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有机肥生物菌剂:曾有小说家以"金童"的笔名为金庸的"射雕三部曲"写续书上谁?

好像是射雕英雄传的前传，你到附近的租书屋去看看，一般都会有

据说卧龙生的另一化名是金童，因为他崇拜金庸，以“金童”的笔名为“射雕”三部曲写了些前传后传外传，总名《神箭金雕》，一举大获成功，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又用“金童”之名写了不少小说。

　　之一：金庸小说眉批

　　《连城诀》

　　有点记不清了，印象里这篇的情节设置上有出彩的地方，却也有个很大的破绽。狄云这个形象，在金庸小说的人物群像里，不算很有特色。他命运的苦难颇能动人，但最后金庸安排水笙在雪谷里等他，未免有点精神胜利。
　　有两篇小说，金庸都是故意不避免使用新文艺腔的。个人感觉《飞狐外传》要运用得比这篇更好一些。“像毒蛇似的咬噬着他的心”，这样恶俗比喻居然在《连城诀》里出现了两次，杀风景。

　　《天龙八部》

　　金庸小说里头绪最繁，人物最多的一部，好象也是破绽最多的一部。萧远山为了让儿子仇恨汉人（我只能这么理解了），有意陷害儿子，总是在他离澄清事实还差一步的时候掐断线索杀人灭口。在少林寺憋了三十年，他确实已经在沉默中变态了。
　　这是金庸处理历史事实最随意的一部书（大理国的朝廷完全像个帮会），却也是他的书里最能让人感到历史的份量的一部。乔峰像一个神话时代的英雄却又充满了中国民间的气味，肯定是金庸笔下最光辉的形象。写这部小说的时候金庸据说已经是虔诚的佛教徒了，好在他虽然借老和尚之口谈了几句佛法，但书中人物的意见压过了他本人的意见，这几句话并不足以笼罩住全篇。
　　段誉的形象受贾宝玉影响是很明显的。吴霭仪女士以为化用的很好，王朔认为不好。《天龙八部》这种依次给人物立传的结构方式，是典型的中国旧小说的章法。习惯了阅读西方小说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过于松散枝蔓。

　　《侠客行》

　　《侠客行》确实是较富禅机的一部小说。问题是侠客岛的迷团没有解好，前面张三李四的辣手，石清的描述使之显得过于血腥，所以龙木二岛主的自称自赞，并不能改变读者对赏善罚恶令的印象。

　　《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作为政治寓言的一面一直是被强调的。其实这篇小说里很多细节描写的日常生活化，也绝非金庸以前的作品可比。比如，总体而言，华山派是政治斗争里的一个派系，但具体写到华山弟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学同窗的友谊。——有很多作者借用《笑傲江湖》里的一些人物，来写校园小说，也证明了这一点。
　　思过崖上令狐冲一点点看着岳灵珊变心，既痛心又无可奈何，是金庸写得最好的言情段落。
　　关于《笑傲江湖》里的一些人物和情节的争论很多，这都说明这些虚构的事实和艺术形象都像现实生活一样，给我们提供了各种阐释的可能。有人力证方证和尚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岳不群，我也谈论过岳不群和左冷禅的比较问题。这些结论都可能出乎金庸的意料之外，但却恰恰是作者把人物写活的证明，这和写《射雕》时对江南七怪的失控，绝对是两个概念。
　　本来写这组东西不想引用原文，但终究还是忍不住抄上这一段：

　　他（向问天）将那人双手用自己手腕上的铁链绕住，负在背上。这才将令狐冲抱起，继续奔跑，笑道：“咱们多了块活盾牌。”那人大叫：“别放暗器！别放暗器！”可是追敌置之不理，暗器发之不已。那人突然大叫一声：“哎唷！”背心上被暗器打中。向问天背负活盾牌，手抱令狐冲，仍是奔跃迅捷。背上那人大声叱骂：“王崇古， *** 你不讲义气，明知我……哎哟，是袖箭，你奶奶的，张芙蓉你这骚狐狸，你……你借刀杀人。”只听得噗噗噗之声连响，那人叫骂之声渐低，终于一声不响。

