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郝斌教学视频:魏晋南北朝书法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成就得益于同期社会文化环境的滋养。
首先，从政治上看。九品中正制和门阀政治的既行，使世家大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有着优越的条件从事文化活动，他们中间有很多学识广博的学家，涉及很多领域，比如书，画，文，史……由于处于有闲阶层，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物质基础去专心学业，并多有大成者。毛汉光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比较重视的社会价值项目为：孝悌之品德、文才、礼法、外貌、与礼仪、清谈及应付、艺术等六项，其中艺术类又以书法最受重视。”[7]而龚鹏程先生也认为：“书法，在汉魏南北朝间，是新兴的艺术门类，也是当时地位最高的艺术。”[8]在中国古代，特别是魏晋，文士受到社会的尊崇，一个人要跻身名士阶层，就必定要具备各个方面的才艺，诗、书、琴、画、棋，成为文人，特别是门阀士族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随着玄学的兴起，文人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才情如何，直接关系到他们在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到他的仕途，家族名誉等等，因此，书法受到普遍重视就不奇怪了。这一时期，虽然世家大族因势作威作福“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9]，但他们从客观上对皇权的弱化反而使政治淡化了对学术、艺术的控制，抑制了“独尊”局面的出现，加上他们本身对书法的重视程度，无疑为书法艺术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二，从社会风气上来看。《六朝书法与文化》中有一段这样的资料：
刘宋时期的朱异，射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沈约戏谑道：“卿年少，何乃何乃不廉也？”朱异没有领悟出沈约的意思，沈约说：“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10]刘宋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宗炳素来有高节，晚学都来讨教，而宗悫独任气好武，不为乡里人所称道。[11]当时还有一个人叫张欣泰，不尚武事喜好“隶书”，读诸子之书，在十余岁的时候，他去拜访当时的吏部尚书褚彦回。褚彦回问其骑射的本领，张欣泰回答，性情怯懦，见马害怕，也无力牵弓射箭。彦回听过后，很是惊诧。[12]可见尚文轻武之风不是个别现象。颜之推身经数朝，多经乱世，知道武力之重要，他告诫后辈说，先王重视武力，并以此认为是选贤任能的标准。但是，他又说，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你们骑马游猎。他认为，“江南冠冕儒生，多不习此”（《颜氏家训·杂艺》）。无疑是以南方士族为榜样。他还告诫家人说，即便千年来的冠冕之家，如不通晓书写记录，莫不从事耕田养马之类的事情。这样看来，如能常拥百卷书，千年可不为小人（《颜氏家训·勉学篇》）从此便可看出颜之推更注重家族的文化艺术修养。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从魏晋到南北朝时期，虽然时代更易频繁，但是世风中有很多地方却是延续传承的，崇尚文艺的社会风气仍然没有变化。正是因为如此,大量上层书家出现，与此同时，庶族为了跻身上层社会之列，也注重了在文艺方面的修养。一个人要得到社会的认可一定要有某些方面的才艺，而善书往往是最不可缺少的才艺之一。《六朝书法与文化》中引道：
王僧虔的儿子王彬善篆隶，与其兄长王志齐名，当时人盛赞为：“三真六草，为天下宝”。同时代的刘沆，勤于读书，工于篆隶，美风姿，容止可悦。[13]……南方如此，北方也不例外。河东裴敬宪，性情和雅，未尝失色于人，工于隶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独擅于时，名声甚重，晚辈都仰慕与他。[14]
如此可见，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书法都已成为了社会所公认的素质与修养的重要组成分之一。
第三，从人们对艺术的理解来看。汉魏以来，被称为是人性自觉的开始，也是艺术自觉的开始的时期。魏晋之人开始着力于研究生命的价值，讲究形神之美和形质之美。形神之美是指人的外表风度，形质之美是指人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等，而这些都是士人应该具备的修养，更是士族身份不可或缺的基本表现。东汉书法家蔡邕在《笔论》[15]里提出“书者，散也”的著名论断，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以及书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随后则论及书法作品应取法、表现大自然中各种生动、美好的物象，强调书法艺术应讲求形象美。在其另一篇文章《九势》里，首先提出了“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16]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书法美的哲学根据，阐发了汉字结构本身所蕴含的美感因素。至此，书法渐渐进入艺术时代。所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不断提高，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就有了其发展的最有力的基础——大众认同感。
