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银行加油卡:谁能介绍一下顾炎武的主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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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主要思想

1.1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爱国主义思想 顾炎武的世界观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认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1];又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2]……正是如此,顾炎武提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3]的爱国主张,他认为:“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4]。先生认为对自然界是执“物”,对社会是研究客观的社会关系(虽然先生简单地把它看作是人伦理关系),并且主张把认识见诸行事,以解决“当务之急”,以“兴天下”。顾炎武的“经世致用”观点、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人的教育影响甚大。

1.2对理学的正面批评 宋明至清,理学作为正统的教育思想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行为。顾炎武生活在明朝覆亡、清朝初兴的社会动荡期,通过深入的观察和调查,对理学的空疏无用较早地提出了强烈的最彻底的批评。他指出:“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5];并对这种理学教育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6]。他认为“天下”是“匹夫”的“天下”,社会“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7],对于“正风俗”,顾炎武则提倡了“行己有耻”[8]的道德教育。

1.3“行己有耻”的道德教育观点 顾炎武认为:“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9]首先在与人人“行己有耻”。他指出:“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10]而“行己有耻”,则应“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11];“行己有耻”作为立身之本,应在人的日常生活、行动实践中形成,即“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12]。他认为“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13]。

因此清朝开博学鸿词科和明史馆时,顾炎武坚决不仕,他说“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14];而对弟子,则告诫曰“不登权门,不涉利路”[15]。

1.4“多学而识”的治学主张 何谓“多学而识”[18]?顾炎武认为:学习在于“博学于文”[17]、“好古敏求”[18],“在于得理而验于事物”[19]。

“博学于文”即为“自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20](《与友人论学书》),应读“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21],应“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22],并指出:“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23]。“好古敏求”,应做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24],“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是非之所在”[25]。顾炎武还认为:学习“在于得理而验于事物”、“下学而上达”[26]。人若“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终无济于天下”[27]。

因此,炎武先生一生能“足迹半天下”,能“取天下书遍阅之……,并一一考据” [28];其所到之处,必寻人“问其曲折”,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29],“择其宜于今者手录”[30]。《日知录》则是炎武先生尽平生之志,广求师友,重视实地考据,以笔记形式著作的读书心得,其内容遍及经义、政事、史地、艺文、兵事、天象、术数等,其考据之精审,见解之卓越,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

1.5“经世致用”的教育改良主张 顾炎武作为明清民主思想的著名启蒙者之一,他痛恨“无本之人”[讲“空虚之学”。他认为教育应改良人性、改良社会,昌明人道、改变政治,促进天下兴,即教育能“经世致用”。在《病起蓟门当事书》中说:“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后而已”。他指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31],“凡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32]。

1.6崇尚创新的独特见解 炎武先生认为“为学”与“兴天下”,皆应勇于开拓,敢于创新。针对当时科举制度下的教育,他认为“八股文之害,巨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更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33],若“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矣”[34];他指出:“天下之才,日生而无穷也,……天下之人,无问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35]。

就“为学”,炎武先生认为:“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在于道,……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36](《初刻日知录自序》);他指出:“文章无定格”[37],“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欢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38]。观先生一生之治学成就,其不仅首创古音学,更重要的是先生以他的治学行为和精神开创了清代“朴学”新风。

顾炎武的主要思想:
答案:1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爱国主义思想 顾炎武的世界观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认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1];又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2]……正是如此,顾炎武提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3]的爱国主张,他认为:“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4]。先生认为对自然界是执“物”,对社会是研究客观的社会关系(虽然先生简单地把它看作是人伦理关系),并且主张把认识见诸行事,以解决“当务之急”,以“兴天下”。顾炎武的“经世致用”观点、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人的教育影响甚大。

答案来源于:略论顾炎武之教育思想

江苏省昆山市 吴大棣

[作者序] 对顾炎武的最早“认识”,同其他人一样,认为顾炎武是一个伟大的爱国学者(如吴晗等)、明清时的杰出思想政治家;几年前偶得顾炎武的一些诗文,前年听得邻居在背诵炎武的生平轶事,不久又借得《顾炎武年谱》,于是萌发了有关顾炎武教育思想之研究的想法。炎武先生的教育思想,一方面如许多古代先哲,其哲学思想、爱国思想、教育思想等往往相互交织包容,无独立体系(专著);另一方面,因炎武先生不愿“聚众徒讲学”,因而有关的研究,则较多把他作为爱国学者且较多地带着通俗的色彩。然而,作为中华七十二人伟人之一、世界百名历史名人之一顾炎武,其对后人教育影响之大,这使我们有必要从“教育家”角度来审视先生的一生,潜心研究其为学宗旨、方法、风格及观点等所构成的教育思想理念,并继承弘扬。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面墙”“独学”,难免孤陋寡闻。拙作《略论顾炎武之教育思想》也难免讹误,敬请诸位批评指正