　　读《射雕》三部曲，往往有当时的武林大事，毕集于斯的感觉。但《笑傲江湖》里这样的描写，却让我们感受到，除了小说里写到的之外，江湖中一样还有无穷的是非恩怨。

　　《鹿鼎记》

　　忽然发现，我谈金庸的文章写了这么多，竟然没有一篇是谈鹿鼎记的。但这里一下子谈得太多也不合适，以后再说吧。
　　这里只讲一条，如果我去教中国语文的话，我肯定会从《鹿鼎记》里挑一段文字出来作为范文。

　　《越女剑》

　　越女剑的出彩就在结尾处对“西子捧心”这个意象的处理上。范蠡追忆和西施在一起的时光，那一段描写得缠绵悱恻，开篇吴越剑士的比剑则似稍嫌罗嗦。

　　《书剑恩仇录》

　　不知道将来张纪中把这部小说拍出来，“太像水浒”这一条是不是还会成为指责的理由，——问题是原著本身就太像《水浒》了。起步阶段的作品，不免摹仿的痕迹重了些。
　　这部小说最为人诟病的，当然是主人公陈家洛的性格。其实人物不可爱不是毛病，小说家当然有权写不招人待见的人物；但问题是，金庸没有把握好和笔下人物的距离，对陈家洛的同情缺少一点节制。
　　最近第三次修订，《书剑》的改动倒不是很大。老爷子自述：“本书第三次修改时，曾觅得伊斯兰教《可兰经》全文，努力虔诚拜读，希望本书所述，不违伊斯兰教教义，”并加写了一段《魂归何处》表达自己的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不过奇怪的是，木卓伦的这段心理活动却至今还在：

　　依回教规矩，男人可娶四个妻子，但陈家洛并非清真教徒，听说汉人只娶一妻，第二个女人就不算正式妻子了，这事不知如何了结，心想：“把清兵杀败了再说。青儿聪明伶俐，喀丝丽心地纯良，姊妹两人又要好，总有法子。”

　　可以娶四个妻子不假，但是他们的规矩，却是不可以同时娶两姐妹的啊。

　　《碧血剑》

　　也是比较稚嫩的作品。金庸让皇太极很谈了一阵治国之道，现在的新版里的人物，爱谈这个的就更多了。从这部书可以比较全面的了解金庸的政治观点。

　　《雪山飞狐》

　　结构精巧是公认的。我也没什么好多说。《罗生门》之后摹仿它的作品也太多了，所以金庸这篇是不是学了《罗生门》也不必太强调。这部书里的武功比较写实，苗人凤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便在背上背一个黄包袱，这也是确实有过的江湖规矩。

　　《射雕英雄传》

　　我觉得这可能是金庸写作状态最饱满的书，——当然不见得是最好的书。抄点李渔的文字，移过来评《射雕》也正合适：这部书“文心怒发，兴致淋漓，似有不可阻遏之势”，然而“思路纷驰而不聚，笔机过纵而难收，其势之不可阻遏者，横肆也，非纯熟也。”
　　《射雕》的情节破绽，在金庸小说里不算最多的；但在一些细节的描摹刻画上，它分寸的拿捏却比后面的小说差得远。比如郭靖，一般说来，原著里的郭靖给我感觉是要比李亚鹏演的那位要脑袋灵光些，但有些地方，金庸却把他写得已经不是轻度弱智的问题了。
　　这部书的配角塑造普遍较弱，可以参看灵羽对江南七怪、全真七子的批评。把人写成这样显然不是金庸的本意，但他确实就是把人写成这样了。写小说要尊重人物自身的性格发展逻辑，但这和作者对笔下人物的失控毕竟是两回事。
　　读者对杨康的好印象，大约一半是来自苗侨伟，一半是现在的时代风气使然，从原著里找不到多少依据。金庸写杨康的思路好象其实是挺简单的，就是要给郭靖竖立一个对立面。把杨康写坏，打破了一个套子，就是说明了血统论不对，英雄的后代不一定是英雄；但马上就掉进了一个更大的套子，就是穷困使人好，富贵使人坏。写《射雕》时金庸还在左派报纸供职，大陆的种种运动对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事实上初读《射雕》，郭靖杨康的命运首先让我联想到的竟是一部童话，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

