宠信大臣越国公杨素之子，官至二品，授礼部尚书之职，高丽战争中亦十分受重用，负责黎阳督运。杨玄感在613年发动反隋起兵；跟随他起兵和一同谋划的尚有：位至兵部侍郎的斛斯政，官至民部尚书的李子雄，位至司农卿的赵元淑等。此外，参加起兵的还有许多大官僚如观王杨校、虞世基、来护儿、裴蕴、郑善果诸人的儿子，共达四十余人。这说明隋王朝统治阶层中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大量涌进了反隋起义队伍，而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瓦岗军中的魏征、房彦藻、祖君彦，窦建德军中的宋正本、孔德绍、杜伏威、李子通江南农民军中的李百药等，皆是代表。僧侣为首的起义，则有扶风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的唐县宋子贤，还俗道人吴郡朱燮，以及自称“大乘皇帝”和“耶稣皇后”的怀戎沙门高昙晟和尼静宣。奴婶起义则有灵武、平凉一带称为“奴贼”的白瑜娑等。除此而外，还有各少数民族的反隋队伍，人数也相当众多，如武威、张掖一带西域胡的起义，秦陇地区的屠各胡人起义，山陕的稽胡起义，江南地区的俚、僚诸族人民起义等等。这么众多的阶级、阶层和民族，使隋末农民大起义呈现着一种波澜壮阔的图景，同时也出现了复杂多变的形势。

隋末农民起义第三个特点是地区的广泛。北至马邑（今山西朔县）、榆林（今内蒙托克托西南）、上谷（今河北易县）、渔阳（今河北蓟县）。南至高凉（今广东阳江）、苍悟（今广东封开）、信安（今广东肇庆），东自吴（今江苏苏州）、余杭（今浙江杭州）、海陵（今江苏泰州），西至武威（今甘肃武威）、金城（今甘肃兰州）、平凉（今宁夏固原）、灵武（今宁夏灵武），几乎隋王朝整个版图上都布满了各支反隋武装。这些反隋武装性质虽各不相同，其目的却都是为反对隋炀帝的暴政，推翻这个腐朽政权。但是和其它一些朝代不一样，隋末各支武装并未形成一支统一的反隋队伍，他们各不相属，各自拥地割据自雄。在这些众多的起义军中，地区比较集中的有四处：河北地区，瓦岗附近，江南地区和山陕地区。河北地区后来汇集成为窦建德起义军，瓦岗地区后来汇集为以李密、翟让为中心的瓦岗等，江南地区后来汇集成为以杜伏威、辅公袥为首的江南起义军。山陕地区农民军和地主武装错综交杂，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后来都汇集到李渊的反隋武装中，成为李唐夺取天下的重要生力军。

隋末农民起义最后一个特点是，反隋起兵往往与粮食、粮仓问题密切相联。这是与隋王朝仓储的过头政策有关的。隋朝文、炀两世，在全国大肆搜刮粮食，在各地设置大量粮仓，如卫州（今河南汲县）黎阳仓、洛州（洛阳东）河阳仓、洛阳洛口仓和回洛仓、陕州（今河南陕县）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阴县）广通仓等等，仅洛口、回洛两仓储粮即达二千六百四十万石。国家粮仓满了，广大农民却在饥饿线上挣扎。史载：“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物”。人民以致“初皆剥树皮而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槀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这种情况，迫使人民不得不起来造反，而且常常从抢国家的粮食开始。例如，马邑刘武周起兵，即因为太守王仁恭“不敢辄开仓廪，赈恤百姓”，诱惑群众起兵夺粮，“开仓赈给，郡内皆从之”。武威李轨起兵，涿郡罗艺起兵，皆以开仓赈粮以为召或“开仓以赈穷乏”。隋末最大一支起义军瓦岗军的盛衰也与隋王朝的仓储有很大关系，由于瓦岗军连克洛口、洛口、黎阳三仓，开仓赈粮，队伍迅速猛增，“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万余”，最盛时达到百万。当时名仓巨廪成为起义农民争夺的巨大目标，而也正由于瓦岗军掌握了隋王朝最大三仓，才使它成为隋末农民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隋末农民大起义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首先，这次起义推翻了腐朽的隋王朝，解脱了隋政权暴政所加在广大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它还使新建的李唐王朝，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统治政策，从某种意义说，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是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的结果。唐初统治者经常以隋亡为签戒，考虑如何调整政策。他们认为，隋朝曾经“统一寰宇，用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何以一旦土崩瓦解，归于灭亡呢？关健就在于“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面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所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才决定改革制度。其次，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尤其是又一次横扫了腐朽的士族势力，有的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说明他们狠狠打击了士族。隋末农民军还打击了寺院地主，史称“寰中法侣，尽婴涂地之灾”，“佛寺僧坊，并随灰烬”，“诸寺饥馁，烟火不续”等等，都说明这一情况。另外，通过隋末农民战争，奴婢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我们从唐代均田制取消奴婢受田的规定，可以推测到奴婢大多数通过斗争摆脱了奴隶身份，成为了一般平民。还有，唐朝租佃制的发展，也说明了通过隋末农民起义，部分农民也多少改变了依附关系。上述这一切，都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