第四，从宗教文化对书法的影响来看。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魏晋始兴，到南北朝时，佛教的发展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寺院之多，僧尼之众，几不可想象。道教产生于东汉，至两晋传遍于天下。由于道教为某种意义上的偶像崇拜，兴庙建寺是必然之举，于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普天之下，无处无庙观。而众所周知，一般的宗教，都有阐发教义所依据的经典的需要，道教、佛教也不列外。先说道教，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道教之宣传除口头相传以外，还要借助于笔墨的抄写。道经抄写被认为是一种积累公德的行为。道家经典《云笈七签》卷三八〇《善劝戒》说：“劝助治写经书，令人世世聪明，博闻妙颐。”另外，“书写精妙。纸墨鲜明，装潢绦轴，烧香礼拜，永劫供养，得福无量，不可思议”。[17]因而抄经为道教所大力鼓励的。然而，道经是圣人所垂之象，是众生悟道之根本，是“登真”之路径，经书能使终生超脱五浊之津，等六度之岸，所以，抄经就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了。不仅抄经的环境要求幽静，而且抄经者皆为能书之人。道教经典[18]中曾说，如果书法迟拙不清不能抄经，富者可以用金帛雇人，而贫者可以出卖劳动力，请人帮助抄经。因此，雇请善书之人抄经便成为一种风气。随着道教传播范围及影响的扩大，对抄经的需求越来越大，以至于从事抄经的“善书”之人越来越多，因而书法艺术也随之扩大了影响。与道教相同，佛教的传播也需要大量善书之人抄经以满足社会对佛经的需求。就佛寺数目看来，“东晋偏安一百四载，立寺乃一千七百六十八，可谓奢盛”，而“自宋迄梁，代有增加。梁时合寺两千八百四十六，而都下乃有七百余寺”[19]。“北魏佛寺也达到3000，隋近4000，此皆为大寺，至于私家兰若招提，皆不计其数。”[20]而众多的寺院都需佛经以供诵读，在这种背景下，善书之人大量出现也不足为奇了。另外，佛教对书法的影响与道教的不同更在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涉及全国范围的灭佛运动，由于灭佛之举使佛教图书，经卷，寺院，佛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道宣《续高僧传》中曾记载僧慧思言：“我佛法不久应灭，当往何方避此难?[21]”这说明为防止再遭劫难，使佛法永存，佛教内部产生了相应的护法运动。于是石经就应运而生了。可以这么说，灭佛事件客观上激发了书法与佛教的新结合，使佛教书法不再仅仅是纸张上的手抄经，而是走出屋室，走向自然的浑厚、肃穆之体。正所谓“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借艺术为资用”。[22]
第五，从寒人崛起与书法的关系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士族把持国家大权的同时，出身相对低微的庶族也在悄然的崛起，这一点在南朝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表奏题答，书法都代表其门面，因而时人十分重视，在南朝恩幸之人中就多有代为帝王签名，题答的事例。《六朝书法与文化》 一书中曾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萧道成在领军府时，“令（纪）僧真学上手迹下文，至是报答书疏，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也’”纪僧真“诸权要中，最被恩眄”,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如善于随机应变,“容貌言吐，雅有士风”，但善书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纪僧真最初被赏识，是萧道成在淮阴时随从左右，“以闲书题，令答远近书疏”，因而“自寒官历至太祖冠军府参军、主簿”。[23]
可见，没有这方面的特长，他根本没有得以升迁的机会。北朝也有类似的情况。吕思勉先生说过：“虏主不能书而使工书者为代也”[24]。因此寒人得以侍奉左右，进而身份升迁，地位提高。而这种没有家族背景，仅因“善书”而被擢用，从而踏上仕途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乏其例，所以，书法成为了中下层阶级仕途的敲门砖，很多寒人勤苦学书，由此，书法艺术便渐渐的在民间扩散，书法的社会基础也慢慢的扩大了。