　　《神雕侠侣》

　　《射雕》三部曲，《倚天》其实不能算《神雕》的续书，但《神雕》却确确实实是《射雕》的续书。一般续书所有的毛病，它大约也都犯到了。
　　最近我本想把《神雕》重读一遍，虽然早就料到不会有当初的感觉，但还是想不到竟会根本进入不了阅读状态。读不下去的原因，倒也不涉及那些理念上东西（比如觉得它迎合了读者的“低级感情需要”之类），就为这部书的描写实在太累赘了。
　　这里我只凭记忆谈谈。杨过曾专门写过一篇，这里不赘。小龙女我对她其实倒还是挺喜欢的（特别讨厌她的好象一般是女生）。她吃亏吃在戏份太多，她这种天仙化人般的人物，出场越少，越是能引人遐想无限，——对香香公主我还要更喜欢些，就因为书剑短，她又差不多到书三分之二的地方才出场，我们对她的绝美才有惊鸿一瞥她就已经化作了点点碧血。小龙女就不行了，她在现实生活里经历了那么多磕磕碰碰，性格前后也始终没什么大的变化（当然金庸好歹还是写了一点她的变化，体现了一个作家起码的责任心），那就怎么看都觉得假了。
　　其实写小龙女的俗世生活，是一个特别好的题材，关键是要狠下心来写。她一出古墓就给尹志平奸污，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但金庸当然不可能沿着这个方向写下去。要这么写，就不是通俗小说了。
　　绕开整体评价，单就人物而论，《神雕》里有三个女人写得特别好。第一个当然是黄蓉，从《射雕》到《神雕》的前后变化，写得如此令人丧气但又如此真实可信，确实是非大手笔不能办。另外两个是郭襄和程英，当然这两个人物塑造要相对容易些，而且毕竟她们戏份也少。郭襄是一种带着人间烟火气的圣洁，写多了也可能面临和小龙女一样的问题，把人给弄假了。而写程英这样内心比较大气的女孩子，金庸其实不一定很擅长。这次改写《碧血剑》，他给焦宛儿加戏，结果把人家毁得一塌糊涂。但愿他改写《神雕》的时候，对程英千万别再动什么手脚。

　　《飞狐外传》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越晚，人物的武功越低。我想金庸之所以这么安排，也未必存了“暗示中国文化的衰落”的深意。这其实有个操作上的原因，越到近代，稗官野史里关于武侠的内容也就越多。有了这么多相对现实的材料可以运用，写来当然比那些纵情想象的小说要显得风格写实。
　　《飞狐外传》就是以这么一种比较写实的风格，在金庸小说里独树一帜。这部书里打斗的场面特别多，也有很多关于武功门派的介绍。这些材料多大来自旧武侠，但经过金庸的裁剪调度，已是另有一番面目。本书的语言风格与金庸的其它小说也有不同，表现出了金庸运用现代语体文的功力。
　　《飞狐》的主题就是侠义精神，虽然说不上深刻，但胡斐性格里那种简单而执着的力量，自有它的一种动人处。程灵素作为金庸小说里唯一一个不甚美貌的女主角，满足了一大批女读者的代入幻想。

　　《鸳鸯刀》、《白马啸西风》

　　这两部短篇虽然也有几万字的篇幅，但在金庸的作品里，大约只能算小品一类。《鸳鸯刀》的幽默俏皮，《白马啸西风》的忧郁感伤，都属于轻倩可喜的风格。“大陆金学研究第一人”陈墨居然从《鸳鸯刀》里发掘出悲剧精神来，对他我只有佩服。

