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特种兵小庄睡小菲:失街亭，谁之过？

各位所言差矣。军事胜败，势也！司马十五万大军长驱直入，蜀国诸葛亮所派各路军马最多只有七万人，诸葛亮惯使疑兵计，但疑兵计成功的前提是对方受骗，司马此次不受骗，在街亭之战中情况明，决心大，用兵得当，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分割包围马谡（马仅带二万人）和王平（王仅带五千人）双方兵力悬殊，蜀军虽奋力死战，仍无胜机，战前诸葛亮的决策是在五路总口当道下寨，莫非这样就可必胜？诸葛亮的用意是马王二人当道坚守，魏延等人从他处支援，但如被魏军分割拦击，哪有必胜之理？人家围点打援，岂不以逸待劳？诸葛亮有此大败，势所必然。至于说用人不当，书生拜将，东吴陆逊早有成功先例，马谡实际水平不在陆逊之下，天时地利人合诸情况不同，结果就大不一样。三国演义的作者美化刘备，神化诸葛亮，就这样用马谡顶缸，其实是很拙劣的。

却说那孔明亲率三军征讨魏国，一路是过关斩将，来到祁山。眼看那伐魏之事即将大功告成，却因一个小小的街亭失守，而使三军损兵折将，并且也险些致使征讨的失败。后人评说：“皆是马谡之过”。而我却认为：“街亭之失应在孔明”。
首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孔明身为三军主帅，应知此地重要性，却因为马谡要立一军令状，而把关系三军安全，伐魏成败之事交给一个自己都怀疑的人，这不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吗？况且当年关羽也曾立下军令状，但是他最终还是在华容道上放了曹操一马。我想孔明不会就这么快忘记吧！而且当年先帝在时，也曾对他说过：“此人言过其实，不宜大用。“难道孔明也忘记了吗？此乃孔明一过也。
其二，孔明又派一名上将前去协助马谡，因为此将平生谨慎。但是他却没有给予王平一定的权力，况且马谡固执，身为三军统帅，他也不能说没有觉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上述做法岂不是无用吗？结果制使在必要的时侯，王平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此乃孔明二过也。
其三，孔明让高翔去守列柳城，在必要的时侯，可以引兵前去解救街亭之危。但是高翔却不是张颌的对手，而像赵云那样的大能之才，却被派去疑军，并且可战，可不战，只求惊敌军心。结果使得街亭得不到有力援助而丢失。假如让高翔和赵云互换其职，那么情况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改变，所以说此乃孔明三过也。
其四，孔明让魏延驻守平阳关，必要时前去接应街亭。却没有向魏延讲清，夺下街亭，就地安营扎寨，派人把守，不可追敌，因为司马氏父子的狡诈，孔明应该是非常了解的。结果使得街亭得而复失，魏延也险些丧命，此乃孔明四过也。
综上所述，追其根源，街亭之失，过在孔明。假若孔明能免一错，也不会有这样千古遗憾之事的发生，马谡也不致为此丧命，更不会为他背上千古不白之怨

诸葛亮
真实的马谡，其实是一个难得的高级参谋和战略型人才。
据史载：马谡自幼熟知兵法，才气过人。诸葛亮十分敬重他，行军打仗，二人常常促膝常谈，彻夜谋划。针对南人难以驯服的特点，马谡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攻心策略。这一策略被诸葛亮实施为“七擒孟获”，保证了南方边境的长治久安。针对蜀国“兵马疲蔽”，民怨沸腾，马谡适时提出“只宜存恤，不宜远征”的休养策略。北伐前夕，靠马谡的计谋，诸葛亮成功地离间魏国曹睿、司马懿君臣，为北伐奠定了胜利基础，才使得诸葛亮败夏侯，收姜维，破羌兵，灭王郎，紧接着连克南安、安定、天水三郡，曹魏举国震惊。

善于小征小战的能手不一定是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也不可能是个能征善战的将士。汉高祖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人各有其才，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方面 ，马谡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高参。

正如毛泽东思想里，包含着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想一样，诸葛亮的智谋，很大一部分里包容了马谡的聪明和智慧。“三个臭裨将，顶个诸葛亮”的典故，就说明了这一点。在群体皆曰马谡该杀的时候，参军蒋琬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乎？”刘禅更为冷静，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事情的发展，恰恰证实了蒋琬的“冷静”的正确。马谡死后，诸葛亮用兵打仗远不如以前，原因就在于身边缺少了善于谋划的智囊型人才。因为少了心腹马谡参与，晚年的诸葛亮食少事繁，事事躬亲，最后凄惨地劳累而死。以至于临死之时，诸葛亮发出了“吾遍察诸将，皆无人可授”的悲叹，可见诸葛亮对马谡情有独衷。

