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网络克隆的意思:为什么以敦煌为名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和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举世无双的“佛教艺术圣地”。“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相传，远古的敦煌，为茫茫沙海中的一片美丽富饶的绿洲，是由一块绿色宝石变来的。汉唐以前，中国西部的匈奴，屡犯中原，而汉族统治者，为了避免战争，便采取“和亲”政策，以求睦邻友好。有一年，一位公主要远嫁了。临行时，皇帝给她金银绸缎、茶酒马匹无数，她皆拒收，说：“此行千里，一去难归，我只要皇上后花园里的那颗绿色宝石。”皇帝只得依允，把绿色宝石交给了公主。但他却派了两个武官送行，暗示在途中盗回。公主看穿了其用心，时时提防。当护送公主的大队人马快到匈奴地界时，公主便把绿色宝石悄悄塞进皇母给她的那只仙鹤嘴里。第二天仙鹤死了，公主便差人把仙鹤埋进深沙里，同时告诉大家：“昨夜仙鹤被人害死，绿色宝石也被盗了。”武士们吓得失魂落魄，那两个武官只好溜走，回朝廷报信。从此，与匈奴和好，天下太平。没过多年，埋了仙鹤的地方，却出现一片绿洲，往来宾客商队，称它是丝绸之路上的绿色宝石。这地方就是现在的敦煌。

敦煌的历史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赵晓星 沙武田
在中国的大西北，今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古敦煌的地域范围，包括党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即今天的敦煌市、安西县、玉门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总面积约168000平方公里。这里曾是连接着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到两汉时期的归汉设郡，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易其主到隋唐时期的闾阎相望，从吐蕃时期的大力弘佛到归义军时期的苦心经营、西夏元明清时的日渐衰落；可以说敦煌展现出了中国各个不同时期的风貌。

一、上古时期

敦煌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今敦煌县南湖乡的墩墩滩和安西县双塔水库等地，曾经出土过大量这一时期的石刀、石斧等史前遗物。1976年在玉门市的火烧沟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生产工具和农作物及各类装饰品；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在相当于夏代的时期，就已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此外，在敦煌境内还有著名的三危山，所以历史上也曾把这一地区称作“三危”。在《尚书》中就曾有“窜三苗于三危”一语，所以不少人认为这里的“三危”就是敦煌，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敦煌与《尚书》中的“三危”无关；后者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关于“敦煌”一名的含义，也众说纷纭。《汉书·地理志》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时说：“敦，大也。煌，盛也。”认为敦煌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此地对于广开西域有重要作用，所以名之为敦煌。对于敦煌的汉名解释，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许多学者都认为“敦煌”一词应是当地土著少数民族所呼地名的音译。但到底是哪一个少数民族对地名的称呼，学术界也莫衷一是，有匈奴语音译、吐火罗的音译、羌语的音译、氐人命名等多种说法。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敦煌”一词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而可能与希腊人有关。现在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是“敦煌”为少数民族语词的音译。

敦煌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是月氏人，他们的游牧区域以敦煌和祁连山为中心，东达河西走廊东部和陇右地区，西入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天山东部地区。而当时的敦煌地区则是乌孙人放牧和繁衍生息之所。此外，敦煌地区还有塞种胡，其人“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大约在秦朝末年，月氏的势力日益强盛，击败了同在河西走廊游牧的乌孙人，迫使乌孙西迁到天山以北地区，月氏则占有了敦煌。此时的月氏极为强大，甚至于以强悍著称的匈奴人也不得不把首领的儿子冒顿入质月氏。秦汉之际，匈奴在首领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强大起来，先是打败东胡，又趁中原战乱之机夺取了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然后西击月氏，迫使月氏人大举西迁。河西走廊从此归入匈奴治下，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部由匈奴浑邪王统治，东部则由休屠王驻守。此后，匈奴又向南吞并楼烦王、白羊王、河南王的领地，并控制了西域，就连新立的汉王朝也受其侵扰。匈奴占据河西和西域之后，除了在占领区征收赋税之外，还严重的破坏和阻碍着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连结，严重威胁着汉朝的安全。

二、两汉时期

西汉初年，久经战乱的汉王朝社会经济极端残破，统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根本无力对匈奴的侵扰进行反击，所以用和亲、赠送缯帛等方式缓和与匈奴的关系，换取短暂的和平。但西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匈奴经常侵扰汉朝的边郡，杀掠人民。《盐铁论》上载：“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以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匈奴数和亲，而常犯约……反复无信，百约百叛。”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日渐富强。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此时国力充实，而且经过平定“异姓诸王”和背叛和同姓王的“七国之乱”之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于是开始筹划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张骞受遣出使西域，目的是联合月氏共同攻打匈奴。此次出使的目的虽未达到，却给汉王朝带回了丰富的有关匈奴及西域的情报。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揭开了抗击匈奴的序幕，它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由“和亲”到战争的转折点。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汉王朝收复了“河南地”。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将军霍去病率军越过祁连山，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同年夏，霍去病再次进入河西，重创匈奴。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盛、宜于牧畜的祁连山和焉支山，匈奴受到重创，有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河西的匈奴在一年之内连遭两次打击，已不堪支持，而单于又将责任推卸为浑邪王和休屠王的无能，“欲召诛之，昆邪、休屠恐，谋降汉。”他们派人与在黄河沿岸修筑边塞的将军李息联系，李息即上奏。汉武帝恐其诈降，派霍去病迎降，此时休屠王反悔，为浑邪王所杀，收编其众。霍去病也当机立断，率军驰入浑邪王营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尽将其众渡河东进，此次匈奴降汉者共四万余众。浑邪王被护送至长安，受到汉武帝的隆重接待，并封浑邪王及亲信数人为侯，将匈奴部众安置于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之外。汉王朝于同年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归酒泉郡管辖。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两郡之地，设张掖、敦煌二郡。并在此时将长城从酒泉修筑到敦煌以西，于敦煌郡城的西面，分设玉门关和阳关，扼守西域进入河西和中原的大门，完成了“列四郡，据两关”之势。河西地区从此正式归入汉朝版图。