顾炎武(1613—1682年)初名绛,字宁人,自改名炎武,史称亭林先生,昆山千灯人。明鲁王时官兵部职方郎中。早年“钞读”经书,关心国家和社会兴衰;中年游山川走天下,“博学审问”,“古人与稽”,遍阅天下之书;入清以后,坚决不仕,誓死拒绝了清朝开博学鸿词科和明史馆时对他的征召;晚年定居于陕西,仍早读晚诵,反复寻究,终成章通达、著书立说,为后人所敬仰。

炎武先生的一生,旨在“明学术”、“正人心”、“以济天下”,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励,以自己的实践行为和实际行动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正如人们所说的:炎武先生“首先是骨气的坚强的爱国主义者,其次才是有伟大成就的学者(吴晗)”,炎武先生“不仅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梁启超)”。

1 顾炎武的主要思想

1.1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爱国主义思想 顾炎武的世界观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认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1];又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2]……正是如此,顾炎武提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3]的爱国主张,他认为:“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4]。先生认为对自然界是执“物”,对社会是研究客观的社会关系(虽然先生简单地把它看作是人伦理关系),并且主张把认识见诸行事,以解决“当务之急”,以“兴天下”。顾炎武的“经世致用”观点、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人的教育影响甚大。

1.2对理学的正面批评 宋明至清,理学作为正统的教育思想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行为。顾炎武生活在明朝覆亡、清朝初兴的社会动荡期,通过深入的观察和调查,对理学的空疏无用较早地提出了强烈的最彻底的批评。他指出:“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5];并对这种理学教育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6]。他认为“天下”是“匹夫”的“天下”,社会“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7],对于“正风俗”,顾炎武则提倡了“行己有耻”[8]的道德教育。

1.3“行己有耻”的道德教育观点 顾炎武认为:“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9]首先在与人人“行己有耻”。他指出:“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10]而“行己有耻”,则应“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11];“行己有耻”作为立身之本,应在人的日常生活、行动实践中形成,即“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12]。他认为“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13]。

因此清朝开博学鸿词科和明史馆时,顾炎武坚决不仕,他说“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14];而对弟子,则告诫曰“不登权门,不涉利路”[15]。

1.4“多学而识”的治学主张 何谓“多学而识”[18]?顾炎武认为:学习在于“博学于文”[17]、“好古敏求”[18],“在于得理而验于事物”[19]。

“博学于文”即为“自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20](《与友人论学书》),应读“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21],应“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22],并指出:“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23]。“好古敏求”,应做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24],“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是非之所在”[25]。顾炎武还认为:学习“在于得理而验于事物”、“下学而上达”[26]。人若“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终无济于天下”[27]。

因此,炎武先生一生能“足迹半天下”,能“取天下书遍阅之……,并一一考据” [28];其所到之处,必寻人“问其曲折”,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29],“择其宜于今者手录”[30]。《日知录》则是炎武先生尽平生之志,广求师友,重视实地考据,以笔记形式著作的读书心得,其内容遍及经义、政事、史地、艺文、兵事、天象、术数等,其考据之精审,见解之卓越,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

1.5“经世致用”的教育改良主张 顾炎武作为明清民主思想的著名启蒙者之一,他痛恨“无本之人”[讲“空虚之学”。他认为教育应改良人性、改良社会,昌明人道、改变政治,促进天下兴,即教育能“经世致用”。在《病起蓟门当事书》中说:“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后而已”。他指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31],“凡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32]。

1.6崇尚创新的独特见解 炎武先生认为“为学”与“兴天下”,皆应勇于开拓,敢于创新。针对当时科举制度下的教育,他认为“八股文之害,巨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更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33],若“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矣”[34];他指出:“天下之才,日生而无穷也,……天下之人,无问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35]。

就“为学”,炎武先生认为:“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在于道,……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36](《初刻日知录自序》);他指出:“文章无定格”[37],“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欢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38]。观先生一生之治学成就,其不仅首创古音学,更重要的是先生以他的治学行为和精神开创了清代“朴学”新风。

2 顾炎武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明清时期顾炎武抱着“救世”、“兴天下”的“经世致用”宗旨,坚持立志务本、“行己有耻”的为学准则,一生踏实求真、“博学于文”,一生崇尚精研、勇于创新,在“读书——调查——创新”的为学行为实践中完成了自我超越。顾炎武为学宗旨、为学方法、为学风格及为学观点等,构成炎武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这对我们的现代教育有着新的启示。

启示1 基础教育体系的整体改革重要的是要对基础教育督导评估体系(主要是升学考试)进行改革。明清时期的顾炎武,从人才得失、国家兴衰就对科举八股制度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矣”,“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异之才出矣”[39],这对我们当今改革素质教育的督导评估,仍有弥足珍贵的启示。

纵观当今的基础教育,我们仍然将升学考试作为评价中小学教育工作的“唯上”指标(升学考试好了,这个学校一定好,这个校长一定行),同时我们在教育实践行为中升学考试的选拔性,唯“高分”至上。考试纲要、考试指南、考试题典等各类升学考试资料弥天盖地,其在教学教育实践、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价值是否有效的发挥体现呢?如炎武先生所述:“时文之出,每科一变,……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40]。

