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人公仔如何做的像:请明者介绍一下红军中凯丰的情况。谢谢！

张国焘的初步检讨——凯丰发表批判长文——罗瑞卿考察四方面军部队——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斗争扩大化——延安红大“暴动”事件——毛泽东为许世友等人平反——陈昌浩检讨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徐向前的反思——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自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便开始了批判张国焘的准备。最初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当红军总部人员随朱德、张国焘到达保安后，毛泽东会见了一些干部，了解情况。王维舟同志回忆：在保安，他与刘伯承同志一起去见毛主席，他向毛泽东当面报告了张国焘的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对他们的歧视打击的事实。毛泽东对王维舟说：目前因红四方面军在甘北尚未完全过河与中央会合，同时红四方面军干部还未完全认识到革命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望你准备。同时还嘱咐他要暂时保密。

张国焘来到中央后，虽然还保留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除了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些具体事情都不管了。他已经不能像当初在红四方面军中那样说一不二，称王称霸。这期间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与张国焘谈了几次话，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对中央有个交代。他自己也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于是张国焘在1937年2月6日写了《从现在来看过去》一文，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检讨，承认了五点：

第一，没有充分估计到五次“围剿”中的客观情况，五次“围剿”中敌人采用战略战术的特点，和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这样就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

第二，在中央红军突围成为必要后，敌人追击的严重性，远过于红四方面军西征时敌人所给予的压迫，对于这点，估计也是不足的。这就抹杀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一个数量很大的红军的万里长征，减员是不可避免的情况，终于达到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和大批干部的保存，正是表现着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在这一点上不应当超出党中央决议上的批评。

第三，因为有了上述两个观点，同时对五次“围剿”所受的损失也估计过分，就发生当时对中央所提出战略方针的怀疑。虽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中央北上之方针了解成为这不过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争的实际，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另一战略的意见。

第四，同样对于中央苏区对党、苏维埃和红军各方建设工作所获得的成绩估计不够，并对中央同志根据中央苏区经验所给予四方面军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表示不接受和误解。

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到阻碍的条件下，以为北上既然会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倒不如乘虚南下。因此，成为北上和南下的对立，红军分开行动，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张国焘用晦涩的文字很不情愿地承认错误。当初他骂中央是“逃跑”，现在换成了“大规模运动战”。他另立中央，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仅仅说成是“组织上的对立”。如此的轻描淡写，文过饰非。涉及要害问题，张国焘仍然不肯认错。

对南下北上之争，他说：“假若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

对分裂的责任，他承认：“那时党中央直接领导一、三军团北上，的确是贯彻北上方针的正确行动。指斥为逃跑路线，就是绝对错误。就是红军分开行动也不应由北上主张者负责，而应由南下主持者负责。”

对另立“中央”，他承认：“最严重的错误是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表现，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所不应有的。”

总而言之，张国焘对自己的评价是：“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起到12月决议时止，这一段时间中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虽然12月决议开始了转变，没有再继续这一错误，向着和党一致的路上转变，但这一过去有过的错误，是应当严重指出的。”

张国焘的第一次检讨，中央是不满意的。1937年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文章——《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文章分为13部分，涉及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南下北上问题，一、四方面军团结问题，党的建设，肃反，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我们限于篇幅，无法引用凯丰的全文。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中央在川西北时就与张国焘争论过的，我们在前面也叙述过。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凯丰透露了一些以前没有提及的内容，反映了中央对张国焘的问题的基本态度。

关于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的问题，凯丰写道：“当中央发觉国焘私自给徐、陈南下密电时，曾详述南下的不利，并劝其仍率队北上。但国焘当时毫无转机，中央不得不再电国焘。……国焘同志对中央的电报，完全不采纳。于是中央给徐、陈指令，并给国焘指令，命令总政委立即率左路军向阿西、巴西、班佑开进。”他还写道：“北上战略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不经过中央政治局，没有任何人有权力改变这种方针的。国焘身为政委应当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可是国焘却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略方针，这还有什么政治委员的资格？……以这样一个糊涂的政治委员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张国焘错误的性质，经凯丰这样一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焘给徐、陈的南下电报，陈昌浩都给中央看过，所以中央才与张国焘争论了好几天。但是还从未听说四方面军哪个人说要“武力解决中央”。凯丰这篇文章是批判张国焘过程中最早提及“密电”和“武力解决中央”问题的，从而给张国焘的错误上纲到“路线斗争”。

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凯丰更是大加讨伐。他写道：“国焘的军阀主义表现在下列问题上：第一，红军中的肉刑制度发展到顶点。因为没有阶级的、自觉的纪律，不得不依靠打骂枪杀以维持命令的执行。随意可以打人，随意可以枪毙人，这在过去四方面军中到处可以看到的。第二，对居民的纪律不是建立在与居民的亲密联系上。因为红军是工农的、人民的军队，他们不是高踞在人民之上的。第三，愚民政策。不教育红军干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而只要他们服从、盲从。第四，培植传令兵系统。这多少是从冯玉祥军队中学来的。”

在这篇长文章的结尾，凯丰给张国焘下的结论是：“国焘同志所代表的这种政治路线，是苏维埃运动中所产生的形式，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的路线。他的客观根源则由于中国的军阀制度和农民狭隘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的反映。他的主观原因则是由于国焘同志有过去错误的根源。在四中全会时，国焘曾反对这种错误，但他没有彻底肃清他的错误。在与中央隔离，在没有中央的领导之下又发展起来。而成为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路线和军阀、土匪主义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