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盘控件:洗星海的事迹

一、从渔村走进音乐的殿堂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6月13日出生于澳门。父亲冼喜泰曾做过水手,后以捕鱼为生。冼星海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黄苏英寄居在外祖父家。1911年,外祖父逝世,母亲带着他去了新加坡,靠做佣工谋生,并供他读书。对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冼星海铭记在心,永生不忘。后来,他根据母亲口述的词,谱写了歌曲《顶硬上》,献给母亲,表达自己对母亲一生坚韧顽强的生活态度的歌颂。从10岁开始,他先后在英国人办的学校学英语,在华侨办的学校读书,并接受了最初的音乐教育。1918年,他到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后升入大学预科,前后半工半读六年。他酷爱音乐,利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音乐,参加学校乐队活动,演奏小提琴和单簧管,担任过指挥,享有“南国箫手”的美誉。1925年他只身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同时在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兼任图书管理工作。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后来,他参加了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29年7月,冼星海发表了《普遍的音乐》一文,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因此,他号召学习音乐的人要“好好地用功”,要“做普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且要吃普通人所不能吃的苦”,“做一个真伟大的人,不是做一个像伟大的人”。“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

　　1929年夏,冼星海因参加学潮而被迫退学。当年冬天,他启程前往异国求学,靠朋友的帮助和在船上做苦工,于1930年春到达法国,实现了到巴黎学习音乐的愿望。

　　二、艰辛的异国求学之路

　　在巴黎的最初几年,冼星海主要靠在餐厅等处做杂役维持生活。经马思聪介绍,他曾随巴黎歌剧院乐队首席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这位小提琴家得知冼星海靠做小工维持生活,便不收他的学费。接着,冼星海又向巴黎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加隆学习作曲理论。加隆教授了解到他生活贫困时,也不收他的学费。

　　对在巴黎求学时的贫困生活情况,他自己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只能在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但是时间都不能固定,除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上课外,有时在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好了,最糟的有时一早五点钟起来,直做到晚上十二点钟。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很累,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九点钟,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晕眩连人带菜都摔倒,挨了一顿骂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我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困难问题都遇到过。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坚持不住,在街上软瘫下来了……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来。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只好把讨到的钱给他,否则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其实,如不是为了学习,倒是个活路)。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

　　……我忍受生活的折磨,对于学音乐虽不灰心,但有时也感到迷惘和不乐。幸而教师们帮助我,鼓励我……在困苦的生活的时日,祖国的消息和对祖国的怀念也催迫着我努力。

　　……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里不禁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念。

　　在这样痛苦生活的煎熬中,冼星海却成功地创作了《风》。这首乐曲得到了他的老师们的赞誉。由于他的作品和别人的介绍,冼星海结识了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并考入巴黎音乐学院杜卡的高级作曲班。当时在那里学习音乐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他考取了这个高级作曲班,并获得了荣誉奖。学校要给他物质奖励,问他要什么,他的回答是:“要饭票。”于是,学校送给他一叠饭票。

　　1935年5月杜卡教授突然病逝,冼星海不得不结束在高级作曲班的学习,加上他也急于回国,便在友人帮助下搭乘免费货船回国。在法国的五年学习生活,冼星海深入学习了西方现代音乐的作曲技法,丰富了音乐修养,开阔了艺术视野。

　　三、回到民族危机深重的祖国

　　1935年秋冼星海回到上海。开始,他主要靠教小提琴维持生计,其间为电影《时势英雄》写了插曲《运动会歌》,这是他回国后创作的第一首作品。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正把侵略的战火燃向华北,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1936年,他参加了孙师毅和吕骥发起组织的“词曲作者联谊会”等进步组织。他要让他的“音乐创作充满着各种被压迫的同胞的呼声”,用他的音乐做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我们要抵抗》等救亡歌曲,其中,《战歌》、《救国进行曲》和《运动会歌》被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由于这些歌曲的销售量创造了该公司的纪录,他还被百代唱片公司聘请担任配音和作曲,开始成为一名职业作曲家。然而不久,《战歌》的唱片和母版被当局没收销毁,他便辞职离开百代公司,仅靠给电影写些歌曲为生,义务给领导救亡歌曲运动的干部教作曲和指挥,到进步歌咏组织教唱。不久,新华影片公司聘请他去担任音乐部门的负责人。这个时期,他写下了不少救亡歌曲和进步的电影音乐,如《救国军歌》、《夜半歌声》、《热血》、《青年进行曲》等,这些歌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得到了进步文化界的赞扬。