敦煌从酒泉郡划出，是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便于汉王朝扩大灌溉农业区和进一步在军事上控制西域。最初的敦煌只是一个很小的郡，但它的发展很快。西汉时敦煌郡下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个县，包括今天的敦煌市、安西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和肃北蒙古自治县的一部分，总面积约八万平方公里。其具体情况如下：敦煌县，郡县所在，在今敦煌城西南；冥安县，以冥水得名，主要分布于冥水支流的下游绿洲，其四境东至冥水，南至大雪山，北至乱山子，西接广至县境，大致相当于今安西县布隆吉一带；效谷县，本是渔泽，汉孝武帝时，崔不意为渔泽尉时，教人力田得谷，因勤效得谷，所以名之为效谷，有学者考证，其位置大至在今敦煌城东北二十公里的黄渠乡戴家墩城堡遗址；渊泉县，因其地多泉水而得名，东汉时改名为拼泉，大致在今安西县之东四道沟一带；广至县，大致在今安西县南踏实乡破城子一带；龙勒县，因县南180里有龙勒山而得名，在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

为了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汉王朝还在这里建立了一整套的军事防御体系。元狩二年之后，修筑从令居到酒泉的长城；元封五年，修筑酒泉至玉门的长城；天汉年间，修筑敦煌至盐泽的长城。并在长城沿线置烽燧亭障，“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此外，还在今甘肃省西部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的龙勒山上置悬泉置，是为马递为主的邮驿。为了巩固这一军事要地，汉王朝一面迁徙内地的贫民、囚犯来此定居，一面征发大批兵士到此戍守。向河西移民的对象，据《汉书·地理志》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背逆亡道，家属徙焉。”也就是说这些人主要是生活无着的农民、刑事犯罪者和有叛逆罪的政治犯。此外，还有一些是自愿迁徙到河西的，也有的是屯田戍卒在服役期满后自愿留下，也有被强制迁徙到河西的不数民族。中原人士的迁入，改变了河西地区的民族结构，带来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敦煌地区农业的发展。为了解决众多移民和军士的粮食问题，汉王朝河西推行屯田政策。屯田是且守且耕，亦农亦兵，军事活动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一种措施。戍边是汉代农民的徭役之一，因此汉政府以戍边名义，征发大批的农民到边疆和新占领区去戍守或田耕。在屯田的名义下，他们一方面守边，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汉代边郡的屯田规模很大，为了便于管理，不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组织系统。屯田的收获，不仅解决了边防的给养，供应往来丝绸之路的使者和商人，还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以资调节。当内地发生灾害时，还能调拨屯田积谷用以赈灾。河西的屯田，使封建的生产方式得以在当地推行，而且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边郡粮库充足，戍边力量加强，遏制了匈奴奴隶主骑兵的掠夺。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西征大宛的时候，敦煌郡已是可以安排六万兵士、十万头牛、三万匹马奔赴前线的重要军事基地了。

西汉末年，中原战乱，河西地区却相对稳定，许多中原大族避战乱而西迁此地。公元一世纪初，就有不少三辅（京兆府、左冯翊、右扶风）地区的人前往河西。《后汉书·孔奋列传》就记载了孔奋因天下扰乱，想找一个安定富庶的地方侍奉老母，遂选中河西；《后汉书·窦融列传》则记窦融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考虑，认为河西殷富，兵精粮足，地势险要，是乱世“自守”、“遗种”之地。窦融任“张掖属国都尉”之后，借其祖弟累世任官河西的声望，广交地方官吏，联络周边羌胡，使“河西翕然归之”。后酒泉太守梁统、敦煌都尉辛彤、张掖都尉史苞、金城太守厍钧、酒泉都尉竺曾等人共推窦融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河西在窦融的统治之下，“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大族的到来，不仅为河西带来了大量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东汉建立以后，光武帝刘秀对据有“河西完富，地接陇蜀”的窦融也很重视，特“赐融玺书”，并“授融为凉州牧。”但东汉时期，河西东部地区常常受到羌人的侵扰，西部相对平安。与此同时，北匈奴日益崛起，而东汉王朝却日益衰落。匈奴重新控制西域，汉朝在西域的统治逐渐崩溃，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校尉长驻敦煌，敦煌太守则成为汉朝在西域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实际负责人，敦煌成为当时汉王朝控制西域的军政中心。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末年，中原陷入了军阀的割据混战之中，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敦煌地区在曹魏的统治之下，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晋虽经历了短期的统一，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很快就将西晋推入了灭亡，之后晋室南迁，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批中原人士西迁。十六国时期（304—439），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个政权。

曹魏在统一北方之初，无暇顾及河西，到魏文帝曹丕时，在河西继续西汉以来的屯戍政策，并任命尹奉为敦煌太守。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仓慈继任敦煌太守。当时，由于东汉以来形成的豪强大族的势力日益强大，兼并土地之风盛行，豪强们还压榨农民，敲诈勒索西域商贾。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凉州刺史徐邈和敦煌太守仓慈抑制豪强，解除豪强的私人武装，限制豪强兼并土地，打击了豪强大族的器张气焰。仓慈还抚恤贫下，鼓励异族通婚，并为商人提供贸易和交通上的便利条件，这些措施使得敦煌地区社会安定，生产和商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仓慈之后，王迁、赵基相继出任敦煌太守。齐王嘉平元年（249年），皇甫隆出任敦煌太守，改变了敦煌妇女在穿衣方面的落后习俗，大力推广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敦煌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前凉张氏的统治中心虽在武威，但敦煌仍是当时的西域重镇。张轨大量依靠敦煌人士如宋配、阴充、阴澹、氾瑗等人为其运筹，由于这些人的辅佐，河西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人口有所增加，使张轨能“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张骏太元二十二年（345），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合并成为沙州，治所敦煌，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杨宣任内，曾组织民众兴修水利，建五石斗门，堰水溉田，建成十五里的“阳开渠”；他还曾用自家的万斛粮食买石头修理城北北府渠上的平河斗门。此外，沙州太守阴澹也曾于任内在城西南修七里长渠，可将州城西南的水引自西北的水渠，灌溉城西的大片土地，使这一地区的百姓受益不少，安居乐业，故此渠被称为“阴安渠”。

