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继续教育学院网:日本人の「和」

从“和”看日本
日本是岛国，四周都是海，这意味着，住在岛内的人，即使不喜欢这个地方，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换句话说，岛就是这个国家的全部。对于交通发达的今天来说，这些想法毫无疑义，但是，在千百年前就不同了。自公元3世纪（公元239年）日本成立，进入新的历史朝代以来，它融合了日本人，成就了日本文化的“单一民族”，日本形成了拥有单一文化的岛国。而且，在1945年美国派兵进驻日本之前，从还没有外来军队进驻过日本，因此，日本有较多的自主性和强烈的排他性，所以日本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文化。在全世界诸多岛国中，人口超过1000万的岛国里，没有一个像日本那样，没被其他民族占领过，也没有被怕接受外来文化，并最终没有和其他民族混杂，而成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因此，日本成为史无前例的独特岛国。
日本作为岛国，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把“和”看得最重要。日本人成为处处称“和”的国家，原因就在于此。“和”就是了解日本最重要的一把钥匙。

首先，分析一下“和”这个汉字。它是从“人们和睦地分饭吃”这个意思引申过来的。追根究底，“和”就是人们“和睦相处”的意思。

在岛国，“和”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岛国的四周都是海，即使出了什么事，人们也无处可逃。如果无法离开的人们有了分歧，开始争斗，这样不断斗来斗去，最终只会导致一起灭亡的结局，所以和平共处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而在大陆上通常是强者发动军事政变以推翻力量较弱的在位统治者，那么，弱者就可以向国外求援以对抗强敌，胜者为王，获得统治权。这样，大陆的历史始终是一个改朝换代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义”的大旗下可以轻易地发生引起朝代更替的战争。日本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基础，而儒家思想要求对君主绝对效忠。为了阻止以“以”为名的改朝换代，日本统治者在人们心中确立了一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形象，被形象化的这个神圣的存在就是“天皇”，这个词对于日本人意味着“神的子孙，人间之神”。人们通过侍奉“神圣”的天皇，绝对地服从于天皇。即使发生战争，只要天皇的一句话就可以阻止战争。这些就是日本能够维持“和”的原因。
住在岛国的人们，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所以，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所发生的事。同时，也很容易陷入“我们是世界上最棒、最优秀的民族”这种错觉当中。日本也不例外。在岛国，敬重最高统治者是一种民族习惯，而且，为了避免自取灭亡，把“和”放在了第一位。为了不让各种势力互相厮杀，人们一直遵从最高首领。这些就是天皇出现在日本的原因。虽然，日本也出现过很多次政变，但天皇的血统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保持着所谓的“万世一系”，即一个血统的永久持续。日本现任天皇——明仁天皇是第125代天皇。在英国也同样如此，英国人的说法是“神佑女王”。直到现在，国王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的象征及元首，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岛国重视传统，还因为对于四周都是海的岛国来说，正是“和”才是非常重要的。英国和日本发生过的流血事件远没有法国那样激烈，这足以体现出“和”对于这两个岛国的重要性。

“和”既是日本的建国理念，又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在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强大国家的出现是在公元4世纪末。打下这个基础的便是最为日本人所崇敬的圣德太子。他在公元604年制定并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即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宪法。它的第一条就强调了“和”。（大意为：以和为贵，忤逆为宗）所以，“和”即使统治日本的思想基础，也是日本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在约1400年的时间里，“和”成了统治日本的思想。决定日本人民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态度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和”。“和”成了充分了解日本人的钥匙。这个“和”表示社会要和平、和谐、和睦。“和”的思想到底是怎样塑造日本和日本人的呢？