　　《倚天屠龙记》

　　金老爷子想到文学殿堂里混，他的小说里比较能架得住纯文学标准考验的，大约就得从《倚天》开始算（我没说符合这个标准才好的意思）。金庸的转型显然是从《倚天》开始的，不是明眼人也看得出来。梁羽生批评金庸，也说是金庸从《倚天》开始走上了邪路。
　　张无忌可能是金庸小说里第二不受欢迎的主人公，不过不能否认这个人物金庸写得很好。我在写成昆的那篇里提到，我觉得《倚天》里的反面人物塑造得一般，不过一路读下来，对小说的这个弱项读者的感受却并不强烈，这是因为《倚天》里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得出色，情节的推动主要并不需要靠一两个反角的播弄是非来完成。
　　《倚天》里塑造人物的功力比金庸之前的小说强得多。拿全真七子和武当七侠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得出来。《射雕》刚开始的时候，丘处机何尝不也是一代豪侠的风范，但自从东邪西毒一出，七子就完全变成了一副窝囊废的形象。武当七侠的武功在《倚天》里也未必就算怎样了得，但却始终保持着可亲可敬的大侠风范。人物的魅力不需要依赖武功就能建立，这恰恰表现出作者刻画人物的功力。
　　金庸描写权力斗争的才能，也是从《倚天》开始才有了充分的展示。江湖与庙堂之争；江湖里六大派与明教之争；明教的教主争夺；六大派之间微妙的权力制衡；还有海沙派五凤刀这些立场不定的底层帮会……既对立又错综。可以一提的是，高度集权的明教在阳顶天死后几乎等于是分崩离析；而六大派尽管相互间也是摩擦矛盾不断，但是在围剿光明顶的时候，他们的松散联盟却还是表现出极高的效率。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论者很可以进行一番政治解读。

是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 倚天屠龙记

统辖“射雕三部曲”的更大的主题又是什么呢？这必须先依次看一下这“三部曲”中三本书的主题分别是什么，这个更大的主题也就水落石出了。前面已经指出，“射雕”本身的主题是关于“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的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的演绎。此书特别选择了儒家与道家中思想相近的部分融为一体。然而，儒家与道家的思想中其实还有着互相冲突对立的部分，而这些部分的演绎，正是由“神雕侠侣”一书来完成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射雕”的主题笼罩之下，杨康的形象深受压抑。金庸为此特别另开一书，以性格类似于杨康的杨过为主角，尽情地刻画和舒展这一类型人物的性格。杨康的形象之所以受到郭靖形象的压抑，就是因为他身上更多地体现了道家思想中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一面。杨康“认贼作父”，仅仅是因为贪图富贵吗？还是十几年来的养育之恩，不能如此轻易地弃之若蔽履？也就是说，在杨康的性格中，“重情”的一面远远压倒了“重义”的一面。杨过作为杨康之子，不但在相貌上，更是在性格上继承了父亲。当然，金庸在杨过身上倾注了比杨康更多的适合于演绎道家思想的内涵，如他的追求自我、不肯屈服于世俗道德的束缚、纵情任性等，因而其个性比杨康更张扬，更鲜明，也更丰满。

与“射雕”一书强调儒家与道家的融合大不相同，“神雕”一书更强调儒家与道家的冲突。为了使二者产生冲突，金庸有意地使郭靖身上的儒家精神和杨过身上的道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都走向极端，从而难以互容。郭靖在“神雕”中的形象，一方面比“射雕”中更进一步地辉煌高大（“射雕”中的郭靖虽然是“高大全”人物，但总的来说还是“人”，但在“神雕”中已进化为“神”），另一方面比之“射雕”中的敦厚和善良，“神雕”中的郭靖却多了几分僵化和固执。这种变化一方面使郭靖的形象既有“高大全”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加入了几分“圆形人物”的味道。

作者这样的安排，不但是为了进一步深化人物的形象，更是为主题上的转变服务。“射雕”中的儒家思想只有美好的一面，但“神雕”中的儒家思想却一度走向极端，实际上蜕化成宋代的理学。因此，郭靖性格的变化，本身也是对于儒家思想在历史进程中变化发展的一种模拟或象征。前面提到过，“射雕”中郭靖身上的儒家思想体现为“无欲则刚”。然而，“无欲”如果仅仅是郭靖对于自身修养的要求，那是伟大的。但若然郭靖把这种“无欲”的要求向外推广，强迫别人也跟他一样“无欲”，否则就斥之为“不道德”，其结果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就是宋明理学的“灭人欲，存天理”了。儒家的极端化，就是如此逻辑地蜕变成理学。

不但儒家“无欲则刚”的思想在郭靖身上一度走向了极端，道家追求自我（自由）的思想也在杨过身上一度走向极端。书中描写杨过一段天人交战的经典场景，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杀害郭靖。他想杀郭靖，其一是认为郭靖对他有杀父之仇；其二是受情势所逼，需要杀他来换取情花的解药。然而，他同时也明明知道郭靖是守卫襄阳的“长城”，一旦他死了，襄阳就指日可破，全城官民将无一幸免。在私人恩怨和国家大义之间，杨过摇摆不定。最能反映他一度有失足之险的，是他见到蒙古士兵以尖矛举着婴儿，一方面他气愤，但一方面他又想到自己受苦的时候，除了小龙女，何曾有人关心过他？于是仍然决心入襄阳、杀郭靖。