因而，诸葛亮评价马谡“匡世奇才”并不过分。过分的是作为上级领导的诸葛亮明知马谡缺少一线的经验，却不顾众人的反对，违反常规，硬要马谡这个机关兵一线挂职锻炼。培养人才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好心办坏事，结果导致人才严重 错位 。

出任先锋总司令一职，理应由久经沙场的老将魏延、吴懿、赵云等人担当。诸葛亮不顾众人的反对，“逆天行事”，一意孤行，让一个没有实战经验的机关兵担任先锋军总司令，同魏国名将司马懿的大军对阵，显然有点以卵击石的味道。由于魏军来势凶猛，东线老将赵云尚且抵挡不住，马谡失街亭亦势所难免。诸葛亮听不进马谡“不宜远征”的忠告，楞是以弱谋强，即便不失街亭，诸葛亮也不会有大作为。街亭失陷与其说是马谡咎由自取，倒不如说是诸葛亮战略失误的必然。马谡的悲剧，一定程度地掩盖了诸葛亮战略失误的悲剧，使一代悲剧的制造者成为一个完人。

追究马谡错位悲剧的社会根源，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失街亭之前，刘备、诸葛亮为了调动将领的积极性，偏爱刺激法。激将法在激励人才自我表现的同时，也助长了将领们不切实际地好大喜功倾向。

关羽、赵云、黄忠、魏延等人为了抢头功，也都有动辄拿人头担保抢签军令状的经历。成事，签订者大捞资本；败事，也没有人认真追究。所以，在一定程度地助长了盲目签订责任状的恶习。受大气候的影响，作为没有一线资历的马谡，比任何蜀将都急于捞取一线的资本，加上马谡同诸葛亮非同一般的关系，错位的马谡“明知山有虎，偏上虎山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凭着多年默默无闻地为诸葛亮甘当绿叶这一情份，事前事后的马谡都没有预料到诸葛亮会对自己依法处置。而事实上的诸葛亮，也并非不想从宽处理马谡，只是自己违规拔谡，将军们多有情绪和猜疑。在 斩或留 问题上，众将官不满情绪无疑成了诸葛亮执法的准绳。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与其说是执法严明，倒不如说不得已形势下的无奈之举。

张心阳说：“在中国官场似有一种‘责文化’就是从部署一项工作任务开始，就言必称‘不成任务，我拿你是问’，‘拿不下城池，就提头来见’。他将一切责任推给下级，而从不检验自己的决策是否周密。”一旦下级圆满完成任务，便是自己英明果断，否则便是下级刚愎自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独裁制度下，人才错位的始作俑者是他的上级。

事业的成败往往并不取决于人才的得失，而在于人才的有效使用。世上只有错位的人，但没有无用的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用量材使用人才。

刘邦在评价张良、萧何、韩信等人才，说过：“此三这，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假若诸葛亮真能做到知人善任，各得其所，怕马谡、魏延、李严、杨仪等人才也不会是因错位而落到悲惨凄凉的结局。如果董卓、袁绍、曹爽善待谋士，不搞越俎代庖的话，怕三国的历史将会改写。

赵括错位，导致四十七万赵国子弟兵，被杀的被杀，活埋的活埋，重大事故，难道问题的根源仅仅是赵括纸上谈兵缘故吗？！避讳领导重大责任而不追究而专门干“舍卒保帅”的勾当，是我们历史悲剧的悲剧，也我们不断重复历史悲剧的根源。解放后，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接受人民的再教育，难道这么多人错位也应该由知识分子承担吗？！

马谡该死，罪在错位。假如因为马谡错位，而把他的功绩一笔勾销，显然不是公正地看待历史人物。为何在我们眼里只有失街亭的马谡，而没有智慧过人的马谡呢？！我不禁要问：社会颠倒了，还有历史来评说，那么历史颠倒了，又有谁来评说？！

二人都有过失。

马谡执掌兵权不听王平之谏，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人要多一个心眼。
诸葛亮未听先帝之托孤言，先主谓孔明曰：“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孔明曰：“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不能重用马谡。

真正的军事将领都是从一线锻炼出来的，而马谡并非一个能带兵的将军，而是一位高明的谋士。诸葛亮用他守街亭，确实是一个败笔！失街亭的历史责任大部分应该归到他的头上！当然，诸葛亮并未推卸责任，而是自降三级，并向后主请示处分，这一点深得我们学习！

诸葛孔明用人不当！
领导者最最忌讳的就是用人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