人与人之间通过和谐共处形成的社会。应该得让每个人找好自己的位置，确定身份。只有每个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这个社会才可以维持“和”。因此，每个人都得认清自己的位置。不妄想找到更好的，这被日本人叫做“有分寸”。
“有分寸”指的是心知肚明、能找到自己位置的表现。从制度上就规定了不可改变的身份，这样，日本成了彻底的阶级社会。在这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当的位置，没有弱者立足的地方，因为弱者终究会破坏“和”。于是，弱者会被这个社会所抛弃，甚至被驱逐出去。在这个极其看重“和”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掌握分寸是非常重要的。掌握好分寸，是日本人的基本心态。“有分寸”意味着不脱离自己所属的领域，如果脱离这个领域，在过去有可能招致死亡。在日本民主化的今天，这种做法会招致社会上的负面声音。当然，现在的日本人也得掌握好分寸，做好自己的那份工作。一旦越过这个领域，就成了“害人的行为”。在日语中，把“麻烦人、打扰人”的表现称作使别人“困扰”。所以，日本儿童教育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千万不要去打扰别人”。如果不想麻烦别人，就得努力的做自己的工作，，不管是否力所能及，都得无条件地去做。在被容许的范围内，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要完成自己的那一份工作，社会也就能正常运转。只有每个人都能完成自己的工作，才能维持均衡的社会。在日本，如果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工作转给别人做或者没有完成，就会被视为没有能力的人。做好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就是日本人所说的“一人前”。这是一个个人领域明确的社会，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给别人添麻烦，是日本人做人的道理。在日本，无论是身居要职，还是做普通工作，只有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才能享有自己的那一份待遇。否则，就会被认为没有恪尽职守。日本社会要求每个人都要恪尽职守，社会不会容纳不尽责的人。按照“一人前”的原则，每个人都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最重要的就是不做超越自己所属领域的事。如果某个人的行为越轨的话，整个社会都会受到影响。日本人从小就受到“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许越过自己的领域”之类的教育，从小就养成“自己的任务一定要有自己来完成”的习惯。结果，从外部看上去，逐渐变成了规范化的人格。要避免打扰别人，彼此间要和睦相处，有话也用不着一一向对方讲出来，你必须尊重对方，同时也要想到对方的需要，所以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非常重要，日本人把这叫做“体谅”。
体谅——在对方讲出来之前就为对方考虑到了，这种周到是日本社会的基本礼仪。因此，不仅是不会为人着想，还包括直接提出自己要求的人，在日本都不能算是正常人。彼此间设身处地地为方着想，在日本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自己讲出自己的意愿，会使对方感到很难堪，是很失礼的行为，最终还是会给对方带来麻烦。为了维持“和”的“体谅”，是对对方的尊重。

在日本社会，“和”是最重要的。日本是个彻底排斥“和”的破坏者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为了维持“和”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体谅”社会。

在无处可逃的岛国，一旦出现纷争只会两败俱伤，因此，为了和睦相处，“和”尤为重要。同时也不能忘记主动地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即体谅）。与别人共处时，要时时刻刻留意让对方开心。这表现为对别人的亲切态度。并且，和他人接触时，行为必须是彬彬有礼的、和蔼的。
因此，日本人的一大特征就是“和气”，彬彬有礼地打招呼，对人亲切，始终面带微笑，以及亲切的话语，正是这种亲切感，使日本在全世界范围内以“亲切之国”而闻名。“和气”正是从“体谅”延伸出来的。这是这种国民的自我约束力使得今天的日本成为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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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市场经济

第一章、日本市场经济的历史回顾

日本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8世纪后半期，以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为主要标志，西欧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期，而此时日本正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德川幕府时代。直到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正式起步。与西欧相比，落后了一大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速度却是惊人的。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仅仅用了40多年的时间，而西欧大体花了100年。上述情况说明，日本市场经济的发育不仅时间短，而且几乎没有经过西欧式的自由资本主义，便直接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直至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崩溃。纵观早期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日本市场经济基础的确立

一、从“锁国”到“开国”