这也反映了道家的追求自我、淡化道德的思想走向极端时，将会滑向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危境。这跟儒家的“无欲则刚”僵化顽固成“灭人欲，存天理”虽然是背道而驰，在性质上却是奇怪地相通的。写到这里，不由得要赞叹一句西谚“Extremes meet ends”（译作“两极相通”或“极端相连”）的深刻性。

然而，“神雕”中关于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演绎，并不是简单地描写它们的冲突，更描写它们冲突的结果并不是反目成仇、两败俱伤，而是有互相补充的地方。也就是说，杨过的力抗世俗之见的道家思想，对郭靖的儒家思想的僵化顽固有消毒之功（郭靖最终是默认了他与小龙女的师生恋关系）；而郭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儒家思想，也对杨过的纵情任性的道家思想有匡扶纠正之效（杨过最终被郭靖的大仁大义所感化，宁可自己和小龙女毒发也不肯杀郭靖）。因此，儒道两家在“神雕”中虽然一度严重冲突，但最后即使不能说是达到“射雕”那样的水乳交融的融合之境，但至少也是和平共处了。于是，“神雕”的主题就变成了“儒道冲突，以道为主，儒道共存”。“以道为主”是显然的，因为主角是杨过，他最后虽然也适逢其会、躬逢其盛地参与了一次襄阳保卫战，但与郭靖的决心与襄阳共存亡的坚定相比，他更愿意选择的是携小龙女归隐古墓，过逍遥世外、享受自我的生活，而这当然是典型的道家作风了。

因此，“神雕”的主题虽然与“射雕”的主题，从一部分来看是针锋相对，但到最后则不无相通之处（一者是“合一”，一者是“共存”）。这决定了两书的风格都属于“正剧”，而不是“悲剧”。

至于到了“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倚天屠龙记”，情况又变得比较复杂。

首先，“射雕”与“神雕”的故事情节联系很紧密，“射雕”中的人物关系网大致上仍然在“神雕”中存在。而郭靖与杨过二人的性格对比也很明显，一者为“正”，一者为“反”。主题上的联系也很清楚，一者是“儒道合一”，一者是“儒道冲突”。但“倚天”呢？“倚天”与前两部的关系是什么？它在“三部曲”中的地位是什么？若说情节上有联系，这种联系是很微弱的。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两部小说之间在情节上有这样微弱联系的并不止“倚天”与“两雕”。如“碧血剑”中的阿九就是“鹿鼎记”中的九难，这个人物在两部小说中地位都不弱，但这两部小说显然没有任何主题或人物上的联系，连这个人物的性格在两书中都有很大的不同，从阿九到九难可以说是“人到中年，性情大变”。又如红花会在“书剑恩仇录”和“飞狐外传”中都出现过，但反而是后者成为“雪山飞狐”的“外传”而不是“书剑恩仇录”的别传。还有，独孤救败在“神雕”和“笑傲江湖”中都是一个令人向往、幻想不已的“隐形人物”，两书却也并不相干。所以，以情节来作为勾连“倚天”与“两雕”的线索，那是远远不够的。

陈墨也曾为此问题论辩过一番，最终的结论是认为因为三者的主题都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即都是行侠仗义，所以联结而成“三部曲”。这一说法显然也影响了“天人五衰——《天龙八部》的碎片”一文的作者，因此文中一开头就这样比较“射雕三部曲”和“天龙八部”：“正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经历着‘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金庸写郭靖是侠者之立，杨过是侠者之变，萧峰是侠者之疑，韦小宝是侠者之反。无论仁爱义烈，还是武功绝伦，那些天神般的英雄高士在《天龙八部》逃不过恐怖和惨伤，这是对《射雕》三部曲里侠义至上的怀疑……”。