前秦于苻坚建元十二年（376），灭前凉，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归入治下。十八年（382），派吕光攻龟兹。建元二十一年（385），为巩固经营西域的基地，苻坚迁江汉百姓一万户、中原百姓七千余户到敦煌。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的到来，又一次促进了敦煌地区的开发。此后不久，前秦便因淝水之战的失利而瓦解。386年，吕光从西域返回河西，在凉州建立了后凉政权（386—403）。麟嘉七年（395），后凉内乱，西奔敦煌、晋昌的武威、张掖以东之人有数千户之多，敦煌又一次输入了大量的人力。此外，后凉的敦煌太守孟敏曾在州城西南主持修建了长二十里的水渠，引甘泉水灌溉农田，人称“孟授渠”，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400年，李暠在敦煌自称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建立了独立于后凉政权的割据政权——西凉。敦煌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都城。西凉政权统治时期，建立了县、乡、里三级行政管理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并鼓励生产，敦煌地区出现了五谷丰收，百姓乐业的景象。李暠在敦煌城内为其父立先王庙；修建恭德殿、靖恭堂、嘉纳堂、谦德堂，主持朝政、参阅武事；并设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于阗、鄯善等西域王国也来此朝贡，敦煌俨然有都城之派。但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政权（401—439）对西凉构成很大威胁，使得李暠不得不于建初元年（405）迁都酒泉。此次迁都，还带走了敦煌两万三千人户，敦煌实力大为削弱。再加上西凉将注意力转向东方，敦煌失去了经营西域的基地作用，因此当417年李暠去世之后，敦煌也随之衰败。嘉兴四年（420），北凉灭西凉，西凉王李歆弟李恂据敦煌继续抵抗。421年，沮渠蒙逊率部以水灌敦煌城，李恂派壮士出城掘堤，均被擒获。李恂最后兵败自杀，沮渠蒙逊屠城，敦煌丁壮遭灭顶之灾，敦煌城更加衰落。

北凉时期的敦煌衰微，没有特别的事迹。北魏太延五年（439），拓跋焘攻占姑臧，沮渠牧犍投降，北凉实际灭亡，仅凉王诸弟仍在河西西部抵抗，其中沮渠无讳据守敦煌。442年，无讳撤离敦煌，率万余家西渡流沙，占据鄯善，后入高昌，仍号“河西王”。北凉王族的这次撤退，带走了大批的敦煌户口，其中绝大部分是因北魏从东向西进攻而聚集敦煌的河西精英。在北凉灭西凉和北魏灭北凉的两次兵祸之中，敦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442年，西凉王李暠之孙李宝乘沮渠无讳撤离之机，占据敦煌，并派李怀达入魏归降。北魏封李宝为沙州牧、敦煌公。444年，北魏召李宝入平城，直接控制敦煌，为经营西域和抗击北方的柔然，于此建敦煌镇。太平真君六年（445），北魏太武帝派成国公万度归发凉州以西兵，出敦煌，西击鄯善，后更破焉耆和龟兹。此战使西域大部分都为北魏所控制，丝绸之路再次打通，西域商人纷纷前来贸易。但好景不长，北方的柔然在此时控制了敦煌以西的西域地区，并直接控制了与敦煌最为接近的吐鲁番盆地。延兴二年至四年（472—474），柔然连犯敦煌，多者至三万骑。敦煌军民在镇将尉多侯、乐洛生的率领下，几败敌军，保住了敦煌。但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北魏上层对是否要继续保有敦煌发生了分歧，不少人建议后撤凉州，放弃敦煌。给事中韩秀则认为，如果放弃敦煌，不仅凉州不保，关中也无宁日。孝文帝支持韩秀的意见，为加强敦煌的守备，升敦煌镇将为都大将。太和九年（485），穆亮任敦煌镇都大将，其为政宽简，并赈恤穷乏，敦煌经济得到恢复。492年，北魏出兵十万，击败柔然，敦煌从此得到安宁，但长年的征战和人口的流失，造成了这一地区“空虚尤甚”的局面，很难迅速恢复。

正光五年（524），北魏的北方边镇爆发六镇起义。八月，孝明帝下诏改镇为州，敦煌因盛产美瓜而名之为“瓜州”（一度易名为“义州”），辖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五郡，治所敦煌。六镇起义也影响到了河西，为加强河西统治，孝昌元年（525），明元帝四世孙元荣出任瓜州刺史。永安二年（529），元荣受封为东阳王。由于敦煌地处西北一隅，未受到北魏末年战乱的太大影响，即使在东、西魏分治的时期，元荣仍作为西魏的瓜州刺史，其统治直到大统十年（544）。元荣统治敦煌近二十年，他团结敦煌豪右，保境安民，并出资写经十余部，还在莫高窟开凿大型石窟。此时敦煌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元荣逝后，其子元康继任刺史之位，但元荣女婿邓彦杀康自立，西魏不得以而承认。大统十一年（545），西魏河西大使申徽至敦煌，在当地大族令狐整等人的协助下，捉拿邓彦，并将其送至京师治罪。546年，申徽任瓜州刺史，为政勤简，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557年，宇文觉立北周，与高洋北齐对垒。北周取代西魏之后，继续在敦煌设置瓜州，据《周书》记载，韦真、李贤曾为瓜州刺史。565—576年前后任瓜州刺史的建平公于义，继续了元荣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的活动，有碑云“建平、东阳弘其迹”。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灭佛，但瓜州的佛教似乎只是开窟造像的短暂停歇，而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自汉以来，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之地，文人学士大量涌现。从张轨出牧凉州起，就保境安民，兴办文教，选拔人才，为河西的地主阶级创造了保存和发展自己家族和家学的有利条件，从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州人士流向河西。河西的文人学士，多出西州大姓，如安定张氏、陇西李氏、略阳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阴、索、氾等，都是儒学大姓。河西的敦煌儒士不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在学术成就上也遥遥领先。此外，他们还兴办学校，聚徒授业，传播和发扬传统文化。这些在当时中原动荡、京洛公学沦废，学术下移的背景下，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隋至唐前期

