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训站军姿绑腿:有个词帮忙解释一下。

武训其人

武训，山东堂邑县武家庄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训五岁丧父，随母亲行乞度日。他每逢遇到学堂里传来朗朗书声，便驻足而听。他几次向母亲哭诉，请求上学，母亲都含泪说：“咱家穷得没饭吃，还有钱让你上学吗？傻孩子，不要胡思乱想了！”七岁时，他偷偷拿着积蓄的两百文铜钱求私塾老师收留读书，却遭富家子弟赶出学堂。母亲亡故后，武训投靠到伯母家。年幼的武训他又一次提出要上学，伯母凄然地告诉他：“书，不是穷孩子念的，还是长大了扛活换饭吃吧。”他幼小的心灵又是伤心，又是不解：为什么穷人就不能上学呢？
14岁开始，武训在富人家做长工，主人总是欺负他，克扣工钱。有一次，他被主人打出门来，回到本村的破庙里，他慨叹自己悲惨的身世和命运，并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念不起书没有文化，萌发了兴办义学的念头。三天后，武训从破庙中跑出来，若癫若狂，还高唱自己编的歌：
“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一天的功夫，全武
家庄的人都知道武训疯癫了。而武训却在这次“疯癫”之后，找到了未来生活的道路。
办义学是件难事，对于他这么个乞丐更是如此。武训把自己的头作践成奇形怪状，身上的衣服又是各色的补丁，以求别人肯来耍笑他。人们觉得他好玩，也乐意给他东西，或是食物、铜钱。他把乞讨来的好一点的食物出卖，变成钱积蓄起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吃好的，他唱道：“吃好的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除了乞讨以外，他常常帮人家推磨、晒粪、铡草、拉砘子，他还会捻线缠线，出售赚钱。在他立志办学的初期，这些收入是他积钱的主要来源。武训因为急于筹集义学的款项，有时还作出可怕的举动求人施舍。他常吃蛇、蝎子、破砖碎瓦，乃至吃屎喝尿，以此向人讨钱。
经过十年的积累，武训有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武训身为乞丐，钱款多了无处存放，他打听到本县柳林镇有一位举人杨树坊，为人公正廉明。武训觉得这是存钱的好地方，于是跑到杨府求见。杨府家丁见他是叫花子，不予传达，他便一直在杨府门口跪了三天三夜，才得以见到杨举人。武训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述说一遍，感动了乐善好施的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
由于款项的增多，武训开始典买田地，备作学田，所买者以碱地洼地为多，他雇工翻垫，以期变成肥田。在他49岁时，前后典地230余亩，其财力也足以办学，他便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杨举人却劝武训先娶妻生子，武训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光绪十三年（1887年），义学落成，取名为“崇贤义塾”。这一年距武训立志行乞兴学已经整整30年了。
学舍落成后，武训和杨举人商议筹备开学，聘请老师时，有人推荐：“寿张县有一位举
人崔先生，是最有学问最有道德的，但听说他家道小康，恐不肯出来作事。”武训听了这话，立时跑到寿张县崔先生家，长跪不起，请他可怜可怜不识字的穷孩子。崔先生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去为他教学。
武训此后仍过着乞丐生活。每当讨饭的余暇，便去看老师的授课是否勤勉，学生们读书是否用心。有一次他来到义塾，看见学生都到齐了，而老师还在睡觉，他便悄悄地推开老师的门，恭恭敬敬地跪在床前，不住地流泪。等老师醒来，猛然见到这种情景，心中还不知因为何事，正要询问，武训开口说：“先生，学生们早已到齐了。”一句话说得老师惊慌惭愧，从此再不敢晚起。
山东省巡抚张曜得知武训事迹，代奏朝廷恩准，给武训建造了一块“乐善好施”的牌坊。武训名声远扬。此后，武训又创办了几所“义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武训逝世，享年58岁。

电影《武训传》

所有武训生前事迹，当时国史馆已奉令为之立传，同时，梁启超亦为他特撰《兴学节略》，以资表扬。自民国后，经冯玉祥、陶行知等政治家、教育家的宣传，武训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兴学事迹也被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足见其影响与地位。
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先天具有中国"苦情戏"的因子，包含中国古典的"有教无类"思想，
并和新文化启蒙运动不谋而合，是一个"感人肺腑、使我念念不忘的电影题材" 。解放前著名编导孙瑜便把《武训传》投入了拍摄，尚未完成，国内战争的胜方宣布组成新的国家--人民共和国。时代的变迁使孙瑜产生了一定的疑问："……（文代会上）看过了那么多热火朝天、洋溢着高度革命豪情的的文艺节目，在'秧歌'飞扭、'腰鼓'震天，响彻着亿万人冲锋陷阵的进军号角声中，谁还会去注意到清朝末年山东荒村外踽踽独行、'行乞兴学'的一个孤老头儿呢？"
于是，他就在有关人士的提议下，修改部分内容、重新处理风格（由正剧改为悲剧）以及增加开头结尾的当代部分，继续投入拍摄。1950年，这部赵丹主演的影片由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完成。但是，孙瑜估计错了。该片不仅有人注意，而且极为轰动，以至引起了国家首脑的重视。
毛泽东亲自写了一篇题目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影评"。作为社论发
表在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右上方显著位置的这篇"影评"是在此片博得广泛好评的背景下出笼的。据该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自《武训传》拍峻以来的不到两年里，各界人士公开发表的评论或介绍（包括导演本人）文章就有40篇，育才中学等的一些教师对这个非凡的教育者产生强烈共鸣，并真诚地为之感动，而另一些文章依然承续着"左翼批评"的传统，并有过之无不及，但对影片的思想内容大都持赞扬态度。李长之说：“武训兴学与太平军的斗争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董谓川说：“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杨耳认为武训“不足为训”，影片“有严重的思想错误”；编导孙瑜则说：‘武训典型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
毛泽东解释了应当重视这个讨论的原因："《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这里，他娴熟地运用着阶级斗争/革命（民族斗争本质上也是一种阶级斗争）话语，开创了给古人划"成分"的先例；接下来，他笔锋一转，将问题引到"歌颂者"身上："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作为正当的宣传 。"
从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到7月23日做总结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开始连载的两个多月里，该报刊登相关稿件134篇，其一是批判文章；其二是联系自我批判的批判文章；其三是检讨；其四是表态性文章；其五是介绍史料并加以分析批判的文章。最后一类是不同意见。其中，署名"肖奏"的来信《电影〈武训传〉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杨耳、贾霁两同志讨论》是唯一明确为《武训传》公开辩护的文章。文章充满理性精神，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勇气和正气。但是在强烈的行政干预下，对《武训传》的批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热潮，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把武训定性为了反面人物。该片的主创人员被迫公开检讨。
1966年，“文 化 大 革 命”爆发，电影《武训传》再次成为靶子，加上姚文元、戚本禹们的鼓噪，使该片的主创人员再次挨批斗、蹲“牛棚”、做苦工、下“干校”，受尽人间折磨，连家人也不能幸免。
直到1985年，胡乔木才在《在陶行知研究及其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 至此，在武训逝世89年之后，武训和《武训传》终于得到了一个公正的评价。

清朝未年武训出身贫寒，曾随母亲靠乞讨度日。他深切地体会到穷人读书识字的必要性，因此不惜几十年唱歌卖艺，积攒善款，筹办义学。影片以细腻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由“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誉的一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