因此,在素质教育中,我们应该真正落实“以学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学生基本素质发展为目标,制定并实行全面的基础教育督导评估标准,引导整个社会用正确的标准去评估学生的素质、教师的教学和学校的办学水平,用全面的、动态的、多样的测试考评一个学校的教育效益、评价学生的成功是否。

启示2 多育并重、全面发展中还应该以德育为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多少年以来人们总是以这一响亮的口号自我勖励,并充分认识到“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在当今的素质教育中,教育应该回归到人、社会、国家的三者关系之中,教育应使人的自我价值、社会价值达到实现,使人在立志、务本、求真中完善自我并超越自我。

因此,“毫无疑问,学校教育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抓好教育和青少年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否取得成功”(江泽民);也如炎武先生所述:“……仁义充塞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41]。在社会国际化趋势日益强化的今天,我们的素质教育应该在道德素质、科学素质、社会生存素质等方面加强实践和研究:我们的教育者(教师)应该淡泊名利,要使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先进思想的拥护者和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如炎武先生所述:“夫天飞之士,有道德而不愿仕者,则为人师”[42];我们的教师应该在教育实践中能身体力行,提高自己以及受教育者的社会认知能力,形成善于理解和吸收符合人类利益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我们的基础教育应该以培养道德认识力和判断力来代替灌输和背记道德规则知识的教育,向青少年一代提供基本的人生价值线索,或创设必要的场景,通过实践引导,使他们形成相应的德性和健全的人格;我们的学科教学应该真正做到既教书又育人,在奠定他们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培养他们诚信的品质、创新的意识和“慎独”的能力等。

启示3 素质教育的着力点在于师生教与学行为实践的继承和创新。在“应试教育”惯性作用和影响下,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生活实际发展的需要和人自身实际发展的需求。我们的教师只是简单地袭用他人设计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去机械完成他人预计的知识学习的传——授,使教与学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行为,使教育变成了复制。而素质教育,视教学是一种认识与实践,视教学是一种发现与探索,视教学是一种创新,故而素质教育的着力点应在于师生教与学行为实践的创新,正如炎武先生所述:“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

在教育创新的改革和实践中,我们的教师要成为一个能不断吸取科学所提供的新知识、在教育教学中能积极实践运用和论证提高、并能够发现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教育教学方法的探索者、实践者和研究者。因此,教师首先要改变传统的“教书”的行为,在研究学生的实际生活情况(身心健康、已有的生活经验和认知能力等等)、研究教材的认知结构特点、认识自身的认知特点和风格、借鉴他人成功的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重组和整合,创造出各种高水平、个性化、高效益的教学方法模式。其次,教师在培养青少年一代的求真精神、创新意识过程中,应让学生学会做“学问”、学会实践,教会他们能在先人基础上开创未来生活的方式。因此,我们的教师应该指导改变学生的学习策略,使学生在接受“传统”方法(如博学强记)的基础上发现传统之“先见“(如实践创新),并能与未来发展(如信息筛选)相对接,引导和促进学生能在虚拟现实世界(多媒体、网络提供)、经验世界、语言文字世界中将学习实践活动和学习经验进行有机整合,提高他们在信息时代的学习和研究能力,丰富并提高他们的学习生活质量。

附:顾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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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绛,明亡后改为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清之际史学家、思想家。近代学者梁启超称顾炎武为“清学开山之祖”。

顾炎武治学范围广阔,著作甚多,其中最有价值的代表作品是:《日知录》、《音学五步》、《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以及后人编辑的《顾亭林诗文集》。这些著述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和思想成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历史学的研究:顾炎武的历史研究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把历史和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体现了他胸怀祖国、志在经世致用的伟大抱负。古为今用,是贯穿顾炎武史学思想的一根主线。他认为研究历史,编纂史书,其目的就在于“鉴往所以训今”;又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他强调写《日知录》就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经学的研究:也是旨在经世致用。他把经学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认为,不但《春秋》是史书,而且“六经皆史”,从而否定了儒家经典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种思想为清代中叶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所继承,章氏鲜明地提出了“六经皆史”的主张.顾炎武在清初从事并提倡经学研究,他的目的还在于,用朴实的经学去反对空谈心性的理学、心学。他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指佛学)也”。他主张“鄙俗学而求六经”,“务本原之学”。也就是说:俗学化的理学应该鄙弃,而要真正研讨六经,必须着眼于本原之学。在他看来,考究历代制度,重视当代政务,关心修身治国,这才是为学之本。顾炎武这些主张,促进了明末以来的反理学斗争,对清代的经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音韵学的研究:在清代,顾炎武是系统地研究上古音韵的第一个人。他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他潜心于古音学研究,历时三十年,撰成《音学五书》三十八卷;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清代第一部音韵学杰作。

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发动荡之中,顾炎武以其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宣告了明末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他一生不屈服于恶势力的反抗精神,强烈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积极思想,卓越的、多方面的学术和思想成就,使他无可争辩地受到当时及后世的称赞和纪念。

顾炎武(1612或1613一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绎,字忠清,曾自署蒋山佣。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曾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致力边防和西北地理研究。在哲学上,赞成“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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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顾炎武之教育思想

江苏省昆山市亭林中学 吴大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