557年北周灭北齐，581年杨坚废周立隋，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大一统的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敬奉三宝的统治上层为敦煌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开皇初年，隋文帝曾“罢天下诸郡”，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敦煌出曾一度废郡为县。仁寿元年（601），隋文帝令天下各州起塔供养舍利，瓜州莫高窟的崇教寺也在其列。此时的敦煌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败，虽曾经东阳、建平时期的恢复，仍不能与河西其它诸州比肩，故隋代经营西域的基地在张掖。但隋代在莫高窟开凿了大批的石窟，敦煌地区甚至还出土了一些隋皇室成员的写经，可见隋王朝对敦煌的重视。大业三年，罢州置郡，敦煌复称敦煌郡。随代以前，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只有南北两道。隋时，不仅以前的道路更加畅通，而且新增一道，即新北道。这样，隋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北道（又叫新北道），出自敦煌至伊吾，经蒲类、铁勒部，度今楚河、锡尔河而达西海；中道（汉代的北道），出敦煌至高昌，经焉耆、龟兹、疏勒，越葱岭，再经费尔干纳、乌拉提尤别等地而至波斯；南道，出敦煌自鄯善，经于阗、朱俱波、渴盘陀，越葱岭，再经阿富汗、巴基斯坦而至印度各地。

大业十三年（617），李轨在武威举兵反隋，自称凉王，控制河西。李唐在长安立足之后，于武德二年（619），利用凉州粟特安氏的势力，从内部推翻李轨政权，将河西正式纳入版图。唐王朝占领河西后，曾一度将隋代的敦煌郡改名为瓜州。

唐初的敦煌地区并不稳定，内有割据势力之忧，外有异族侵扰之患。武德三年（620），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举兵反唐。五年（622），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归降唐朝。唐将瓜州分为两州：即瓜州和西沙州。瓜州治所原在晋昌县，领晋昌、常乐二县；西沙州治所在敦煌，邻敦煌、寿昌二县。六年，当地人张护、李通叛乱，拥立窦伏明为主。唐瓜州刺史赵孝伦平叛，窦伏明归降，敦煌内部的动乱至此平息。但外患不止，敦煌以西、以北受控制漠北和西域的突厥汗国的威胁，以南则受到吐谷浑的侵扰。所以在武德末、贞观初，唐朝关闭西北关津，不许百姓于此出境。贞观元年（627）玄奘西行求法之时，是从瓜州、敦煌间偷渡出去的。

贞观四年（630），唐朝向漠北出兵，消灭了东突厥汗国，东突厥控制下的伊吾也归降唐朝，立为伊州。七年（633），唐朝去掉西沙州的“西”字，敦煌正式名为沙州。九年（635），唐朝出兵青海，击败吐谷浑，河西走廊从此不再受外部的干扰，开始稳步发展。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出兵吐鲁番，灭鞠氏高昌，设西州，并在天山北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设高庭州，其建制一同内地；此外，还于西州交河县设安西都护控制西域。在唐灭高昌的战役中，有敦煌、常乐地区的文武官员和士兵参加，敦煌又一次成为中原王朝进军西域的军事基地。十八年（644），唐出兵焉耆。二十二年（648），攻龟兹。高宗永徽二年（651），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反唐，唐朝进军西域受阻。显庆二年（657），唐朝打败阿史那贺鲁，夺回对西域的宗主权。显庆三年（658）五月，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即“安西四镇”。但自龙朔二年（662）开始，吐蕃王国就与西突厥余部联合，与唐朝争夺西域。咸亨元年（670），吐蕃攻占西域十八州，唐一度废安西四镇。但此后不久，唐朝就收复失地，并于上元二年（675）恢复四镇。为了加强对西域地区的有效控制，特别是针对南面虎视眈眈的吐蕃，上元二、三年（675—676）唐将丝路南道上的两个重镇——典合城和且末城改称为石城镇和播仙镇，并划入沙州辖内。此后，唐朝与吐蕃的争夺仍不断进行。仪凤年间（676—679），吐蕃再次攻陷安西四镇。调露元年（679），裴行俭收复失地，重立四镇，以碎叶代焉耆，切断吐蕃与西突厥的交往。武周初年，东突厥复兴，不断侵扰唐朝。吐蕃再次进攻安西四镇，垂拱二年（686），唐朝放弃四镇。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四镇，发汉兵三万人驻守，唐朝在西域的战斗力得到加强。此后一百年间，安西四镇建制稳定，唐朝一直控制西域。在唐朝争夺西域和经营西域的过程中，相当多的沙州兵奔赴前线。沙州和西州两地官员迁转也十分频繁，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多次出现沙州人任职西州和西州人任官敦煌的相关记载。由于唐朝的府兵制向募兵制逐步转化，所以在武周时沙州设豆卢军。景云二年（711）唐分陇右道，设河西道，置河西节度使，“其统有赤水、大斗、建康、玉门、墨离、豆卢六军，新泉守捉、甘州守捉、肃州镇守三使属焉”，治所凉州。此后河西军政日益发展，成为唐王朝兵精马壮的军事重地。

唐前期的敦煌，在长时间大一统的国力蒸蒸日上环境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唐王朝通过县、乡、里各级基层政权组织和完备的户籍制度对敦煌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和严密的控制。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共十三乡，唐朝的各种制度有效地在敦煌实施，敦煌的生产稳步发展。水渠灌溉系统得到完善，敦煌城四周就有五条水系、84条水渠构成的水利网。此外，还配之以严密的官水配水之制度，设置专职官员和管理人员对水资源进行管理。耕地面积扩大，狭乡变宽乡。关于河西的屯田，《旧唐书·郭元振传》载：“大足元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唐代从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一直都在河陇地区大兴屯田，使敦煌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唐王朝还十分重视河西的畜牧业，并以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进行管理。商品经济繁荣，这里的市场上，有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也有来自西域的玉石、珍宝；有北方的驼马、毛织品，也有本地出土的五谷。敦煌的人口在天宝时也有三万余人，达到了前秦以来的又一个高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的正是这一时期，这里的陇右是包括敦煌在内的。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唐王朝急调安西、北庭、河西兵屯陕，河西、陇右精锐遂被抽空，所留者兵单势弱。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乘机攻下大震关、尽陷兰（甘肃皋兰）、河（甘肃临夏）、廓（青海贵德）、鄯（青海西宁）、临（甘肃临洮）、岷（甘肃岷县）、秦（甘肃天水）、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等陇右之地，安西、北庭、河西与中原隔断，吐蕃沿祁连山北上，次第攻陷凉（甘肃武威）、甘（甘肃张掖）、肃（甘肃酒泉）、瓜（甘肃安西）各州。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周鼎等节节西逃，退到沙州时，已无路可退了。此时河西路断，景象残破，沙州业已完全成为孤岛。此时唐王朝尚可借道回纥与安西、北庭保持联系，而沙州却无一为援。节度使周鼎面对这种情况，意图置数万沙州百姓安危于不顾，计划焚烧沙州城，从漠北东奔，这显然是既自私又不可行的。焚城所烧毁的不是一座普通的边陲小镇，而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东西方交通枢纽。焚城之想法只可能是存在于极少数非敦煌土著的唐朝官员中。东奔的计划也是不可行的。沙州城四五万人同时东奔回唐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沙州百姓只可能是被弃于绝境。即使是少数人东奔，成功