　　后来,他又从新华影片公司辞职,但仍在上海进步文化界、音乐界里,从事配曲、教唱等工作。冼星海对教育和公益事业也非常热心。他得知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郊区为贫苦孩子办了“山海工学团”,便定期去该团做辅导,教唱救亡歌曲。

　　他在评价自己在上海这段音乐创作活动时说:“我的作品那时已经找到一条路,吸收被压迫人们的感情。”

　　四、奔赴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第一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冼星海参加了洪深领导的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到苏州、南京、洛阳等地进行救亡文艺宣传工作,最后来到当时的抗日救亡文宣工作中心武汉。在武汉,他与张曙等组织起几十个歌咏队,举办了许多歌咏大会,组织歌咏大游行,深入到学校、农村、厂矿、部队去推广、辅导群众歌咏,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救亡歌咏运动。这个时期,他工作和创作的热情很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到达武汉前,为了深入生活,他来到汉冶萍煤铁厂,在矿厂里住了好几天,教工人们大合唱,与他们共同生活劳动。他还下到煤矿井的底层,与矿工们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和思想状况。他感触至深,创作了歌曲《起重匠》。

　　在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冼星海更坚定了走救亡音乐道路的信念。这时,他创作了《保卫卢沟桥》、《保卫武汉》、《到敌人后方去》等不同形式的抗战救亡歌曲。

　　冼星海虽然比聂耳年长七岁,但他十分敬佩聂耳,充分肯定聂耳等人所开创的革命音乐道路的重要意义,并给以高度的评价,称聂耳为“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他继承并发展了聂耳开创的救亡音乐的道路。

　　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对救亡文宣工作的种种制约,使他的音乐创作和群众歌咏活动越来越困难,他萌发了离开武汉的念头。这时他经常见到“抗大”、“陕公”的招生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他们非常刻苦、有朝气、有热情,使他深受感染。他开始意识到:“中国现在成了两个世界,一个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正当他注意打听延安情况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给他的聘书。不久,鲁迅艺术学院又给他来了两次电报,这样,他就决定去延安。

　　五、走进抗战救亡的新天地

　　冼星海于1938年11月到达延安。最初,他住在当时条件最好的西北旅社。没过几天,日本飞机突然来轰炸,他刚走出房门,炸弹就从天上掉了下来,他赶忙卧倒,炸弹便在他面前炸响。他幸运地躲过了这次劫难,亲身感受到了日寇的残暴。

　　冼星海受聘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并于1939年5月担任该系主任,还兼任延安女子大学的音乐教授,讲授“自由作曲”等课程。1939年6月冼星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教学中,他十分重视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和研究。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一次晚间上课,讲到深夜,本该休息了,但学员们听得很入神,毫无倦意,要求他继续讲下去,于是他一直讲到天亮。由于他热情诚恳,找他请教和修改作业的学生众多,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常去拜访请教,而他总是有求必应。李焕之、李凌等都曾受教于他。冼星海十分热心群众的音乐文化生活,延安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留下了他辛勤奔走的足迹。

　　最近,为详细了解冼星海的一些生平事迹,当我会晤或派助手拜访一些了解冼星海的老同志时,他们都对冼星海的为人称道不已,有人说到动情处竟至潸然泪下。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冼星海为人的亲和力。

　　当时延安的音乐教学设施和条件很差,仅有的一架钢琴,后来被日本飞机给炸了,少数几把小提琴还是个人带来的,其他就是一些民族乐器。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思想风貌、斗争意志,丰富的民间音乐素材,却激发起冼星海高涨的创作热情。在这里,他创作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声乐套曲,还创作了《反攻》等歌曲,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六、赴苏执行任务竟成了与祖国的永别