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进性，根源于它的顽固的封建制度，尤其是长年推行的“锁国”政策。德川幕府于1633至1639年先后五次发布“锁国令”，建立起严密的“锁国”体制。规定：（一）除持有特许证的船只外，私自乘船出海者处以死刑。之后又废除特许证，禁止一切日本船只驶往海外。(二)凡旅居海外的日本人一时因故不能回国者，限五年内回国，否则处以死刑。之后又改为禁止旅居的日本人回国，回国者不论情由一律处死。（三）严令禁止葡萄牙船来日本，拘捕西班牙，葡萄牙籍教士，禁绝国外教会与日本教民的一切联系。对西、葡人在长崎所生的子女及收留或匿救这些子女者一律严惩不怠。（四）将葡萄牙人迁到长崎岛内的出岛居住，与日本人隔离。之后又将其驱逐到中国澳门，不准在日本居留。驱逐葡萄牙人后，1641年又迫使荷兰商人移居岛上。（五）除同中国、荷兰、朝鲜三国保持附有严格条件的贸易关系外，对外贸进行严厉统制，生丝等商品价格由长崎行政当局及其首长决定，禁止官吏直接购买外货。
德川幕府的上述政策，除若干时期稍有放宽外，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形成长达220余年的“锁国时代”。这一时期日本闭关自守，几乎与外界隔绝。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内外矛盾，使封建幕藩的统治得以维系，但它又不可避免地严重阻碍西方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的传人，扼杀了日本近代工业的成长，大大推迟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
从18世纪末叶起，英、法、俄、美等西方国家，竞相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日本，要求幕府开港通商。据记载，在1794至1823年的30年间，欧美国家来日本活动19次，1824至1853年的30年间猛增至30次。其中首先把日本“国门”敲开的则是美国。1854年2月11日，美国海军准将培理再度率舰队驶进日本江户湾浦贺港，以武力威逼幕府在同年3月31日签订《日美和好条约》（通称《日美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涵馆二港为美国船只停泊地，用以加煤、上水和补给粮食等物品；美国人到达上述两港时，其所携物品在日本交易享受最惠国待遇；允许美国派遣领事驻在下田；如美国船只在海上遇难，日本应给予救护等。同年8月和12月，幕府又被迫先后与英，俄签订了内容类似的条约。接着，在1858年1866年间，又与美、英、俄、荷、法等国签订诸如《日美友好通商条约》、《长崎租地规则》、《伦敦备忘录》、《巴黎协定》和《改税协定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规定。按照这些条约和规定，西方国家分别取得了在江户（幕府所在地）居住和在大坂经商的权利；日本对外开放兵库、新潟、神奈川、长崎和函馆等5个港口；各缔约国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被剥夺了关税自主权。至此，日本的“国门”已被迫完全敞开。
日本被迫“开国”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举侵入日本，引起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的激烈动荡，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就经济领域而言，西方大量廉价工业品涌进日本，给日本传统工场手工业以重大打击，加之外国商人又利用日本国内金银比价（1：4.65）和国际市场金银比价（1：15）的差额，从日本大量运出黄金，向日本大批运进白银，以获取暴利，破坏了日本的货币体制，加剧了经济混乱。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一定范围内刺激了日本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例如对外贸易的增长，尤其是生丝等农产品出口的扩大，提高了日本农业生产中的商品经济成分，促进了包括缫丝、棉纺、制茶、酿酒等在内的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又如幕府和各藩为了发展军事工业，竞相兴办钢铁厂、造船厂和兵工厂，从而使日本的工场手工业中出现了初期的带有重工业性质的新兴产业部门。再如在幕藩创办棉纺等轻工业性质的手工业工场的带动下，以缫丝和棉纺为代表的私营手工业工场也不断兴办起来。当然，从总体看，这一时期在日本工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广大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但上述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对加速封建经济的解体却具有重要意义。

二．明治改元和“维新”

1868年1月3日，以萨摩、长州两藩为中心的“倒幕派”，在“尊王攘夷”、“王政复古”口号下发动了政变。之后经过数月内战，终于推翻了幕府的统治。同年9月，天皇睦仁举行即位仪式，改年号为“明治”，建立了明治天皇政权，开创了日本历史的新纪元。
明治政府成立后，由改革派武士掌握的新政权，便全力推行各个领域的变革，日本史上称之为“明治维新”。鉴于当时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极不充分，而欧美先进国家则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前夜，因此明治政府为了避免日本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并使日本早日跻身于西方列强的行列，不得不利用国家权力实行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调整上层建筑，加速资本原始积累，促进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化。从1868年至80年代初的“维新”期间，明治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作为改革的主导方针。

（一）“富国强兵”——实行社会变革的总目标

“富国强兵”政策的提出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广泛的内涵。所谓“富国”，就是通过“殖民兴业”和“文明开化”，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积极扶植近代产业，加快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以缩小与西方列强在“国力”上的差距。所谓“强兵”就是实行兵制改革，推行以欧洲兵制为样板的征兵制，建立以陆海军为中心的强大的常备军，建立武官制，创办以培养军官为目的的军事学校，以建成具有充足兵源和现代化武器的军事强国。“富国”和“强兵”相辅相成，而“强兵”则是“富国之本”。在西方列强入侵和被沦为半殖民地的威胁下，“富国强兵”口号的提出，在早期还带有某种程度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性质，但是基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以及明治维新后建立的天皇制国家的反动性，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日本被沦为西方列强半殖民地危险的消除，“富国强兵”也很快变成赤裸裸的军国主义路线，并被战前历届日本政府所继承，对外疯狂侵略，对内残酷镇压，不仅给包括中国、朝鲜在内的亚洲各国，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大家看了后，知道日本为何有很重的军国主义味道了，也应体会的《浪客剑心》中明治维新后还存在那么多的反政府组织，如志至雄真实的“十本刀”）。

