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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

　　陆游（1125～1210）南宋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陆游自幼好学不倦，在饱经丧乱的生活感受中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20岁时与唐琬结婚，后被其母强行拆散。这种感情伤痛终其一生，《钗头凤》、《沈园》等名作即是为此。29岁时，赴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应锁厅试，名列第一，因居秦桧孙子之前，又因他不忘国耻“喜论恢复”，竟在复试时被除名。后得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和蜀州、嘉州、荣州代理通判、知州等职。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镇蜀，邀陆游至其幕中任参议官。淳熙五年，陆游诗名日盛，受到孝宗召见，但并未真正得到重用，孝宗只派他到福州、江西去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在江西任上，当地发生水灾，他“草行露宿”，亲到灾区视察，并“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不料却固此触犯当道，竟以“擅权”罪名罢职还乡。陆游在家闲居6年后，又被起用为严州（今浙江建德）知州。淳熙十五年，陆游在严州任满，卸职还乡。不久，被召赴临安任军器少监。次年，光宗即位，改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于是他连上奏章，谏劝朝廷减轻赋税，结果反遭弹劾，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再度罢官。此后，陆游长期蛰居农村，于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与世长辞。

　　陆游是一位创作特别丰富的诗人，集中存诗共约9300余首。他的诗大致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是从少年到中年（46岁）入蜀以前。这一时期存诗仅200首左右，作品主要偏于文字形式，尚未得到生活的充实。第二期是入蜀以后，到他64岁罢官东归，前后近20年，存诗2400余首。这一时期是他从军南郑，充满战斗气息及爱国激情的时期，也是其诗歌创作的成熟期。第三期是长期蛰居故乡山阴一直到逝世，亦有20年，现存诗约近6500首。诗中表现了一种清旷淡远的田园风味，并不时流露着苍凉的人生感慨。“诗到无人爱处工”，可算是道出了他此时的某种心情和所向往的艺术境界。另外，在这一时期的诗中，也表现出趋向质朴而沉实的创作风格。在陆游三个时期的诗中，始终贯串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年入蜀以后表现尤为明显，不仅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显得很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陆游的诗可谓各体兼备，无论是古体、律诗、绝句都有出色之作，其中尤以七律写得又多又好。在这方面，陆游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同时又富有自己的创作造，所以有人称他和杜甫、李商隐完成七律创作上的“三变”（舒位《瓶水斋诗活》），又称他的七律当时无与伦比。在陆游的七律中，确是名章俊句层见叠出，每为人所传诵，如“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黄州》）；“万里关河孤枕梦，五更风雨四山秋”（《枕上作》）等。这些名作名句，或壮阔雄浑，或清新如画，不仅对仗工稳，而且流走生动，不落纤巧。除七律外，陆游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当推绝句。陆游的诗虽然呈现着多彩多姿的风格，但从总的创作倾向看，还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他继承了屈原等前代诗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并立足于自己的时代而作了出色的发挥。

　　词的创作 陆游不仅工诗，还兼长词。由于他对这种诗体不甚注重，所以词作不多，现存词共有130首。他的词也风格多样并有自己的特色。有不少词写得清丽缠绵，与宋词中的婉约派比较接近，如有名的“钗头凤”即属此类。而有些词常常抒发着深沉的人生感受，或寄寓着高超的襟怀，如“卜算子”“驿外断桥边”、“双头莲”“华鬓星星”等，或苍远，或寓意深刻，这类词又和苏轼比较接近。但是最能体现陆游的身世经历和个性特色的，还是他的那些写得慷慨雄浑、荡漾着爱国激情的词作，如“汉宫春”“箭箭雕弓”、“春”“壮岁从戎”、“诉衷情”“当年万里侯”、“夜游宫”〕“雪晓清笳乱起”等，都是着一片报国热忱的雄健之作。这类词与辛弃疾比较接近。陆游在散文上也著述甚丰，而且颇有造诣。其中记铭序跋之类，或叙述生活经历，或抒发思想感情，或论文说诗，最能体现陆游散文的成就。同时也如在诗中一样，不时表现着爱国主义的情怀，如《静镇堂记》、《铜壶阁记》、《书渭桥事》等。

　　杜甫:（712--770），字子美，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他的诗激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炽烈情感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此被后人公认为“诗史”，诗人被尊称为“诗圣”。
　　杜甫一生写下了一千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这种爱国热枕，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沛。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自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不朽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忧国忧民之情，必然在其它方面也有所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从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中，作者的爱憎态度已显露无遗。

　　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但却极见功力。他还常用人物独白和俗语来突出人物性格的个性化。

　　杜诗在刻画人物时，特别善于抓住细节的描写，如《北征》中关于妻子儿女的一段文字就是非常突出的例子。

　　杜甫诗风多变，但总体来看，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

　　苏轼，(1036-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湄山人。东坡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属文日数千言，一○五七年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致仕。在朝期间，时值王安石推行新法。