　　为完成延安电影团摄制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和配乐工作,冼星海受中共中央委托,1940年5月与电影导演袁牧之等一起,前往苏联莫斯科。在苏联期间,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因在中蒙边境受阻,被迫折返乌兰巴托,在当地的中国工人俱乐部教授音乐。1942年底,冼星海返回苏联的中亚地区,先后在阿拉木图、塔什干、库斯坦奈等地停留。在那里,他同苏联的音乐工作者们结识,并协助建立库斯坦奈的音乐馆。

　　在蒙古和苏联的五年间,他不顾疾病缠身和战时的艰苦生活,坚持创作,不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交响伴奏总谱,还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的创作,并写下了《神圣之战交响乐》等四部管弦乐组曲以及许多声乐和器乐作品。1945年,他因病重被送到莫斯科治疗,在病榻上还完成了管弦乐作品《中国狂想曲》。冼星海的交响音乐作品,在他生前都未能付诸演奏,无法根据实际演奏效果修改定稿,这些已成了永远的遗憾。然而,从这些作品的手稿中我们仍可以看出,他在运用交响音乐形式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在探索交响音乐的民族化、群众化,以及在运用民族风格的音乐主题、结构形式和打击乐器等方面,都作了许多可贵的、大胆的尝试。

　　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当年11月14日在延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挽幛:“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七、救亡音乐的丰碑,时代精神的强音

　　冼星海是一位罕见的多产而富有创造性的作曲家,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救亡音乐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人之一。

　　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乐曲,可由于战乱,大多已散失,现存只有200余首。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有表现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的战斗性的进行曲形式的作品,如《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有具体展示同敌人战斗的场景,将抒情性、描绘性与鼓励性融于一体的作品,如《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和《反攻》等;有反映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的作品,如《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等;有为战斗中的妇女、儿童写的歌曲,如《做棉衣》、《战时催眠曲》、《三八妇女节歌》等;有以抒情手法创作的优秀电影歌曲,如《夜半歌声》、《莫提起》、《热血》等。

　　冼星海善于运用独唱、合唱、说唱等多种多样的歌曲表演形式,特别是在群众歌曲中广泛运用的二部合唱的形式,进行音乐创作。这在当时的抗战歌咏中具有创新的意义,并具有广泛的影响。冼星海在器乐创作中把重大的题材、深刻的思想性与鲜明的标题性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交响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冼星海在音乐创作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开创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大合唱套曲创作。他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等四部大合唱,在题材内容的现实性、表现形式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方面是相同的,但根据不同的题材和内容,又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法,使每一部作品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尤其是《黄河大合唱》，是大合唱创作的成功典范。

　　八、《黄河大合唱》的震撼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杰出的代表作。他很早就有一个宏愿:用音乐表现中华民族的苦难、挣扎和奋斗,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和最终取得胜利的信心。《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正是作曲家孕育已久的创作冲动的必然结果。

　　1938年10月,诗人光未然首次乘木船渡过黄河,奔赴山西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当他见到黄河的惊涛骇浪,壶口瀑布的壮观景象,不禁被这大自然的奇观惊呆了。万山丛中游击健儿的抗敌英姿,更强烈地震撼着诗人的心弦。在这些震撼的感召下,1939年初,诗人开始酝酿创作一部长篇朗诵诗。不久,光未然因行军时不慎摔伤,回延安住院治疗。冼星海与他在上海时就认识,得知消息后前去看望。见面后光未然谈起创作朗诵诗的构想,冼星海听后十分兴奋,希望他把它写成歌词。稍后,光未然再也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躺在病床上,一连五天口述了400多行诗句,经人协助笔录,终于完成了《黄河吟》,这也就是后来《黄河大合唱》的歌词。

　　1939年春的一天,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在延安的一个宽大的窑洞里举行晚会,光未然和冼星海都应邀参加。光未然带病一气呵成地朗诵了自己的这部新作。冼星海听完朗诵后,一把将诗稿抓在手里,激动不已地说:“这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史诗。我要把它写成一部代表中华民族伟大气魄的大合唱。这将是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冼星海于3月26日开始了大合唱的创作,到3月31日,《黄河大合唱》的八首歌曲就完成了,仅用了六天时间!这虽然还只是歌曲旋律的初稿,但已为这部巨作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冼星海不愧为是作曲大师!