　　敦煌的历史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赵晓星 沙武田
　　在中国的大西北，今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古敦煌的地域范围，包括党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即今天的敦煌市、安西县、玉门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总面积约168000平方公里。这里曾是连接着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历史更是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到两汉时期的归汉设郡，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易其主到隋唐时期的闾阎相望，从吐蕃时期的大力弘佛到归义军时期的苦心经营、西夏元明清时的日渐衰落；可以说敦煌展现出了中国各个不同时期的风貌。

　　一、上古时期

　　敦煌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今敦煌县南湖乡的墩墩滩和安西县双塔水库等地，曾经出土过大量这一时期的石刀、石斧等史前遗物。1976年在玉门市的火烧沟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生产工具和农作物及各类装饰品；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在相当于夏代的时期，就已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此外，在敦煌境内还有著名的三危山，所以历史上也曾把这一地区称作“三危”。在《尚书》中就曾有“窜三苗于三危”一语，所以不少人认为这里的“三危”就是敦煌，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敦煌与《尚书》中的“三危”无关；后者的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关于“敦煌”一名的含义，也众说纷纭。《汉书·地理志》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时说：“敦，大也。煌，盛也。”认为敦煌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此地对于广开西域有重要作用，所以名之为敦煌。对于敦煌的汉名解释，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许多学者都认为“敦煌”一词应是当地土著少数民族所呼地名的音译。但到底是哪一个少数民族对地名的称呼，学术界也莫衷一是，有匈奴语音译、吐火罗的音译、羌语的音译、氐人命名等多种说法。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敦煌”一词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而可能与希腊人有关。现在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是“敦煌”为少数民族语词的音译。

　　敦煌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是月氏人，他们的游牧区域以敦煌和祁连山为中心，东达河西走廊东部和陇右地区，西入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天山东部地区。而当时的敦煌地区则是乌孙人放牧和繁衍生息之所。此外，敦煌地区还有塞种胡，其人“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大约在秦朝末年，月氏的势力日益强盛，击败了同在河西走廊游牧的乌孙人，迫使乌孙西迁到天山以北地区，月氏则占有了敦煌。此时的月氏极为强大，甚至于以强悍著称的匈奴人也不得不把首领的儿子冒顿入质月氏。秦汉之际，匈奴在首领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强大起来，先是打败东胡，又趁中原战乱之机夺取了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然后西击月氏，迫使月氏人大举西迁。河西走廊从此归入匈奴治下，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部由匈奴浑邪王统治，东部则由休屠王驻守。此后，匈奴又向南吞并楼烦王、白羊王、河南王的领地，并控制了西域，就连新立的汉王朝也受其侵扰。匈奴占据河西和西域之后，除了在占领区征收赋税之外，还严重的破坏和阻碍着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连结，严重威胁着汉朝的安全。

　　二、两汉时期

　　西汉初年，久经战乱的汉王朝社会经济极端残破，统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根本无力对匈奴的侵扰进行反击，所以用和亲、赠送缯帛等方式缓和与匈奴的关系，换取短暂的和平。但西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并不能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匈奴经常侵扰汉朝的边郡，杀掠人民。《盐铁论》上载：“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以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匈奴数和亲，而常犯约……反复无信，百约百叛。”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日渐富强。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此时国力充实，而且经过平定“异姓诸王”和背叛和同姓王的“七国之乱”之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于是开始筹划反击匈奴。公元前138年张骞受遣出使西域，目的是联合月氏共同攻打匈奴。此次出使的目的虽未达到，却给汉王朝带回了丰富的有关匈奴及西域的情报。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揭开了抗击匈奴的序幕，它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由“和亲”到战争的转折点。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汉王朝收复了“河南地”。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将军霍去病率军越过祁连山，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同年夏，霍去病再次进入河西，重创匈奴。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盛、宜于牧畜的祁连山和焉支山，匈奴受到重创，有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河西的匈奴在一年之内连遭两次打击，已不堪支持，而单于又将责任推卸为浑邪王和休屠王的无能，“欲召诛之，昆邪、休屠恐，谋降汉。”他们派人与在黄河沿岸修筑边塞的将军李息联系，李息即上奏。汉武帝恐其诈降，派霍去病迎降，此时休屠王反悔，为浑邪王所杀，收编其众。霍去病也当机立断，率军驰入浑邪王营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尽将其众渡河东进，此次匈奴降汉者共四万余众。浑邪王被护送至长安，受到汉武帝的隆重接待，并封浑邪王及亲信数人为侯，将匈奴部众安置于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之外。汉王朝于同年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归酒泉郡管辖。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两郡之地，设张掖、敦煌二郡。并在此时将长城从酒泉修筑到敦煌以西，于敦煌郡城的西面，分设玉门关和阳关，扼守西域进入河西和中原的大门，完成了“列四郡，据两关”之势。河西地区从此正式归入汉朝版图。

　　敦煌从酒泉郡划出，是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便于汉王朝扩大灌溉农业区和进一步在军事上控制西域。最初的敦煌只是一个很小的郡，但它的发展很快。西汉时敦煌郡下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个县，包括今天的敦煌市、安西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和肃北蒙古自治县的一部分，总面积约八万平方公里。其具体情况如下：敦煌县，郡县所在，在今敦煌城西南；冥安县，以冥水得名，主要分布于冥水支流的下游绿洲，其四境东至冥水，南至大雪山，北至乱山子，西接广至县境，大致相当于今安西县布隆吉一带；效谷县，本是渔泽，汉孝武帝时，崔不意为渔泽尉时，教人力田得谷，因勤效得谷，所以名之为效谷，有学者考证，其位置大至在今敦煌城东北二十公里的黄渠乡戴家墩城堡遗址；渊泉县，因其地多泉水而得名，东汉时改名为拼泉，大致在今安西县之东四道沟一带；广至县，大致在今安西县南踏实乡破城子一带；龙勒县，因县南180里有龙勒山而得名，在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

