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银创投:人民币上面的“中国人民银行”为什么由马文蔚题写？

1983年3月的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收到了一封寄自山西省阳曲县的来信。信是写给当时的胡景云副行长的。因胡景云正在住院，这封信转到总行金融研究所。拆开信，里面夹了一张1983年3月1日的《山西日报》，写信人用毛笔把第三版右下角一篇不到200字的文章“‘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冀朝鼎手笔”圈了起来。显然，这封信和这张报纸有关。
　　写信人叫马文蔚，他在信中坚决不同意《山西日报》登载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系冀朝鼎手笔的说法。冀朝鼎是金融研究所首任所长。马文蔚在信中还质询总行，《山西日报》上的说法是否总行提供的资料，并要求总行能够调查此事。信的末尾写道：“‘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南汉宸行长在任时亲自编定的。”
　　“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写得力足丰润，典雅和谐且刚柔并济。它们是谁书写的，金融研究所的同志也并未深究过。其实这六个深得行家赞誉的汉隶与魏碑变体的汉字书写者，一直是当作国家机密保密着的。大家一般不会随便提起来。
　　金融研究所为此信的事请示了总行，并向正在医院治病的胡景云作了汇报。最后以研究所名义给马文蔚写了回信。
　　回信说：《山西日报》所载“‘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冀朝鼎手笔”的报道不是总行提供的资料。我国为了避免人民币遭到破坏，对人民币票面上的每个部位设计、制版和印刷都是保密的，从不公开。对《山西日报》的报道我们另去函查询。你提出的人民币上面的字是南汉宸行长在任期间编定的是属实的，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到底是谁的手笔，请你能把当时的详细情况向我们介绍。
　　此前，因《山西日报》那篇短文刊出后，全国各地许多报刊都作了转载。且有的报刊还持一种“‘中国人民银行’六字是南汉宸同志所书”的说法。因为总行当年记录的笔记中，有“采用南汉宸行长亲笔字体”的字样。
　　保密的事情被公开了。因此总行及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决心澄清此事，而马文蔚的这封来信成了调查此事的重要线索。
　　总行将这次调查任务交给了金融研究所的陈溶同志。
　　陈溶来到距太原北100里的荒僻县城阳曲，她按图索骥，在黄寨村的一个名为“金寺”的陋巷，找到了已然是白发苍苍老人的马文蔚。
　　马文蔚身材不高，精神硬朗，特别是他留着颇具古风的三绺长须让人印象十分深刻。在老人用黄泥垒就的院子里，陈溶说明来意，希望马老能就此事提供更多的细节。
　　马文蔚略一沉吟，然后说，本来他是不想把这秘密说出来的，事情过去了30年了，南汉宸行长也去世了。但他不能看着报纸以讹传讹。他说：“我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万一我把这个秘密也带走，那我就对不住南汉宸行长和宁嘉风、郑伯彬同志了。”
　　陈溶说，宁嘉风已在两年前去世，郑伯彬也在山东财院时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都是当年和马文蔚一起工作的同事。到底谁是真正的书写人呢？
　　马文蔚淡然一笑说，是我。然后又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想来真应该感谢“右派”这顶帽子，不然我也早就去见阎王了。陈溶问他，你能说一下当时书写这些汉字时的经过吗，比如是写在什么纸上的。
　　“天蓝色的虎皮宣纸。”马老答道。陈溶用笔记录了老人沉埋于心底的往事：1950年初春，我国政府决定设计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以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的需要。设计工作开始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副局长王显周负责组织中央美术学院罗工柳和周令钊设计人民币图案，由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负责征集人民币题字。第二套人民币是我国首套完整的货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南行长对于票面上的几个字的书写颇费思索，是继续沿用董必武写的楷书呢，还是请人再写？南汉宸因此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说，钞票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马虎不得。