（二）“殖产兴业”——实现工业现代化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尚处于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极为微弱。反映在出口商品结构上，就是作为农民副业的家庭手工业产品还占绝大多数，而真正像样的工场手工业产品则几乎没有。例如明治维新前夕的1867年，在日本出口总额中，生丝占53.7%，蚕卵纸占22.8%，茶叶占16.7%，三项合计即占93.2%。据统计，从1834至1867年的33年间，日本全国手工业工场累计仅188个，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如何运用国家权力和各种政策手段，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大力扶植资本主义，尤其是发展近代工业，便成为明治新政权的一项迫切任务。“殖产兴业”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
兴办国营企业。明治政府在接管幕藩军工企业和矿山的基础上，大力扩充以军工生产为中心的国营重工业和与此相关的社会基础设施。1870年10月设立工部省（工业部），掌管矿山、冶铁、铁路、通信等建设工作。在工业生产部门，从1868至1880年间，由明治政府兴办的陆海军兵工厂已达8所，其中有的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和生产能力，例如横须贺海军工厂配备的机器设备达116种，拥有溶矿炉及其它铸炼用炉50个，职工近千人。由日本人独自设计的第一艘军舰“磐城”就是由这家造船厂制造的。这一时期明治政府还设立了一批“模范工厂”，如富冈缫丝厂、新町纺织厂、千住呢绒厂以及水泥厂、玻璃厂和火柴厂等。据统计，到1880年，这类工厂已增至52家。由于这些民用企业均具有较大的规模和相当先进的技术水平，因而对普及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培养和训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1870年便着手兴建东京至横滨间的官营铁路，稍后神户至大津间的铁路又破土动工。明治初年日本的海上运输，无论是远洋还是沿岸的主要航线，几乎均被外国海运公司所垄断。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明治政府在接收各藩原有船舶的基础上，于1870年设立回漕公司，之后又设立日本国邮政蒸汽公司，并于1875年下令三菱商会开辟上海航线，与垄断该航线的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相对抗。以此为契机，日本政府不断加强对海运业的培育和扶持。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基于保持军事和治安机密的考虑，在发展通信事业时决定采用“官线”的原则。1873年东京至大阪间的电信线路开通，翌年东京至长崎的第一和第二线路的架设又相继竣工。在矿产部门，实施“官有”原则。明治政府成立后，立即接收了幕藩所有的生野、佐渡、小阪等矿山，并于1872年颁布“矿山心得书”，规定一切矿山归政府所有（尽管土地所有权属地产，但矿物归政府所有），垄断了矿山的采掘权。对已接收的矿山，由工部省管辖，引进新式机械，实行“官营”（现在明白我们所看的一些描述明治时期的动漫画常有政府官员在矿场了吧）。明治政府发展国营企业，兴办交通通信事业，尽管主要基于军事和财政目的，但是在当时民营企业发展极不充分的形势下，这类国营厂矿对维系日本工业生产，尤其是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建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创建银行制度。为了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明治政府不惜投入巨额财政资金。1867年12月至1886年3月，明治政府用于“殖产兴业”的资金合计达2.1亿日元，其中政府一般会计支出占64.5%，特别会计支出占34.7%,地方财政支出占0.8%。在这些资金中，45.6%用作有关官厅（工部省、内务省、劝业竂、农商务省等）的行政费（20.3%）和兴办官营事业的经费（25.3%），43.5%借贷给民间企业。而政府财政资金对民间的融资，又是以银行和“政商”（封建特权商人）为主要对象的，因此设立国立银行和私立银行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1872年11月，明治政府根据伊藤博文的建议，以美国国民银行为蓝本，制定了“国立银行条例”，并分别在东京、横滨、新潟和大阪设立四家国立银行。1876年 8月，“国立银行条例”经过修订后，决定停止银行劵与金币的自由兑换。这就为明治政府通过发行不兑换纸币筹措“殖产兴业”资金创造了条件。此后，国立银行数量不断增多，到1879年底，经批准设立的国立银行已达153家。此外，按照修改后的“国立银行条例”，允许私人设立银行。于是以1876年三井银行的设立为契机，日本各地纷纷开设私立银行，至1882年末，其总数已达176家。随着国立银行的发展，各种不兑换纸币的发行量急剧扩大。据统计，1873年纸币发行额为7974万日元，1874年为9390万日元，而1875至1880年，年均发行额已增至1.36亿日元左右。
扶植私人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除大力兴办国营企业，发展国家资本外，还努力将富商、地主，尤其是与政府权力关系密切、享有封建特权的“政商”转化为近代资产阶级。其主要措施是：
（1）通过发放巨额“创业基金”和“劝业基金”，鼓励改革俸禄后的封建藩主，用货币俸禄设立银行和兴办铁路的事业。1876年8月，明治政府发布命令，宣布所有领取俸禄者献出俸禄，由政府发给的一次性“金禄公债”（公债券）来补偿。当时发放的公债总额为1.75亿日元，领取公债者达31.4万人。由于公债领取人的地位不同，所得金额相差悬殊，绝大部分落入了旧封建领主的腰包。据统计，占领取公债总人数0.2%的519名旧封建领主，他们所得的公债俸禄达3141万日元，占总额的18%，平均每人6万余日元。其中包括德川家族在内的12名大诸侯则高达50万日元以上。占领取总人数83.7%的下级武士，每人获取的俸禄公债平均只有415日元。巨额俸禄公债向旧封建领主集中，为他们转化为近代资产阶级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绝大部分下级武士在明治初期的经济动荡中开始没落，他们持有的俸禄公债最终也落到了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讲到这里，中孝想谈谈题外话。相信大家都有看《浪客剑心》这部动画（什么？！你没看过！我倒完再倒。）里面一次又一次的讲剑心和敌人决战，而相当一部分敌人是对明治政府不满的，在下相信其背景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俸禄公债问题所引起的，当然书里写的是另外因素，比如称王称霸，夺宝之类的。我们在观看这部动画片的同时也想想当时的时代背景，的确，维新刚刚完成的时候美其名曰社会安定，其实许多低下阶级成了维新前进的牺牲品。比如剧中绑架胜海舟女儿的那名武士便是一个典型了。我们看动漫不要一味的追求画面美丽、人物俊俏，其实最好领悟到作者的意图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看深一层。就像绯雨焱殿那样……啊……还未说完就被一众高呼“苍紫！苍紫！”的MM践踏过去了……可悲，还未来得及拿在下的逆刃斩啊……