然而，从前面对“射雕”的主题的深入分析中已经可以明白，陈墨对于“射雕”的主题的把握是失之浅薄的。行侠仗义的主题只是“射雕”一书的大主题中的一个形而下的层面，而不是全部。而在“神雕”之中就更没有这个主题的份。前已述及，杨过虽然也兴之所及、适逢其会地参加了一次襄阳保卫战，但那为的是反映儒家思想对道家思想有匡正的一面。至于说到“倚天”中的张无忌，他当然也有行侠仗义之举，但金庸小说中哪一部没有这样的行为？“飞狐外传”中的胡斐的行侠仗义难道不比张无忌的更彻底？“书剑恩仇录”中的红花会众英雄的所作所为，难道就不算行侠仗义了吗？因此，这样的理由太薄弱，不足为据。

其实，只要我们把握到“射雕”和“神雕”的主题特征，“倚天”的主题是很容易体会出来的。既然前两书的主题都是演绎中国本土产生的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倚天”作为“射雕三部曲”之一，当然也不出这个框架之内。那么，“倚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这从三部小说的主角的不同性格特征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金庸在“倚天”的“后记”中已经画龙点睛地一带而过了。三部小说的主角的性格特征如果都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显然郭靖是“正”，杨过是“反”，张无忌就是“合”了。“倚天”所反映的主题，其实是儒家与道家的再次融合，但这一融合并不是“射雕”中的那种融合，而是在另一侧面的融合。

审视张无忌的性格，同样是儒家和道家的综合。例如，他最大的性格特征就是“不忍”，这显然是来自儒家孟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思想。张无忌劝阻灭绝师太不要杀魔教的人（灭绝其实是郭靖性格的极端化，而又没有杨过的道家思想来抵制、消毒的情况下的表现），其原因是他想到自己孤儿的身世，不忍心看到这些人的孩子也受这样的苦。从这一点上来看，他的身上其实也有着墨家那种推己及人的“兼爱”思想。事实上，墨家不但是儒道两家之外中国本土产生的思想流派中的第三大家，而且其推己及人的“兼爱”思想，与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有着一体两面的关系的，因而很容易与儒家融合。

除了这“不忍”之外，张无忌性格特征中最明显的儒家思想就是“有容乃大”（宽容），这与郭靖的“无欲则刚”本来就是一对的。这在他的武功中也就表现为既修练了“九阳真经”等道家正宗，也学习了“乾坤大挪移”、“圣火令武功”等外来的所谓邪派功夫。这种中外并蓄、正邪兼修，本身就是对其性格包容性的一面的象征。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张无忌学的“九阳真经”也好，“太极拳”、“太极剑”也好，都是典型的道家武功。他身上也有着随遇而安这非常典型的道家气质的性格。

总而言之，“倚天”中对张无忌的描写，也是选取了儒家和道家中比较人性、柔和的一面来融合的。跟“射雕”中选取儒家和道家中比较正气凛然的一面来融合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而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射雕”还是“神雕”，儒道两家无论是“合一”还是“冲突”，这两书所反映的都可以说是这两家思想中阳刚的一面。郭靖的“正气”乃至“顽固”，杨过的“激越”乃至“偏激”，风格都是高昂激烈的。而张无忌的性格却可以用“阴柔”来形容之。而当儒道两家如此“阴柔”地融合后，竟是出乎意料之外地有效抑止了两家在阳刚一面走向极端。如前所述，“倚天”中的灭绝师太的形象反映的是郭靖性格极端化而又无杨过式的道家思想消毒时的可怕情景，而张无忌有效地阻止了她的作恶。另一方面，被人称为“魔教”的明教，其教中的人物的性格又都与杨过非常相似。（尤其是杨逍，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他竟也是姓杨的。而纪晓芙的“不悔”不正是没有受道德约束、自由地舒展自我的穆念慈吗？）在没有张无忌主持大局时，教内诸人互相不服气，弄得一个曾经强盛一时的明教四分五裂，几乎亡教。但张无忌出任教主后，明教不但是日益兴盛，更与武林其它名门大派走向和解，可谓从“旁门”重纳“正道”，从“边缘”回归“主流”。

这些的情节设计，都不是随便编造出来的，而是无不指向小说的主题——儒道在阴柔的层面上再次实现融合。如果说“神雕”中的儒道在激烈冲突后还谈不上融合，只是互相默认了对方存在的权利，不再争夺你统治我、还是我压制你，实现了和平共处；那么在“倚天”中，儒道两家是真正地再次走向了融合。而且，如果说“神雕”中儒道的互补更多是一种互相约束，以一方好的一面制约另一方走了极端时坏的一面的话；那么“倚天”中则通过两家的融合而完全消除了其中一方走向极端的可能性。