　　在钦佩冼星海的才华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他为创作这部作品付出的艰辛劳动。实际上,在拿到歌词后的一个多月里,他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不仅为收集创作素材作了细致的调查,而且为写作大型作品进行了先期的“练笔”——完成了第一部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的创作和排练演出。他还多次要求人们讲述渡黄河的情景和感受,对很多细节都再三追问。他还去学唱船工号子,后来用到了《黄河船夫曲》中。在创作期间,他经受了疾病的困扰和夜以继日的辛劳。为了尽善尽美,他支撑着病痛之身反复推敲,每写出一章,就请人试唱,再做修改,仅《黄河颂》就改了三次。

　　《黄河大合唱》创作完成后,在冼星海的帮助和辅导下,经过十余天的排练,于1939年4月13日首演,由抗敌演剧队第三队演唱,邬析零指挥。紧接着,从4月25日起,冼星海又连续十次亲自指挥“鲁艺”的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合唱队员从开始的60多人,陆续增加到100多人。1939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迅艺术学院一周年纪念音乐晚会”上,冼星海指挥100余人的鲁艺合唱团,成功地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人都站起来热烈鼓掌,感动地连声说“好”。以后,延安凡遇到重大的晚会,《黄河大合唱》都是主要节目。1939年7月8日,周恩来听了《黄河大合唱》后也给予高度评价,并赞誉冼星海“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黄河大合唱》以其高度完美统一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仅受到延安军民广泛的赞扬和欢迎,并迅速传播到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各个战区,进而蜚声海外。1940年,刘良模把《黄河大合唱》的乐谱带到了美国,1943年普林斯顿大学合唱团用英文首次在美国演唱。从此,《黄河大合唱》逐渐在美国、加拿大、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广泛演唱,成为我国最早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的音乐作品。

　　1941年春天,冼星海在莫斯科对《黄河大合唱》的简谱版进行修订,定名为“交响大合唱《黄河》”。这次修订,在原来八个乐章的基础上,加写了整部大合唱的序曲,加写了说白和各乐章之间的音乐,重新编配了以交响乐队伴奏的合唱总谱。由于冼星海当时远离祖国,生活动荡,总谱完成后没有机会试奏和修改,还有不尽完善之处。1955年,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举行的“冼星海逝世10周年”音乐会上,《黄河大合唱》第一次被搬上了苏联舞台,由全苏广播交响乐团演出,用俄语演唱。1956年,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厅,指挥俄罗斯合唱团和莫斯科爱乐交响乐团,用俄语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雄壮而激奋,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时期的时代、生活和群众的革命精神,成为时代的强音、民族的心声,震撼着神州大地,鼓舞着中国人民奋勇抗敌,夺取抗战的胜利。《黄河大合唱》的成功之处,在于文学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融声乐、器乐、文学于一体。就合唱而言,给人以音乐与文学“协奏”的感受;歌词与音乐意境高远,形式灵活多样,富于歌唱性和音乐性;贴近劳苦大众,雅俗共赏,富于普及性;注意用情节、戏剧性渲染刻画人物;从艺术借鉴上看,它还带有西方“康塔塔”的成份。全曲由八首歌曲组成,既各成章节,又浑然一体。《黄河大合唱》是一部高度概括抗日战争年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里程碑式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是我国音乐史上不朽的传世名作,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看来,《黄河大合唱》产生的震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相比拟。