对不起，各位，在下的确扯远了点，咱们继续吧。
（2）采取金融、财政和税收措施，直接保护和扶植私营企业。明治政府在推行“殖产兴业”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不能只着眼于移植近代资本主义产业，创办国营企业，而是应该考虑当时日本国内的经济条件，大力振兴民办产业。加之，相当数量的国营企业由于资金短缺和经营、管理不善，连年亏损，给政府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在这种形势下，明治政府不得不从1880年起对原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亦即由依靠国营企业对私营企业的间接带动和示范，转向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直接扶持和培植。这一点在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财政拨款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从1874年1月至1880年6月的6年间，“殖产兴业”资金中用于对民间贷款的金额，仅为1664万日元，占这一时期“殖产兴业”资金总额的27.6%.1880年7月至1886年3月的6年中，对民间贷款猛增至4862万日元，占这一时期“殖产兴业”资金总额的49.2%。这说明了进入19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已大大增强了扶植私人资本主义的力度。
（3）将国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一批大“政商”。1880年，明治政府在采取紧缩财政支出措施的同时，决定将大部分国营企业廉价转让给诸如三井、三菱、川崎、古河、浅野等大资本家，为这些大“政商”转化为以后的大财阀铺平了道路。1880年5月，当时任大藏卿（大藏大臣）的大隈重信提出了“处理”国营企业的构想。大隈把国营企业分作三类：第一类为军事、造币部门，第二类为金属精炼、印刷和通信部门，第三类为纺织、机械、造船和窑业部门。其中只有第三类企业属于“处理”之列。同年11月，明治政府根据该设想颁布“处理”国营企业的条例。鉴于大隈“构想”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和节省财政支出，条例规定了“处理”条件极为苛刻，而且“处理”对象仅限于出现亏损的国营企业，那些经济状况良好的铁路、矿山并不包括在内。因此该条例发布后，国营企业的“处理”几乎没有进展。1882年12月，明治政府根据工部省的建议，决定放宽“处理”条件，1884年10月又决定废除条例，由工部省酌情“妥善处理”。“处理”对象也由国营企业扩大到国营矿山。此后国营企业的“处理”便加速进行，到1885年底基本告一段落。一大批国营企业被廉价“指定”转让给了那些“资金充足”、“熟悉经营”和“有能力办好企业”（工部省的选择标准）的大“政商”，例如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所和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局，仅分别以9.1万日元和5.9万日元“处理”给了三菱和川崎，又如投资了18.9万日元的品川玻璃厂，在转让给西村时，仅作价约8万日元，而且采用期限为55年的长期分期支付办法，这实际上等于拱手相送。显然，明治政府“处理”国营厂矿的做法，名义上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实质上是运用国家权力，一方面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促进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以“处理”国营企业为“引子”，加速私人资本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进程。
引进技术人才和先进机械设备。聘请外国专家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是“殖产兴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明治初期百业待兴，而国内技术力量又极度不足，迫使新政府不得不大量聘用外籍专家和技术人员，并于1870年2月制定了《外国聘用须知条项》。对聘用的外籍专家和技术人员，既给予优厚的待遇，又提出严格的工作要求。明治初期聘用的外国专家，以政府机关为主体，涉及工部省、文部省、海军省、陆军省、大藏省、内务省、外务省等十余个部门，其中工部省人数最多，居首位。1872年共聘用了214人，其中工部省153人，文部省24人。在工部省聘用的外籍人员中，英国人为104人，占压倒多数，其次为法国人，为33名。前者集中于铁路、通信领域，后者则集中在造船、机械制造等部门。1874年聘用人数激增至503人，其中工部省为228人，文部省为77人，海军省66人，陆军省38人，大藏省和内务省分别为27人，从被聘人员国籍分布看，英国为269人，占总数的53.5%；法国108人，占21.5%;美国47人，占9.3%；德国37人，占7.4%.这说明明治初期日本先进技术的引进，主要依靠西欧，尤其是英国。除了聘用外籍技术人员外，这一时期明治政府还依据国内的实际需要，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机械设备，例如1872年依靠法国技术人员和设备，兴建了官营富冈缫丝厂，1876年又从英国购买两组2000纱锭的纺织机，创办官营爱知和广岛纺织所。这类先进设备的引进，对日本近代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文明开化”——资产阶级的社会启蒙运动

