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申君是屈原的弟子吗:什么是比较史学

比较史学，顾名思义就是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所谓历史比较研究，就是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和验证对历史的认识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历史比较研究在酉方从史学诞生的那天起就已经出现了，希罗多德、塔西陀等古典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就曾运用过比较的方法，近代历史学家也都不同程度的把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加以纵向和横向的对比，通过对比来说明他们庞大的思想体系。孔德把比较研究作为探求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主要方法，并列举了比较研究的三种方式，这是对历史比较方法的最早的理论探索。但比较研究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系统的史学流派却是20世纪初的事情。

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为历史学家所接受。1900年，在海牙召开了“国际比较历史学代表大会”，这标志着比较史学作为一个史学流派开始出现。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是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布洛克在1928年发表的《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外文中，提出了比较完善和系统的比较史学的理论。他认为历史比较研究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象之间要有一定的类似性，二是要有一定的共同点。比较研究在历史学中大致有三种用法：验证和解释假说；发现不同社会的独特性；提出新的问题。布洛克还身体力行，写出了《封建社会》这部被认为是历史比较研究典范的著作。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当代历史学家之所以非常重视比较史学，皆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布洛克的教导和他作出的榜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较史学进人了新的发展阶段，历史学家把历史比较研究的范围从欧洲扩大到全世界；更多地注意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在整个西方兴起一个比较史学“热”，专门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1952年，联邦德国史学家阿尔诺和安内利赛出版了《比较世界史》一书，受到广泛欢迎。1958年，一些西方史学家在荷兰海牙宣布成立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会，并出版了《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季刊。史学家还加强了在比较史学方面的国际合作，50年代以来的历次国际史学家大会都有比较史学方面的议题。1980年，在西德召开了战后社会历史比较讨论会；1982年，在葡萄牙召开了比较历史社会学讨论会。

60年代中期，比较史学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1966年，美国出版了两部比较史学巨著，轰动世界。一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历史的研究》；另一部是巴林顿·穆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主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现代化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不是以经济为标准，而是以社会结构和政治为标准，把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分为七类八．英国、法国；2．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3．西欧。北欧、东欧；4．拉美；5．苏联、日本、中国；6．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北非；7．中南非洲和亚洲少数地区。名次越前，现代化程度越高。这部书的观点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但在当时却代表了比较历史学的最高水平。布莱克后来还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对日本、德国、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76年，他出版了《比较现代化论文集》。

穆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也是探讨现代化问题的，但是他不像布莱克那样注重国家结构和文化传统，而是注重社会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的作用。他认为世界各国现代化走了三条不同的途径：1．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向资本主义民主制；2．通过上层改革走向法西斯主义；3．通过农民革命走向共产主义。穆尔的书出版以后，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先后再版了9次，和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埃米尔·德克海姆的《论自杀》并称为本世纪社会科学三大名著。

在布莱克和穆尔之后，更多的学者参加到比较史学的行列，1968年，历史学家伍德沃德主编了一本《美国史比较探讨》论文集，共收人论文24篇。1978年，在第93届美国史学会年会上，比较史学成为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1980年10月号、12月号和1982年2月号的《美国历史评论》杂志还先后开辟了“比较史学的理论与实际”讨论专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比较史学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对比较史学进行方法论上的探讨。这些探讨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比较史学的分类问题。有关这一问题最具代表性的论著是哈佛大学教授斯哥克波尔1980年在《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历史比较在宏观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她把最近十几年来美国发表的比较史学著作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历史实例的对比来证明某一理论的观点；第二类是通过历史比较来发现某一具体事实的特性和影响；第三类是通过历史比较进行宏观的因果分析。斯哥克波尔还对每一类历史比较著作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用大量实例作了说明。

第二，比较史学的意义和作用。穆尔在《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指出，历史比较研究有三个优点，一是导致提出有用的问题；二是从反面检验已被接受的历史解释；三是推导出新的历史结论。1985年，美国史学家格鲁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比较史学有四种用途：可以使我们看到单一结构中不太明朗的问题；为需要探讨的历史问题下更精确的定义；确定适合于某一历史问题的史料和方法；对某一理论和历史的因果关系作出说明。格鲁还强调指出，不见得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必须应用比较方法，而且应用历史比较方法也不一定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即使是拙劣的历史比较也比其他错误形式的历史研究更能启发读者去进行有益的思考。他还认为，是否应用历史比较方法，决定于历史学家是否具备探索的精神和开放的态度。格鲁的这番话使许多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深受鼓舞。

第三，比较史学的问题。美国的史学家们在肯定比较史学功用的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比较史学目前存在的一些弱点：从事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在整个历史研究的队伍中属少数，主要是由于美国大学生的专业设置相对狭小，也没有相应的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全国又缺少独立的比较史学杂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学家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积极性；比较研究往往缺乏深度，主要表现为某些学者知识面的狭窄，总是根据自己是否熟悉来选择比较对象，方法上也过于简单，许多著作都是先陈述一个事实，再陈述另一个事实，最后以一个简单的结论概括异同。因此，历史学家应当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提高理论素养，加强方法论的训练。尽管如此，美国史学界对比较史学的前景仍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大多数史学家认为，历史比较研究是史学进步的标志，因为它冲破了几百年来危害史学发展的地理上和方法上的狭隘主义，代表了当今科学走向综合的时代趋势，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摘自：高等教育出版社《高校世界史配套教材·现代卷》