　　为了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汉王朝还在这里建立了一整套的军事防御体系。元狩二年之后，修筑从令居到酒泉的长城；元封五年，修筑酒泉至玉门的长城；天汉年间，修筑敦煌至盐泽的长城。并在长城沿线置烽燧亭障，“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此外，还在今甘肃省西部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的龙勒山上置悬泉置，是为马递为主的邮驿。为了巩固这一军事要地，汉王朝一面迁徙内地的贫民、囚犯来此定居，一面征发大批兵士到此戍守。向河西移民的对象，据《汉书·地理志》载：“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背逆亡道，家属徙焉。”也就是说这些人主要是生活无着的农民、刑事犯罪者和有叛逆罪的政治犯。此外，还有一些是自愿迁徙到河西的，也有的是屯田戍卒在服役期满后自愿留下，也有被强制迁徙到河西的不数民族。中原人士的迁入，改变了河西地区的民族结构，带来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敦煌地区农业的发展。为了解决众多移民和军士的粮食问题，汉王朝河西推行屯田政策。屯田是且守且耕，亦农亦兵，军事活动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一种措施。戍边是汉代农民的徭役之一，因此汉政府以戍边名义，征发大批的农民到边疆和新占领区去戍守或田耕。在屯田的名义下，他们一方面守边，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汉代边郡的屯田规模很大，为了便于管理，不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组织系统。屯田的收获，不仅解决了边防的给养，供应往来丝绸之路的使者和商人，还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以资调节。当内地发生灾害时，还能调拨屯田积谷用以赈灾。河西的屯田，使封建的生产方式得以在当地推行，而且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边郡粮库充足，戍边力量加强，遏制了匈奴奴隶主骑兵的掠夺。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西征大宛的时候，敦煌郡已是可以安排六万兵士、十万头牛、三万匹马奔赴前线的重要军事基地了。

　　西汉末年，中原战乱，河西地区却相对稳定，许多中原大族避战乱而西迁此地。公元一世纪初，就有不少三辅（京兆府、左冯翊、右扶风）地区的人前往河西。《后汉书·孔奋列传》就记载了孔奋因天下扰乱，想找一个安定富庶的地方侍奉老母，遂选中河西；《后汉书·窦融列传》则记窦融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考虑，认为河西殷富，兵精粮足，地势险要，是乱世“自守”、“遗种”之地。窦融任“张掖属国都尉”之后，借其祖弟累世任官河西的声望，广交地方官吏，联络周边羌胡，使“河西翕然归之”。后酒泉太守梁统、敦煌都尉辛彤、张掖都尉史苞、金城太守厍钧、酒泉都尉竺曾等人共推窦融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河西在窦融的统治之下，“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大族的到来，不仅为河西带来了大量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东汉建立以后，光武帝刘秀对据有“河西完富，地接陇蜀”的窦融也很重视，特“赐融玺书”，并“授融为凉州牧。”但东汉时期，河西东部地区常常受到羌人的侵扰，西部相对平安。与此同时，北匈奴日益崛起，而东汉王朝却日益衰落。匈奴重新控制西域，汉朝在西域的统治逐渐崩溃，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校尉长驻敦煌，敦煌太守则成为汉朝在西域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实际负责人，敦煌成为当时汉王朝控制西域的军政中心。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末年，中原陷入了军阀的割据混战之中，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敦煌地区在曹魏的统治之下，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晋虽经历了短期的统一，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很快就将西晋推入了灭亡，之后晋室南迁，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批中原人士西迁。十六国时期（304—439），敦煌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五个政权。

　　曹魏在统一北方之初，无暇顾及河西，到魏文帝曹丕时，在河西继续西汉以来的屯戍政策，并任命尹奉为敦煌太守。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仓慈继任敦煌太守。当时，由于东汉以来形成的豪强大族的势力日益强大，兼并土地之风盛行，豪强们还压榨农民，敲诈勒索西域商贾。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凉州刺史徐邈和敦煌太守仓慈抑制豪强，解除豪强的私人武装，限制豪强兼并土地，打击了豪强大族的器张气焰。仓慈还抚恤贫下，鼓励异族通婚，并为商人提供贸易和交通上的便利条件，这些措施使得敦煌地区社会安定，生产和商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仓慈之后，王迁、赵基相继出任敦煌太守。齐王嘉平元年（249年），皇甫隆出任敦煌太守，改变了敦煌妇女在穿衣方面的落后习俗，大力推广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敦煌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前凉张氏的统治中心虽在武威，但敦煌仍是当时的西域重镇。张轨大量依靠敦煌人士如宋配、阴充、阴澹、氾瑗等人为其运筹，由于这些人的辅佐，河西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人口有所增加，使张轨能“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张骏太元二十二年（345），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合并成为沙州，治所敦煌，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杨宣任内，曾组织民众兴修水利，建五石斗门，堰水溉田，建成十五里的“阳开渠”；他还曾用自家的万斛粮食买石头修理城北北府渠上的平河斗门。此外，沙州太守阴澹也曾于任内在城西南修七里长渠，可将州城西南的水引自西北的水渠，灌溉城西的大片土地，使这一地区的百姓受益不少，安居乐业，故此渠被称为“阴安渠”。