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其缓慢，无法与欧美各国相比。因此明治政府要实行“维新”改革，加速资本主义发展步伐，唯有向欧美先进国家学习，引进西方文明及相关制度，输入近代科学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明智的选择。所谓“文明开化”，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既涉及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等社会思想意识领域，又包括具体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近代化的实施和普及。就“文明开化”的社会影响而言，说它是一次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决不过分。它不仅对明治初期的社会变革，而且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近代化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要学习西方，首先必须了解西方。为此，明治政权成立不久，1871年11月便派出以岩仓具视为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和山口尚芳为副大使，一行48人的庞大代表团，赴欧美12国进行实地考察。在为期近2年（1年零10个月）的考察过程中，他们广泛调查了有关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财政金融、产业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状况，对西方列强的文明发达程度惊叹不已，并就这些国家的哪类制度、文明可为日本所用作了探讨。在被访的美、英、法、德、意、俄等12国中，最使代表团关注的是当时被称作“世界工厂”的英国和刚统一不久的德意志帝国。前者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发展业已达到“成熟”的程度，后者则是新兴国家，与日本有许多“类似之处”，且拥有高度军事技术水平。代表团在这两个国家的体验，对归国后明治政府的政策制订，尤其以“殖产兴业”和扩充军备为核心的“富国强兵”路线的提出，产生了重大影响。学习欧美发展文化教育的经验是此次代表团出国考察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文明开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明治政权在推行资产阶级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通过初期大量聘用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实践，深深意识到培养本国科技人员及各种人才的重要性，而大批的专门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这一思想可以从上述代表团的首脑人物之一木户孝允给国内的信中得到充分反映。他在信中写道：“……确立……牢不可破的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明治政府振兴教育的主要做法是：