这才是“倚天”真正的主题，从而也就响应了“三部曲”的宏大主题——金庸一直在这三部小说中探讨着儒道这两大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流派如何冲突，如何互相制约，如何和平共存，最终又如何融为一体。“三部曲”按着“正—反—合”的逻辑顺序，梳理、反省、从而演绎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彼此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这三部小说自身的主题，无不服从于这一宏大的主题。

虽然“三部曲”是三本小说，而不是一本，因此其结构之松散，即使比之以松散著称的“天龙八部”还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如果从主题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三本小说之所以能结合而成“三部曲”的一体，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非同一般的。所谓以主题来稳定结构，这里又是一次精彩之极的示范。 这里还要补充一下，为什么陈墨会在探究“倚天”的主题上犯下大错。原因在于他先入为主地把张无忌定性为所谓的“佛之侠”。陈墨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说明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变化。他把郭靖定性为“儒之侠”，杨过为“道之侠”，张无忌于是顺理成章就成了“佛之侠”。但是，如果说前面对郭靖和杨过的定性虽然有失之偏颇（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郭靖还是杨过，虽然有“以儒为主”或“以道为主”的区别，但并不是那样纯粹地只有“儒”或只有“道”），但若只抓主体不及其余的话，还不能算是错的。然而，把“佛之侠”的名头派到张无忌身上，可就是“谬以千里”了。虽然佛家的思想在小说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有所抬头（表现为谢逊听到张无忌使用“圣火令武功”到精微入妙之处时有走火入魔之象，急念佛经化解其魔性），但基本上对这本小说没有多大的影响。

诚然，金庸在写“倚天”的后期开始信仰佛家，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深知一部小说写到最后，是到了大局已定的时候，不能轻易地改动主题，以致动摇根本。他在“射雕”中明白杨康的形象深受主题之压抑，却也能有意识地回避过份抬高杨康的地位而破坏小说中早已构建好的框架，更何况“倚天”中的主题设定同时还要受到“三部曲”的宏大主题的统辖，根本就不可能有表现佛家思想的余地。因此，金庸写完“倚天”之后，意犹未尽，赶快又写了部比较短的“侠客行”，其用心恐怕就跟他写完“射雕”后又来一部“神雕”是差相仿佛的吧。也就是为着要了结一下不能在前一部小说中一舒畅快的主题“心病”。

另外，“笑傲江湖”中也有道家思想的影子，然而，此书中的道家与“神雕”中的道家思想已经不是同一回事，在主题上的作用也大不相同。“笑傲江湖”中的道家，其功能更多地像“连城诀”中的“梁祝”故事或丁典与凌霜华的爱情故事一样，只是一种用来衬托丑恶、狰狞的现实政治或现实人生的远景，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或理想，而不是小说主题所要演绎的对象。事实上，“射雕三部曲”的主题风格都属于理想主义，这与“笑傲江湖”和“连城诀”以象征主义为手法，以批判现实主义为风格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这其中的微妙区别，正如陈世骧所言，是“识者宜可辨之”也。

详细分析了“射雕三部曲”在人物形象塑造、主题表达上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我们又可以再次回头来看“隋唐英雄传”的主题表达为什么是失败的，并且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那么，应该怎么去加以挽救呢？从前面对“水浒传”和“射雕”的分析来看，二书都是作了有利于主题要素，而不利于另一与主题要素相冲突的要素的处理。这可能会令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一旦出现其它要素与主题要素相冲突的时候，应该都迁就主题要素。非也非也，并非如此。“水浒传”和“射雕”这样处理，那是因为这两部小说的作者都已经有了一个很深刻的主题在手，而且他们的大师级水平也使他们能驾轻就熟地驾驭这深刻的主题。因此，如果为了其它要素而放弃这么好的主题，那是非常可惜的，作品的综合分会因此而大跌。