　　前秦于苻坚建元十二年（376），灭前凉，将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归入治下。十八年（382），派吕光攻龟兹。建元二十一年（385），为巩固经营西域的基地，苻坚迁江汉百姓一万户、中原百姓七千余户到敦煌。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的到来，又一次促进了敦煌地区的开发。此后不久，前秦便因淝水之战的失利而瓦解。386年，吕光从西域返回河西，在凉州建立了后凉政权（386—403）。麟嘉七年（395），后凉内乱，西奔敦煌、晋昌的武威、张掖以东之人有数千户之多，敦煌又一次输入了大量的人力。此外，后凉的敦煌太守孟敏曾在州城西南主持修建了长二十里的水渠，引甘泉水灌溉农田，人称“孟授渠”，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400年，李暠在敦煌自称冠军大将军、沙州刺史，建立了独立于后凉政权的割据政权——西凉。敦煌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都城。西凉政权统治时期，建立了县、乡、里三级行政管理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并鼓励生产，敦煌地区出现了五谷丰收，百姓乐业的景象。李暠在敦煌城内为其父立先王庙；修建恭德殿、靖恭堂、嘉纳堂、谦德堂，主持朝政、参阅武事；并设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于阗、鄯善等西域王国也来此朝贡，敦煌俨然有都城之派。但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政权（401—439）对西凉构成很大威胁，使得李暠不得不于建初元年（405）迁都酒泉。此次迁都，还带走了敦煌两万三千人户，敦煌实力大为削弱。再加上西凉将注意力转向东方，敦煌失去了经营西域的基地作用，因此当417年李暠去世之后，敦煌也随之衰败。嘉兴四年（420），北凉灭西凉，西凉王李歆弟李恂据敦煌继续抵抗。421年，沮渠蒙逊率部以水灌敦煌城，李恂派壮士出城掘堤，均被擒获。李恂最后兵败自杀，沮渠蒙逊屠城，敦煌丁壮遭灭顶之灾，敦煌城更加衰落。

　　北凉时期的敦煌衰微，没有特别的事迹。北魏太延五年（439），拓跋焘攻占姑臧，沮渠牧犍投降，北凉实际灭亡，仅凉王诸弟仍在河西西部抵抗，其中沮渠无讳据守敦煌。442年，无讳撤离敦煌，率万余家西渡流沙，占据鄯善，后入高昌，仍号“河西王”。北凉王族的这次撤退，带走了大批的敦煌户口，其中绝大部分是因北魏从东向西进攻而聚集敦煌的河西精英。在北凉灭西凉和北魏灭北凉的两次兵祸之中，敦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442年，西凉王李暠之孙李宝乘沮渠无讳撤离之机，占据敦煌，并派李怀达入魏归降。北魏封李宝为沙州牧、敦煌公。444年，北魏召李宝入平城，直接控制敦煌，为经营西域和抗击北方的柔然，于此建敦煌镇。太平真君六年（445），北魏太武帝派成国公万度归发凉州以西兵，出敦煌，西击鄯善，后更破焉耆和龟兹。此战使西域大部分都为北魏所控制，丝绸之路再次打通，西域商人纷纷前来贸易。但好景不长，北方的柔然在此时控制了敦煌以西的西域地区，并直接控制了与敦煌最为接近的吐鲁番盆地。延兴二年至四年（472—474），柔然连犯敦煌，多者至三万骑。敦煌军民在镇将尉多侯、乐洛生的率领下，几败敌军，保住了敦煌。但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北魏上层对是否要继续保有敦煌发生了分歧，不少人建议后撤凉州，放弃敦煌。给事中韩秀则认为，如果放弃敦煌，不仅凉州不保，关中也无宁日。孝文帝支持韩秀的意见，为加强敦煌的守备，升敦煌镇将为都大将。太和九年（485），穆亮任敦煌镇都大将，其为政宽简，并赈恤穷乏，敦煌经济得到恢复。492年，北魏出兵十万，击败柔然，敦煌从此得到安宁，但长年的征战和人口的流失，造成了这一地区“空虚尤甚”的局面，很难迅速恢复。

　　正光五年（524），北魏的北方边镇爆发六镇起义。八月，孝明帝下诏改镇为州，敦煌因盛产美瓜而名之为“瓜州”（一度易名为“义州”），辖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五郡，治所敦煌。六镇起义也影响到了河西，为加强河西统治，孝昌元年（525），明元帝四世孙元荣出任瓜州刺史。永安二年（529），元荣受封为东阳王。由于敦煌地处西北一隅，未受到北魏末年战乱的太大影响，即使在东、西魏分治的时期，元荣仍作为西魏的瓜州刺史，其统治直到大统十年（544）。元荣统治敦煌近二十年，他团结敦煌豪右，保境安民，并出资写经十余部，还在莫高窟开凿大型石窟。此时敦煌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元荣逝后，其子元康继任刺史之位，但元荣女婿邓彦杀康自立，西魏不得以而承认。大统十一年（545），西魏河西大使申徽至敦煌，在当地大族令狐整等人的协助下，捉拿邓彦，并将其送至京师治罪。546年，申徽任瓜州刺史，为政勤简，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557年，宇文觉立北周，与高洋北齐对垒。北周取代西魏之后，继续在敦煌设置瓜州，据《周书》记载，韦真、李贤曾为瓜州刺史。565—576年前后任瓜州刺史的建平公于义，继续了元荣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的活动，有碑云“建平、东阳弘其迹”。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灭佛，但瓜州的佛教似乎只是开窟造像的短暂停歇，而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自汉以来，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之地，文人学士大量涌现。从张轨出牧凉州起，就保境安民，兴办文教，选拔人才，为河西的地主阶级创造了保存和发展自己家族和家学的有利条件，从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州人士流向河西。河西的文人学士，多出西州大姓，如安定张氏、陇西李氏、略阳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阴、索、氾等，都是儒学大姓。河西的敦煌儒士不仅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在学术成就上也遥遥领先。此外，他们还兴办学校，聚徒授业，传播和发扬传统文化。这些在当时中原动荡、京洛公学沦废，学术下移的背景下，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隋至唐前期

　　557年北周灭北齐，581年杨坚废周立隋，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大一统的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和敬奉三宝的统治上层为敦煌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开皇初年，隋文帝曾“罢天下诸郡”，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敦煌出曾一度废郡为县。仁寿元年（601），隋文帝令天下各州起塔供养舍利，瓜州莫高窟的崇教寺也在其列。此时的敦煌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败，虽曾经东阳、建平时期的恢复，仍不能与河西其它诸州比肩，故隋代经营西域的基地在张掖。但隋代在莫高窟开凿了大批的石窟，敦煌地区甚至还出土了一些隋皇室成员的写经，可见隋王朝对敦煌的重视。大业三年，罢州置郡，敦煌复称敦煌郡。随代以前，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只有南北两道。隋时，不仅以前的道路更加畅通，而且新增一道，即新北道。这样，隋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北道（又叫新北道），出自敦煌至伊吾，经蒲类、铁勒部，度今楚河、锡尔河而达西海；中道（汉代的北道），出敦煌至高昌，经焉耆、龟兹、疏勒，越葱岭，再经费尔干纳、乌拉提尤别等地而至波斯；南道，出敦煌自鄯善，经于阗、朱俱波、渴盘陀，越葱岭，再经阿富汗、巴基斯坦而至印度各地。