　　东坡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书力陈新法之害。书曰：「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穷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要求神宗权衡轻重，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要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神宗阅书后，特单独召见东坡，倾心而谈。东坡对曰：「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其言隐指安石，要神宗提防。神宗悚然有省地说：「朕当详思之。」但苏轼的直谏也因此得罪了安石，遂被请出朝廷。在外期间，因心怀不平，常以诗论讽，又引起小人的讪谤，被捕入狱。安石欲置以死地。神宗念其忠心，又怜其才华，不忍深罪，遂以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执掌地方军事的助理官）安置。安石死后，司马光任宰相，苏轼复入朝，升为翰林学士（皇帝身边的顾问兼秘书官），但终以才高言直，为权臣所忌恨，历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琼州（今海南岛）、杭州等地，建中靖国元年（一一○一年）死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传」评述其一生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排挤，不得安于朝廷之上。」寥寥数语，概括出了苏轼的仕官生涯和高尚人格。

　　东坡家世奉佛。他自叙说父亲苏洵与母亲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受家庭影响，东坡自小就接触了佛教，在《子由生日》的诗中，他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说明了早在与其弟子由同学的少年时代，就开始读佛教书籍了。父母死后，东坡曾施舍家中的字画和母亲的首饰用作佛事，为父母超度。并撰写赞颂文说：「佛以大圆觉，充满河沙界。我以颠倒想，出没生死中……愿我先父母，与一切众生，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人人无量寿，无往亦无来。」（《居士传》）传二十六）

　　居官期间，每至一处，东坡都要与高僧共游，从其参禅学佛。东坡一生结识的禅僧很多，其中以东林常总、大觉怀琏、玉泉承皓和佛印了元禅师最为密切。苏轼学佛名句「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便是他与常总「论无情话」，有省而作的诗偈，（《五灯会元》卷十七，《内翰苏轼居士》）以此表明对禅学的见解。大觉怀琏是东坡在杭州期间结识的禅僧，后来两人成了方外之友。在荆南（今湖北江陵）时，听说玉泉承皓禅师有机锋，一般人难以相接，从来自负的东坡便想亲自去较量一下。一次他微服出府，进寺拜见。承皓见问：「尊官高姓？」东坡答：「姓秤，乃秤天下长老的秤。」皓禅师大喝一声说：「请问这一声喝叫重多少？」东坡哑口无对，遂谢罪礼敬，从之参学。（同上）贬谪黄州期间，东坡又与佛印了元建立起亲密关系，并留下了很多趣闻佳话。有次东坡作了首偈曰：「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自以为体现了较深的禅学功夫，便派人把偈子呈给住在江对岸的佛印禅师。禅师看后在上面批丁「放屁」两个字，就让人把偈子带回去。东坡看到批话，一时无名火起，遂乘船渡江亲自来找禅师，当即责问禅师何以秽语相加。禅师听说呵呵大笑，说道：「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东坡一时省悟，方感自愧不如，叹服不已。（参见赖永海《佛道诗禅》第六章，《五灯会元》卷十六《云居了元禅师》）

　　东坡自到黄州后，便素食斋戒，每天诵经念佛不断。黄州城南有安国寺，东坡每隔几天便要朝拜一次；每次都要焚香默坐，克己悔过，良久，自觉身心皆空，精神怡然。晚年时，随行无他物，惟有一轴阿弥陀佛像不离身边，说「此吾往生公案也。」（《居士传》传二十六）。尝言前生是僧，临终前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要以僧人之礼葬之。（《中国佛学人名辞典》第六百四十九页）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原名巩祚，浙江仁和人。苏、松、太道丽正子。
　　幼聪明，能读等身书。又获闻其外祖段茂堂六书音韵之学，自视甚高。故事，凡翰詹科道子弟，别为官卷，较民卷易入彀。君顾不屑藉门荫，以县学生就民卷中式嘉庆戊寅恩科本省经魁。屡上春官不第，狂名满天下。既购洞庭别业，又买昆山徐侍郎秉义故宅居之。道光己丑成进士，以不工书，不得入翰林。用知县，改内阁中书，擢礼部议制司主事。丁父忧归，掌教云阳书院，膺暴疾卒。

　　其为学，务博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广引，己说得申乃已。治经始由训放，继及刘申受、宋于庭游，闻常州庄氏说，则转好今文之学。然所造顾不深，亦疏家法。惟所作《古史钩沉论》谓：“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与章实斋“六经皆史”之主张相近。又熟习掌故，通蒙古文，长于西北舆地，旁逮诸子道释金石术数，莫不贯串。为文瑰丽恢诡，诗亦奇境独辟。著述极富，惜多佚弗传。后人裒其遗集，仅存十有八卷。外《太誓答问》一卷、《春秋决事比》一卷，收《经经解》中。

　　林升我实在是不太了解 实在抱歉了 呵呵

杜甫《三历》《三试》

楼上的写论文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