第六，从社会条件来看。艺术社会学认为：“社会条件向艺术创造提供了机会，而不能构成必然如此的原因，机会和社会条件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现象和艺术现象汇发生巧合的情况，但这不能说明它的因果关系。”[25]的确，在魏晋南北朝萧条，混乱的社会状态下仍然产生了如此辉煌的书法成就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艺术和社会条件方面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和艺术发展有直接关系的物质条件的发展。因为物质条件的发展可以丰富艺术的表现手法，从而拓宽艺术的表现领域。魏晋南北朝时，与书法发展密切相关的诸物质要素在逐渐丰富，其中文房四宝制作的讲究和广泛应用于书法，对书法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没有这个物质基础，书法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魏晋时期继承了汉代的制笔技术，很多书法家对于制笔都有自己的见解，甚至于亲自造笔。王羲之书札当中曾说到对笔的要求，他说：“复与君，斯真草所得，极为不少。而笔至恶，殊不称意。”[26]而这一时期，纸的品种的多样性也为书法的表现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六朝书法与文化》一书中列举了多种纸张品种，如晋时的麻纸、鱼卵纸、紫纸、蚕茧纸、蜜香纸、六合纸、侧理纸、剡藤纸，南朝时的张永纸、黄纸、桃花纸等等。纸张的广泛使用给魏晋南北朝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外部条件，除了有利于传播以外，更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作品的出现，因为纸的多方面表现效果有助于书法艺术化的进程。同时，纸张应用于书法还使书法交流和收藏变得容易了许多，这对整个书风的外传和继承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七，从社会的需要看。提到书法的发展，不得不提各种字体的相继问世。显而易见的，书法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东西，其生存与发展由社会的需要来控制，没有实用的书写也就谈不上书法的产生，书法被视为一种艺术品，也是在实用书法产生之后而出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少有作品是脱离实用性而纯粹是欣赏性的。随着艺术的自觉，书法开始有了自身的价值，也慢慢的从文字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这种审美价值随着书体的发展而体现着不同的内涵。书法艺术的发展是伴随着书体的演进而进行的，而书体的演进除了书法本身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之外，还受着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如果按照不同字体出现的时间排序的话，大体上是遵循由繁到简由复杂到简单的发展规律演变着。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速度上的快捷，也是书法作为一种工具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汉代出现的草书，就是属于这种情形。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锋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27]魏晋南北朝期间，以篆字为代表的古老字体的实用场合已不太多，转而带之的是草隶书，因而，唐书论家李嗣真《书品后》云：“虫篆者，小学之所宗；草隶者，士人之所尚。”[28]古篆之书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日益失去其实用价值，最后只能在宫殿装饰上发挥其作用，这一点在北朝表现的比较明显，当时，古篆之书成了宫殿题榜的书体，到了北魏迁都洛阳以后，隶书便渐渐代替了古篆。《水经注》云：“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皇都迁洛，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而此时的南方，书法在士人手里成为展示他们风流人格的工具，因而多用流畅之今体，如隶书草书。同时，其他各种各样的字体也渐渐在被废除。唐时张怀瓘《书断》中云：“然十书之外，乃有龟、蛇、麟、虎、云、龙、虫、鸟之书，既非世要，悉所不取也。”[29]不难看出，失去实用价值的字体都渐被废除，探究其原因，大抵都是社会的需要。因此，可以这么说，社会的发展与需要是真正的调节剂，它干预着书体的产生和盛衰，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书法的继承和发展。