　　大业十三年（617），李轨在武威举兵反隋，自称凉王，控制河西。李唐在长安立足之后，于武德二年（619），利用凉州粟特安氏的势力，从内部推翻李轨政权，将河西正式纳入版图。唐王朝占领河西后，曾一度将隋代的敦煌郡改名为瓜州。

　　唐初的敦煌地区并不稳定，内有割据势力之忧，外有异族侵扰之患。武德三年（620），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举兵反唐。五年（622），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归降唐朝。唐将瓜州分为两州：即瓜州和西沙州。瓜州治所原在晋昌县，领晋昌、常乐二县；西沙州治所在敦煌，邻敦煌、寿昌二县。六年，当地人张护、李通叛乱，拥立窦伏明为主。唐瓜州刺史赵孝伦平叛，窦伏明归降，敦煌内部的动乱至此平息。但外患不止，敦煌以西、以北受控制漠北和西域的突厥汗国的威胁，以南则受到吐谷浑的侵扰。所以在武德末、贞观初，唐朝关闭西北关津，不许百姓于此出境。贞观元年（627）玄奘西行求法之时，是从瓜州、敦煌间偷渡出去的。

　　贞观四年（630），唐朝向漠北出兵，消灭了东突厥汗国，东突厥控制下的伊吾也归降唐朝，立为伊州。七年（633），唐朝去掉西沙州的“西”字，敦煌正式名为沙州。九年（635），唐朝出兵青海，击败吐谷浑，河西走廊从此不再受外部的干扰，开始稳步发展。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出兵吐鲁番，灭鞠氏高昌，设西州，并在天山北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设高庭州，其建制一同内地；此外，还于西州交河县设安西都护控制西域。在唐灭高昌的战役中，有敦煌、常乐地区的文武官员和士兵参加，敦煌又一次成为中原王朝进军西域的军事基地。十八年（644），唐出兵焉耆。二十二年（648），攻龟兹。高宗永徽二年（651），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反唐，唐朝进军西域受阻。显庆二年（657），唐朝打败阿史那贺鲁，夺回对西域的宗主权。显庆三年（658）五月，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即“安西四镇”。但自龙朔二年（662）开始，吐蕃王国就与西突厥余部联合，与唐朝争夺西域。咸亨元年（670），吐蕃攻占西域十八州，唐一度废安西四镇。但此后不久，唐朝就收复失地，并于上元二年（675）恢复四镇。为了加强对西域地区的有效控制，特别是针对南面虎视眈眈的吐蕃，上元二、三年（675—676）唐将丝路南道上的两个重镇——典合城和且末城改称为石城镇和播仙镇，并划入沙州辖内。此后，唐朝与吐蕃的争夺仍不断进行。仪凤年间（676—679），吐蕃再次攻陷安西四镇。调露元年（679），裴行俭收复失地，重立四镇，以碎叶代焉耆，切断吐蕃与西突厥的交往。武周初年，东突厥复兴，不断侵扰唐朝。吐蕃再次进攻安西四镇，垂拱二年（686），唐朝放弃四镇。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四镇，发汉兵三万人驻守，唐朝在西域的战斗力得到加强。此后一百年间，安西四镇建制稳定，唐朝一直控制西域。在唐朝争夺西域和经营西域的过程中，相当多的沙州兵奔赴前线。沙州和西州两地官员迁转也十分频繁，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多次出现沙州人任职西州和西州人任官敦煌的相关记载。由于唐朝的府兵制向募兵制逐步转化，所以在武周时沙州设豆卢军。景云二年（711）唐分陇右道，设河西道，置河西节度使，“其统有赤水、大斗、建康、玉门、墨离、豆卢六军，新泉守捉、甘州守捉、肃州镇守三使属焉”，治所凉州。此后河西军政日益发展，成为唐王朝兵精马壮的军事重地。

　　唐前期的敦煌，在长时间大一统的国力蒸蒸日上环境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唐王朝通过县、乡、里各级基层政权组织和完备的户籍制度对敦煌地区实行有效的管理和严密的控制。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共十三乡，唐朝的各种制度有效地在敦煌实施，敦煌的生产稳步发展。水渠灌溉系统得到完善，敦煌城四周就有五条水系、84条水渠构成的水利网。此外，还配之以严密的官水配水之制度，设置专职官员和管理人员对水资源进行管理。耕地面积扩大，狭乡变宽乡。关于河西的屯田，《旧唐书·郭元振传》载：“大足元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唐代从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一直都在河陇地区大兴屯田，使敦煌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唐王朝还十分重视河西的畜牧业，并以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进行管理。商品经济繁荣，这里的市场上，有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也有来自西域的玉石、珍宝；有北方的驼马、毛织品，也有本地出土的五谷。敦煌的人口在天宝时也有三万余人，达到了前秦以来的又一个高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的正是这一时期，这里的陇右是包括敦煌在内的。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唐王朝急调安西、北庭、河西兵屯陕，河西、陇右精锐遂被抽空，所留者兵单势弱。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乘机攻下大震关、尽陷兰（甘肃皋兰）、河（甘肃临夏）、廓（青海贵德）、鄯（青海西宁）、临（甘肃临洮）、岷（甘肃岷县）、秦（甘肃天水）、成（甘肃成县）、渭（甘肃陇西）等陇右之地，安西、北庭、河西与中原隔断，吐蕃沿祁连山北上，次第攻陷凉（甘肃武威）、甘（甘肃张掖）、肃（甘肃酒泉）、瓜（甘肃安西）各州。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周鼎等节节西逃，退到沙州时，已无路可退了。此时河西路断，景象残破，沙州业已完全成为孤岛。此时唐王朝尚可借道回纥与安西、北庭保持联系，而沙州却无一为援。节度使周鼎面对这种情况，意图置数万沙州百姓安危于不顾，计划焚烧沙州城，从漠北东奔，这显然是既自私又不可行的。焚城所烧毁的不是一座普通的边陲小镇，而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东西方交通枢纽。焚城之想法只可能是存在于极少数非敦煌土著的唐朝官员中。东奔的计划也是不可行的。沙州城四五万人同时东奔回唐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沙州百姓只可能是被弃于绝境。即使是少数人东奔，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