但对于一般的作者编剧来说，就以“隋唐英雄传”的情况为例，它要表达的主题本来就比较单薄，主角承载主题也很失败，显示出有关的编剧缺乏驾驭深刻主题的能力。因此，有关的主题本来就是有等于无，即使予以放弃，对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影响很有限。但李世民这一角色却非常成功，放弃了可就太可惜了。一旦放弃这个角色，整部电视剧一定大为失色。因此，两相衡量之下，当然是应该选择放弃主题来迁就这一配角的人物塑造。这一点，其实我早就说过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不要强求作品非有一个主题不可。否则，不见得能成功地表达一个好的主题，反而会冲击了其它要素的质量。

即使退一步说，“隋唐英雄传”的主题表达得很成功，但如前所述，这一主题很单薄，其艺术成就终究是有限的。与之相比，“射雕”中“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只是一个小主题，它依托于一个统辖全书的更大的主题。而这个全书的更大的主题，又进一步依托于一个统辖“射雕三部曲”的更宏大的主题。这样的层层依托，使“射雕”的主题的深刻性大为拓深，有了相当大的回旋空间。单就“射雕”一本小说而论，它也许仍然不免显得单薄。但由于它依托于整个“射雕三部曲”，是这“三部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就不再显得单薄了。

因此，就整个“射雕三部曲”而论，它与金庸后期的多部经典之作，如“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相比，其主题之宏大深刻是足以并驾齐驱的。“射雕三部曲”的主题风格是“正剧”，“笑傲江湖”属于“性格悲剧”（“红楼梦”也是属于“性格悲剧”），“天龙八部”属于“命运悲剧”，“鹿鼎记”则是以喜剧为表、悲剧为里。总而言之，都是各有千秋，可谓“春兰秋菊，各擅胜场”。

正是金庸作品的主题具有如此的宏大、深刻而又多样性，才能出身通俗而最终侪身经典。这些，都是其它武侠小说所不可能比拟的。古龙在武侠小说的领域内无疑是精品，但在更广阔的文学领域中加以审视，就显出小家子气来了。黄易的作品更是尚欠时间的考验，其流行地位虽然得以确立，但它能否与古龙之作比肩，不再过十年都仍属未知之数，更谈不上挑战金庸。打个比方吧。金庸是大山，古龙是孤峰，黄易呢？现在盖棺定论还早就哩。等它变成化石了，再来判断它是钻石还是煤炭吧。

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 倚天屠龙记

统辖“射雕三部曲”的更大的主题又是什么呢？这必须先依次看一下这“三部曲”中三本书的主题分别是什么，这个更大的主题也就水落石出了。前面已经指出，“射雕”本身的主题是关于“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的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的演绎。此书特别选择了儒家与道家中思想相近的部分融为一体。然而，儒家与道家的思想中其实还有着互相冲突对立的部分，而这些部分的演绎，正是由“神雕侠侣”一书来完成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射雕”的主题笼罩之下，杨康的形象深受压抑。金庸为此特别另开一书，以性格类似于杨康的杨过为主角，尽情地刻画和舒展这一类型人物的性格。杨康的形象之所以受到郭靖形象的压抑，就是因为他身上更多地体现了道家思想中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一面。杨康“认贼作父”，仅仅是因为贪图富贵吗？还是十几年来的养育之恩，不能如此轻易地弃之若蔽履？也就是说，在杨康的性格中，“重情”的一面远远压倒了“重义”的一面。杨过作为杨康之子，不但在相貌上，更是在性格上继承了父亲。当然，金庸在杨过身上倾注了比杨康更多的适合于演绎道家思想的内涵，如他的追求自我、不肯屈服于世俗道德的束缚、纵情任性等，因而其个性比杨康更张扬，更鲜明，也更丰满。

与“射雕”一书强调儒家与道家的融合大不相同，“神雕”一书更强调儒家与道家的冲突。为了使二者产生冲突，金庸有意地使郭靖身上的儒家精神和杨过身上的道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都走向极端，从而难以互容。郭靖在“神雕”中的形象，一方面比“射雕”中更进一步地辉煌高大（“射雕”中的郭靖虽然是“高大全”人物，但总的来说还是“人”，但在“神雕”中已进化为“神”），另一方面比之“射雕”中的敦厚和善良，“神雕”中的郭靖却多了几分僵化和固执。这种变化一方面使郭靖的形象既有“高大全”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加入了几分“圆形人物”的味道。

金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