普及初等教育，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
“国之所以富强安康，无不缘于世间文明人才之巨大发展，而文明之为文明者，实有赖于一般人民之文明”。明治政府较早认识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重要意义，把发展小学教育作为造就人才的基础和基本出发点，并全力以赴地予以实施，以期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创办西洋式学堂。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决定废除幕府时代的“寺子屋”（设在寺院等处的学塾），在全国各地开办53760所西式小学。小学的设立因陋就简、因地制宜。校址大部分利用“寺子屋”旧舍和普通民宅。学校形式多样，有女子小学、村落小学、贫民小学、幼稚小学及残疾人小学等，也允许民间开办私塾。学制分上下两等，各为3年，共6年。儿童一般从6岁入学。
充实学习内容，着重传授西方近代文化和初步科技知识。按照《学制》的规定，下等普通小学（1至3年）的课程设置，包括字母拼写、习字、会话、读本、修身、尺牍、文法、算术、地理学大意、物理学大意、体操和唱歌等14门。上等普通小学（4至6年）还增加史学大意、几何学挂图（工具用具图大意）、博物学大意和化学大意等课程。此外还提倡学校可以根据实际可能，增设外语、簿记和美术等科目。在每周学时安排上，注重教育内容和教学质量。属于语文类的课程合计占总学时的40%，算术、理科、历史、地理等课程合计占53%。
逐步实行义务教育制。从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明治政府相继实行了3年、4年和6年的义务教育制，在4年和6年的义务教育期间学生可免交学费。
注意发展师范教育。明治政府在大力兴办初等教育时，并没有忽略作为发展小学基础的师资力量的培养。认为抓小学教育，“务须迅即兴办师表学校”。继1872年在东京设立男女师范学校之后，1874年又分别在大阪、京城、爱知、广岛、长崎和新潟等地设立了师范学校。此外还创办“讲习所”、“养成所”等，以加速培养师资力量。由于明治政府不遗余力地兴办小学教育，小学就学率不断上升。1873年小学就学率仅为28.1%，1879年即上升为41.2%。到明治末期，这一比率已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也就是说，在大约4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便完全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普及。
发展中高等教育，造就科技骨干力量。
在改进、充实中等教育方面，首先是改革学制。明治政府在实行教育改革初期，中学学制不一，短则2年，长则6年，1881年统一定为“四二制”，规定初等中学为4年，高等中学为2年。1886年又改为7年制，规定普通中学为5年，高等中学为2年。其次是明确中等教育的办学方针。明治初期，日本发展中学教育的目的是就业和升学并重，之后逐步转向以升学为主，就业为辅。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官立高等中学。明治政府在实施中等教育“七年制”的同时，在全国创办了5所高等中学（后改为高等学校），作为中等教育的重点学校。这些高等学校均设立工、农、商、法、理、医、文等专业学科，实际上是专为大学输送学习“尖子”的大学预备学校。再次是中等课程设置要求严格。例如1886年明治政府规定，普通中学应设置的学科为伦理、国语及汉文、第一外语及第二外语、农业、地理、历史、数学、博物、化学、习字、图画、歌咏及体操，并分别对这些课程的教学程度提出了要求，例如第一和第二外语要求达到会话、文法、作文和翻译的标准；又如代数课程，要求具备解释定义和运算整数、四则、分数、一次方程式、二次方程式、开平方、立方、指数、根数、等差级数、等比级数、调和级数和对数的能力。这说明，日本近代中等教育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很严，充分体现了明治政府十分重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在科学技术领域追赶西方先进国家的决心。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1869年8月，明治新政权诞生不久，便将接办的幕府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和医学校合并，总称为“大学校”。1871年4月，工部省设立“工学寮”，开始着手建立大学。同年4月，又将该校南校和东校合并，创建了东京大学，并在校内分设法、理、文、医四个学院。在开办大学的同时，明治政府还选派优秀人才出国深造。1869年至1870年共派出留学生174名，1882年有进一步改为公费派送留学，以鼓励学生勤奋学习。

振兴实业教育，普及科技知识，培养中下级科技人才。
明治政府推广的实业教育的内容广泛，既包括科技知识的普及，又包括科技知识的运用和生产技术的操作，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科学技术教育。根据上述内容，明治政府将实业教育分为三等：初等为小学的手工科、中学的实业（系指工、农、商等生产和经营事业）科和实习补习学校等。中等为师范学校、普通中学的实业科目（工、农、商等）和实业学校。其中实业学校作为中等技术教育机构，其课程设置要求更高，教学内容更深，分科也更加专业化，例如农业专业学校设农业、林业、蚕业、园艺、农业土木和兽医畜产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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