　　四月的一天，南汉宸叫人把在经济研究室工作（后改为计划处）的研究员马文蔚请到办公室。南行长拿着一支从故宫借来的御笔说：“你看这支笔好用不好用。”马文蔚一看是十分珍贵的宫廷用笔，便说：“真是好笔呀！”他拿起笔来试了几下说：“不习惯，还是用自己的笔好使。”南汉宸说：“你写几个字怎么样？”马文蔚这才注意到，书案上早已摆好了端砚、白宣纸和各色虎皮宣纸。马文蔚问：“写什么呢？”南汉宸说：“就写咱们银行的几个字吧。”马文蔚于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来毛笔，按照南汉宸的意思写下了好几组“中国人民银行”及元角分壹贰叁伍拾等汉字，用的宣纸是南汉宸剪成四方块的天蓝色虎皮宣纸。
　　写完后，南汉宸对马文蔚说：“文蔚，选几个你认为写得好的字。”马说：“写得不好，选什么呀！”
　　其实，马文蔚已经对南行长的用意心照不宣，他已意识到自己写的字有可能作为人民币上的用字，但他不可能再说什么。人民币设计的整个过程是非常保密的。可没有想到的是，马文蔚为了国家保守这个秘密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南汉宸爱才，而马文蔚一个年轻人当时也并非知名的书法家，但南早就非常敬重马文蔚了。
　　1942年在重庆，马文蔚从“四联总处”调任中央信托局人事司甄核科主任。因他办事认真，生性坦直，得罪了“名贤派”。只干了半年，就被孔祥熙免了职。后来，孔又派人找到了马文蔚，希望他回来再干。因为马文蔚曾写过一些很有见地的研究大后方财政的调查报告，孔很赏识。但孔祥熙没有想到的是，小小的马文蔚并不买他的账。“我再也不敢在你手下做事了！”一句话就把孔给顶了回去。此事在战时的重庆为人传诵,当时南汉宸正在重庆做地下工作，听到后非常为自己的这位山西老乡自豪。丢了职务的马文蔚后一直赋闲在北平。直到解放后，经他老同学北京军管会的政委薄一波介绍，来到了刚刚组建不久的中国人民银行。南汉宸一见马文蔚，还就提起了他当年顶撞孔祥熙的事来。
　　马文蔚于书法造诣颇深。他的汉隶具有独创性，既有隶书的神韵，又有魏碑的气度。南汉宸惠眼识才，从他让名不见经传的马文蔚书写人民币票面汉字这件事上，可以窥见南汉宸不愧为我党杰出的财政金融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爱才、惜才、用才，既不畏名流大家经典，又知人善任。
　　1950年，杨虎城将军追悼会上，南汉宸送的挽联，也是马文蔚代写的。
　　1957年，马文蔚被错误打成“右派”，被遣回原籍阳曲劳改。“文革”后，总行和财政部合并，人事几经变动，有关马文蔚的事情已不再有人知道。其间，南汉宸在1967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但马文蔚知道南汉宸逝世的消息却是在1978年他平反之后的事了。
　　陈溶是哭着离开马文蔚老人的。她敬佩老人，“右派”二十年，傲骨铮铮，始终为国家保守这个秘密。她也想不到一个为国家为人民有过功劳的人，生活竟然是如此的清苦。
　　此后，经过有关方面认真鉴定，第二套人民币票面全部汉字确系马文蔚书写。1984年，《北京晚报》抢先发布了这个消息。阳曲人马文蔚终于在八十岁的耄耋之年重新找回了艺术青春和政治荣誉。老人进入了书法界，他是山西省政协委员，还在1985年被选为“全国十大健康老人”，其生平先后入选《共和国奠基人名典丛书》、《中国当代名家书画宝鉴》、《当代艺术名人录》等二十多种丛书。
　　马文蔚1988年逝世，享年85岁。
　　迄今为止，人民币先后发行了五套，马文蔚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仍在沿用着，并且成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标准字体。在第四套（1980年版）发行时，又请马文蔚将“国”和“银”两字由繁体改写成了简化字。若以书法手迹流传之广而言，马文蔚当属天下第一人

1983年3月的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收到了一封寄自山西省阳曲县的来信。信是写给当时的胡景云副行长的。因胡景云正在住院，这封信转到总行金融研究所。拆开信，里面夹了一张1983年3月1日的《山西日报》，写信人用毛笔把第三版右下角一篇不到200字的文章“‘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冀朝鼎手笔”圈了起来。显然，这封信和这张报纸有关。
写信人叫马文蔚，他在信中坚决不同意《山西日报》登载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系冀朝鼎手笔的说法。冀朝鼎是金融研究所首任所长。马文蔚在信中还质询总行，《山西日报》上的说法是否总行提供的资料，并要求总行能够调查此事。信的末尾写道：“‘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是南汉宸行长在任时亲自编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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