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票是什么会计科目:鲁迅为何弃医从文？

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有这样的文字——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在鲁迅的《呐喊》自序中有这样的话——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从这些鲁迅的文章中，可以看到鲁迅所以学医（医治像父亲一样痛苦的病人），而后又所以弃医从文，已经比较明晰了。

一是匿名信事件，二是看电影。

这两件事对探索救国救民之道的鲁迅刺激很大。匿名信事件使作者深感弱国弱民倍受歧视的悲哀，激发了作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为拯救民族、富国强民的斗争精神。“终于这流言消灭了”，鲁迅的正义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看电影事件”更深深地刺激了鲁迅。他极为沉痛而愤慨地写道：“中国是弱国……也无怪他们疑惑。”用这样的反语来表达作者的自尊心所受到的挫伤，思想上所受到的极大的震动，以及改变志向，弃医学文的决心。是因为中国民众的 愚昧、麻木，使他深感医学只能解救病人肉体的苦痛，要真正解救自己的民族，首先要救治 人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鲁迅的这种将个人的志愿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精神，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治病不足以救人，要救人救国必须从精神上彻底唤醒麻木的民众。

主要因为他深感学医只能医治人的躯体，而无法让当时中国四万万同胞在思想上有质的突破，真正意识到自己乃至国家穷困落后的真正原因，所以他希望拿起笔作自己的武器，向愚昧落后的思想开刀。《狂人日记》、《药》等都是此类文章。

学医能虽可救人，但不可救国！！

医生最多只能救人于生死...却救不活人的思想...

非常伟大的行为啊...现在有谁人能这么做啊....又谁能做得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