　　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不久前,中国爱乐乐团指挥余隆告诉我,2005年2月23日至4月1日,他们到欧美七个国家的22个城市巡回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仍然是震撼西方乐坛的作品。他在描述在美国林肯艺术中心演出这部作品的情景时说:“《黄河》时而翻卷澎湃,时而深沉低回,时而轻舒徐缓。在20分钟的演奏过程中,我与全体演员始终噙着眼泪,年轻钢琴家郎朗的真诚泪水也与亲切的琴声一起,感动着台下的听众。美国听众和中国艺术家的情绪完全沟通融汇,人人热泪盈眶……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这个享誉全球的文化殿堂,最让我感慨和难忘的,不是乐团对古典名作的独到诠释所引来的全场欢呼,而是加演钢琴协奏曲《黄河》带来的巨大震撼。加演一曲整整20分钟的大作,是音乐会中的罕见之举!”我想,爱乐乐团这样安排,是因为这部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艺术写照!

　　九、音乐理论的贡献

　　冼星海发表过20余篇音乐论文,就如何发展中国新音乐、中国新音乐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从他的这些见解和实践中可以看出:在他的创作动机中,最根本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的无比热爱,这也是体现在他作品中的最突出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观念。冼星海深深感受到祖国的危亡、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他常常这样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他想用自己的作品来唤醒被侵略、被压迫、被奴役着的人民,使他们争取独立、解放和自由。他特别强调新兴音乐中的救亡歌曲对抗战的作用,认为救亡歌曲是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强音,人民的心声,合乎人民审美需要的战斗号角。

　　冼星海的音乐美学思想十分丰富,音乐创作技巧形式多样。他曾说过:“许久以前,我就立意以民间音乐做基础,参考西洋音乐进步成果,创造一个新的中国音乐形式……我还坚持这样的作风,这就是吸收欧美进步技巧,利用中国固有喜见乐闻的旋律,用简单和声配以中国和西洋乐器,尤其多用打击乐器,使作品本身成为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统一艺术。”“现在作曲家表现了三种不同的姿态:第一种,死硬地模仿着西洋音乐;第二种则顽强地固执着中国音乐作法;第三种是尽力想使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作适当的结合。我非常赞成最后那一种。”他运用在国外学习到的作曲理论和技法,进行具有中国民族音乐特点的音乐创作,形成了自己的音乐创作特色和风格。他力图用新音乐把中西音乐的精华凝聚在一起,一方面强调艺术的真实,另一方面强调与真、善相结合而产生的艺术美,在艺术实践中追求真、善、美的统一,把中国音乐提高到“国际乐坛地位”,使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屹立在世界音乐文化之林。

　　冼星海始终强调“普遍的音乐”,强调音乐的艺术性、思想性与群众性的结合,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他说:“在抗战期间,不容许我们有自我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作曲者应该大量产生抗战的歌曲,增强抗战的情绪。”他毕生致力于音乐的推广和普及,尤其致力于推动群众歌咏。这不仅出于当时救亡的需要,也是因为群众歌咏对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他想用音乐艺术来提高国民素质。他的这些理论和实践,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不仅过去起过重要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在,人们都呼唤和期待着中国音乐早日在世界乐坛获得应有的地位,那么,冼星海提出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是否正是走向这一目标的方向呢?

　　冼星海生活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一生颠沛流离,这使他的很多音乐作品都散佚失传,他的很多生平事迹也有待进一步梳理清楚。我们纪念冼星海,还需要深化对冼星海的研究,发掘和收集他的音乐作品,使他尽可能完整地伫立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宝库中。

洗星海1905-1945)原 籍广东番禺，生干澳门一个贫 苦船工的家庭。1918年人岭南 大学附中学小提琴．1926年人 北大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 乐系学习。1928年进上海国立 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并发表 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 乐》。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 从师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 保罗·杜卡。1931年考八巴黎音乐院在肖拉·康托鲁 姆作曲班学习。留法期间，创作了《风》、《游子吟》、《d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1935年回国后。积 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 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 《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抗战开始后参加上海 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 咏运动。1935年至1938年间，创作了《救国军歌》、《只 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 利亚》、《莫提起》、《黄河之恋》、《热血》、《夜半歌声》、 《顶硬上》、《拉犁歌》、《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 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年任 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创 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 品。1940年丢苏联学习、工作，1945年病逝于莫斯 科。此间，写有交响曲《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 乐组曲《满江红》，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以及小提琴曲 《郭治尔—比戴》等，现已收集到他的作品近三百件。 此外还写了《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论 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等大量音乐论文，已发表的有 三十五篇。由于他对发展我国革命音乐所作的巨大贡 献，赢得了人民音乐家的光荣称号。