第八，从文化教育的情况来看。魏晋南北朝虽为乱世，但是对文教却极为重视，即使是在非常偏僻的少数民族聚集地，也“苟获小安即思兴学”[30]。而且，官学发展的同时，私学亦盛。《晋书·隐逸传》载祈嘉博通经传，教授门生百余人。而张重华，受其业者两千余人。以上记载说明虽然战乱不已，但私学不断。北朝虽因佛教，道教的盛行冲击了以儒学为基础的官学，但是因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极力模仿汉制，推崇华夏文化，所以其官学的也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而因玄学不行于北方，反使儒学及其典章盛于南朝，特别是北魏统一了北方后，这种现象尤为明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长期的分裂及丧乱严重影响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是中华民族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还是明显的表现了出来。尽管各个政权下的教育形式、内容都有所不同，但书法教习普遍受到重视，甚至将书法列为童子业的必修课。这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成熟有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特殊的社会背景及文化环境以及多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给书法艺术如此绚丽夺目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其自然的发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块无可替代的丰碑。

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书法艺术大丰收的时代。无论南北，书法都显现出勃勃的生机。明显的，一种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不可能是单线条的，因此，南北交流与书法交融对于书法的发展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南北政权分隔，导致文化不同，这早有定论;然而书法上有南北之分的看法却是从清代开始的。《六朝书法与文化》中提到，清朝“书分南北之说”盛极一时，有文云：“在汉末、魏、晋之间，正书，行书分为南北两派，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同习。”[31]但是，王国维却对书分南北之说提出疑义，其《梁虞思美造像跋》云：“阮文达公作<南北书派论〉，世人推为创见，然世传北人书皆碑碣，南人书多简尺，北人简尺，世无一字传者。然敦煌所出萧凉草书扎，与羲、献规模亦不甚远。南朝碑版，则如〈始兴忠武王碑〉之雄劲，〈瘗鹤铭〉之浩逸，与北碑自是一家眷属也。此造像若不著年号，地名，又谁能知为梁朝之物耶？”对此我深表赞同，就南北时代相近之碑志书法相比较而言，其书法风格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仅因为南北世族不通，就硬将书法分为南北两派，我觉得这缺乏足够的证据。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政权鼎立，但各个政权之间的来往却从未中断。王元君在《六朝书法与文化》中总结了四点当时促进书法南北交流的途径：“1、各政权之间的互通使节，善书者的出任，促进了南北的交流。2、士人的南北流动，促进了书法的交融。3、书迹的直接流通，导致书风的相互影响。4、写经之交流，促进书法的交流。”这里，我想再补充一点，那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不断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书法的南北交流与融合。大量的资料证明，以长江为界，将书法强分为南北，无疑是将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化了。但这并不等于完全否认书法文化的地方性特征。南方受玄学的影响较为深，士大夫文人几乎无一不受其染。北方则承汉之遗风，守家法，深究章句，善于博考。“南朝人长于启牍，嫣美疏放，北朝人长于碑志，浑厚朴拙”。然而就书体而言，北方无非隶、楷而已，所以自然略带古意；南方却以行、草为主，古意脱尽。所以，在我看来，并不是在南北书风上有多大的差距，而是由于书体的不同而造成的所谓风格上的差异。《书法与中国文化》[32]一书中提到：“南北朝时期南北分治，又兼政权归属于不同种族，由此出现文化上的细微差异本属寻常，必须看到这些差异皆非本质性的，仅为政治环境及地域风情所致。”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的交流融合仍处于主流地位。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交流和融合，才使得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灵魂中，由此具备了“上续汉魏之隶意碑风，下开隋唐之楷体书韵”的独特魅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法艺术取得高度成就并有突破性发展的时代，此后，书法艺术在中国大地上深根发芽并蓬勃的发展着，魏晋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隋唐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书法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着，它用自己独特的魅力踩着历史的舞步烘托出社会的背景和时代的声音。它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社会的需要，而社会的需要也就真真实实的反映了一个时代各个方面的特征及人作为主体的意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