较史学是什么，或许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因为现在它既被看做一种史学方法、史学观念、史学流派，又被看做是一个史学分支学科。如在《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一书中，比较史学（还有口述史学、计量史学）就与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城市史、家庭史等学科并列。但前者与后者有明显的区别，即比较史学连同口述史学、计量史学并没有特定的实体研究对象；而后者即便很宽泛，彼此有渗透交叉，其大致范围和内涵的实体性也是可辨的。如政治史的对象是历史上所有的政治现象，家庭史研究的是历史中的家庭关系、家庭生活等；比较史学的对象则是所有可以比较的历史现象。实际上，比较史学是一种特定的史学形式，它同分析史学、叙述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等是一个层次的，在分类上不同于或高于像政治史、社会史那样的史学分支。严格地说，比较史学更多地是一种史学方法、史学观念，它可以形成一个流派，但却不是实体性的史学分支学科。

或许将史学分支学科分为实体性和形式化两个层次，会使史学学科的分类更合理。这样，史学的实体性分支学科包括：政治史、社会史、妇女史，等等；史学的形式化分支学科有：比较史学、实证史学、叙述史学、分析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甚至微观史学、宏观史学，等等。

比较不是一般的史学方法和史学观念，而是最基本的，即舍此史学就无法存在的方法和观念。尽管比较史学这一概念出现于现代，西方公认的比较史学之父是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其代表作是《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1928）和《封建社会》（1929），但作为方法和观念的比较可以追溯到中外史学的最早的作品中，尽管那时的比较可能是不自觉的。如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叙述希波战争时就认为，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优越于波斯帝国的专制制度。如果说，希罗多德对政治制度的比较还不明显，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比较已相当成熟。该书考察了希腊100多个城邦的政体，比较了君主、贵族和共和三种基本的政体模式，称其为比较政治史专著也不为过。

比较于史学是自然内在的，自然到呼吸之于生命一样。比较贯穿于史学的全部过程，无论你选择什么题目，都逃脱不了比较；因为选择史料需要比较，历史叙述本身就是比较，而历史评价更是比较的结果。史学中的比较是必然的，决不是你在做中外、古今等时空大跨度的研究时才需要比较。凡史学家使用革命与反动、进步与保守、发展与变迁，甚至强弱、高低、多少等词汇之处，都是在比较。没有比较的史学是无法想象的。

比较是最自然的，但却不是最简单的；相反，确是最见史学功力的。常见的比较大多是将现象分类堆砌，而没有透视出其本质。这样的比较再细致也意义不大。如果有人讲出两个事物如两个议会之间本质的不同———民主与专制，这样的比较就是本质性的和有意义了。如果他还进一步分析这两个议会差异的原因，使读者看到了这两个国家甚至两种文化的区别，这样的比较就很难得了。所以，有影响的或有启发性的史学大作大多是比较性的，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M.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安德森的《从古代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等都是比较史学的典型。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时，脑子里也充满了与法国的对比。史学名著中的比较案例是作者功力深厚和知识丰富的一种自然流露，成功的比较一定要熟悉至少两个以上的研究领域或对象，这不是初学者类比模仿可以轻易达到的。

没有什么绝对可比或不可比的东西，可比不可比取决于作者的目的。教科书上说，比较只能在同类事物间进行，不同类的东西不能比。也就是说，政治只能比政治，文化只能比文化。这种说法固然没错，但对史学研究来说，如同知道了ABC不等于会英语一样。因为，比如政治差异的原因是不可能在政治本身中找到的，导致政治现象的因素太多太复杂了，不仅东西方政治环境不同，就是西方不同国家之间决定政治的因素也不一样，就政治论政治只能是简单和机械的类比。另外，可比不可比取决于背景，在一般史学分支学科中，猴子和人的生活环境显然是不可比的，但如果在生态史或环境史中，这样的比较就不无意义。相反，普京和布什似乎是可比的，都是大国的元首，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比如在政治史领域却很难相比，因为俄国和美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大不一样。总之，如果让我谈可比性问题，我更愿意不设前提而看结果，只要他的比较结论对人们观察社会、理解历史有启发，其比较就是可行的。

比较史学是深化历史认识的一种手段。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规律的片面认识，史学比较的总体倾向和最终目的一般是求同，即验证规律。为此，我曾在一篇有关权利的短文提出“比较应重视求异”，虽然这是在特定环境下说的，但我的确对求同的普遍倾向有看法。有一次会下，我请教北师大的刘家和先生：“比较史学的最大价值究竟是求同，还是求异？”刘先生回答：“恐怕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这一回答使我想了很多，史学中的比较无非是纵横两类，纵的是自己跟自己比；横的是自己跟别人比，或拿别人和别人比。比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更好地认清：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史学认识的横竖坐标，比较史学作为历史认识的一种工具、手段，就是帮助人们为历史事件和人物定位。

如何看待比较史学。一方面，史学离不开比较，只有通过比较才会有鉴别、有评价、有启发。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史学比较的结论是相对的，因为历史环境不可重复，史学结论也就不可验证，况且史学结论本身往往也是有争议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历史比较的双方永远也不会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比较总是不公允的。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和布什作为总统是不可比较的原因。即便是普京比叶利钦，布什比克林顿，结论也不能绝对化，因为他们的时代背景是不同的。尤其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历史比较结论更应持慎重态度，于彼有利的，不一定于我有利；长远看有利于我的，短期不一定如此。严格地说，史学包括比较史学的意义不是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深化对过去的认识和理解，为的是在现实中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