洗星海1905-1945)原 籍广东番禺，生干澳门一个贫 苦船工的家庭。1918年人岭南 大学附中学小提琴．1926年人 北大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 乐系学习。1928年进上海国立 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并发表 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 乐》。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 从师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 保罗·杜卡。1931年考八巴黎音乐院在肖拉·康托鲁 姆作曲班学习。留法期间，创作了《风》、《游子吟》、《d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1935年回国后。积 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 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 《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抗战开始后参加上海 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 咏运动。1935年至1938年间，创作了《救国军歌》、《只 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 利亚》、《莫提起》、《黄河之恋》、《热血》、《夜半歌声》、 《顶硬上》、《拉犁歌》、《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 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年任 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创 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 品。1940年丢苏联学习、工作，1945年病逝于莫斯 科。此间，写有交响曲《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 乐组曲《满江红》，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以及小提琴曲 《郭治尔—比戴》等，现已收集到他的作品近三百件。 此外还写了《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论 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等大量音乐论文，已发表的有 三十五篇。由于他对发展我国革命音乐所作的巨大贡 献，赢得了"人民音乐家"的光荣称号。

洗星海1905-1945)原 籍广东番禺，生干澳门一个贫 苦船工的家庭。1918年人岭南 大学附中学小提琴．1926年人 北大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 乐系学习。1928年进上海国立 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并发表 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 乐》。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 从师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 保罗·杜卡。1931年考八巴黎音乐院在肖拉·康托鲁 姆作曲班学习。留法期间，创作了《风》、《游子吟》、《d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1935年回国后。积 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 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 《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抗战开始后参加上海 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 咏运动。1935年至1938年间，创作了《救国军歌》、《只 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 利亚》、《莫提起》、《黄河之恋》、《热血》、《夜半歌声》、 《顶硬上》、《拉犁歌》、《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 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年任 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创 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 品。1940年丢苏联学习、工作，1945年病逝于莫斯 科。此间，写有交响曲《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 乐组曲《满江红》，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以及小提琴曲 《郭治尔—比戴》等，现已收集到他的作品近三百件。 此外还写了《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论 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等大量音乐论文，已发表的有 三十五篇。由于他对发展我国革命音乐所作的巨大贡 献，赢得了人民音乐家的光荣称号。

洗星海1905-1945)原 籍广东番禺，生干澳门一个贫 苦船工的家庭。1918年人岭南 大学附中学小提琴．1926年人 北大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 乐系学习。1928年进上海国立 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并发表 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 乐》。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 从师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 保罗·杜卡。1931年考八巴黎音乐院在肖拉·康托鲁 姆作曲班学习。留法期间，创作了《风》、《游子吟》、《d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十余首作品。1935年回国后。积 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群众歌 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 《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抗战开始后参加上海 救亡演剧二队，后去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开展救亡歌 咏运动。1935年至1938年间，创作了《救国军歌》、《只 怕不抵抗》、《游击军歌》、《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 利亚》、《莫提起》、《黄河之恋》、《热血》、《夜半歌声》、 《顶硬上》、《拉犁歌》、《祖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 去》、《在太行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年任 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教学之余，创 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等作 品。1940年丢苏联学习、工作，1945年病逝于莫斯 科。此间，写有交响曲《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 乐组曲《满江红》，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以及小提琴曲 《郭治尔—比戴》等，现已收集到他的作品近三百件。 此外还写了《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论 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等大量音乐论文，已发表的有 三十五篇。由于他对发展我国革命音乐所作的巨大贡 献，赢得了人民音乐家的光荣称号。

编写世界名曲<<黄河大合唱>>.后在日本游泳时不莘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