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海洋职业技术学院:请问十一五规划建设中关于"三农"有何规定,请谈一谈你对"三农"问题的看法.对十一五规划解决"三农"问题的看

一“三农问题”的定义
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出现的几个重要问题：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这三个问题的统称即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最早由经济管理学博士温铁军于1996年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引入正式工作报告，并随之迅速成为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
二 “三农问题”根源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把中国的“三农问题”提到了极至。为什么一个有着5000年农业文明史，有4000多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地位的中国，在21世纪的农村处于“苦”、“穷”、“险”的境地？其根源有主客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 “三农”得以成为一个问题，深刻的根源是现代化进程。在以农业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农村是主要区域，农民是主体成员，因此无所谓“三农问题”。任何一个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都不得不重视农业，以农为本。“士农工商”，农民的地位仅次于官员。进入现代化进程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三农”的地位日益降低和边缘化，从而成为一个影响、乃至决定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政治社会问题。现代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为产业基础，以城市为区域基础，以城市市民为社会主体的，这是产生“三农问题”的客观经济社会基础。
主观上，是现代意识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化不仅仅是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过程，同时也是现代意识的形成构建过程，这就是与市场化、民主化相应的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的产生和传播。由此就会产生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追求与事实客体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最为集中地反映到“三农”领域。一方面，现代化必然带来工农、城乡、市民与农民的差别；另一方面，现代化又带来自由、平等、人权意识，由此就会产生“人生来平等，但又无不在差别之中”的焦虑和反抗，“三农”因此成为一个公共性的政治社会问题。
“三农问题”存在的背景是现代化进程中两种文明的并存和差别。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任何一个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这一问题。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问题表现得尤其突出。
三“三农问题”的解决
基于以上诸种情况，在现阶段中国，如何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我认为可以从下面两点去考虑。
（一） 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
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党的16大确定的方针政策，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经历程，是社会人口空间布局变化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协调规律。任何人为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设计都是对规律的违背。农民进城打工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表现，谁能阻挡民工潮？民工潮的背后是经济规律（比较效益）在起作用，与台商到大陆投资原理一样。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经济行为，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在人口布局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关人口、人才流动的壁垒，给外资、内资企业，国营、民营企业，农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国民待遇。
第二件事是规划、引导、诱导、指导，法律规范。首先,就是规划。我们要大力发展特大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二者齐头并进，才能容纳巨大的人口规模。 中国干任何与人口有关的事情，必然是世界第一，就必须拿出世界第一的胆识、第一的谋略、第一的举措。但我们不能盲目发展特大城市，如长江以北（除东北外），成昆线以西就不宜发展特大城市，因为水资源不足，现在可以“南水北调”，将来可能只有海水淡化一条路了。因此，50个特大城市只有长江中下游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东北四块地方可供规划了。 其次是引导、诱导、指导问题。所谓引导就是政府告知每一位农民，进城者必须有一技之长，即大力兴办职业教育；所谓诱导，即城市接收单位应有一定的进入门槛（与目前的限制门槛有本质区别），基本条件不得太高。所谓指导，即告知每一位进城民工，由一个农民向城市居民转变不是一天的事，有观念与综合素质问题，政府应加强市民教育。最后就是政府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过程中，必须作好法制建设，用法律的形式，而非“红头文件”形式来规范。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徙，包括上述规划、“三导”工作，以及取消壁垒和普遍国民待遇等，都应通过人大立法形式予以规范。
（二）农村地区一揽子改革的思路所谓一揽子改革，就是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基本思路是：
1、在长、珠三角洲、京津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进行撤消省、自治区建制，设立经济大区试点，经济区属中央派出机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到市和州，市不再辖县，只管城区和近郊区。国家设立中央、市（州）、县三级财政。其理由有：其一，省级行政区划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的主体是城市，目前形成了城市与农村二元社会结构，干脆把二元分而治之，突出城市在国家中的经济地位，中央直辖市州一级（州是指地域大且没有中心城市的地区，以及为实行民族自治而专设的一级行政建制）。从而可以减少中间环节，便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效性和政策的落实，有利于城市工业现代化的早日建成。目前省级行政区划，从经济发展实体来看，既有城市、农村，地域又大了，从经济发展区划来看，它又小了。其二，省级机构运行50多年，机构太庞大，改革起来难度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把省级机构的权力一分为二：规划、协调与司法权、农村管理权给大行政区；城市经济运行与管理权交给市。有利于新型市场经济制度设计，节约经费用于发展城市建设。其三，省级作为地方政府，除外交外，与国家职能基本相同，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稳固，也不利于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明确。其四，农村管理的实体应为县一级，农村管理形成中央、大区、县三级管理，以县为主；城市形成中央、市两级管理，以市为主。市县两类地方政府，一个管城市，一个管农村，职责明确，经济发展主体清晰，有利于小康目标的实现。其五，长江和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地区已形成三个城市群（长江中下游平原具备建特大城市的品质，农业发达），省建制已成掣肘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现实，通过试点，探索出一条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2、撤销县级市建制，恢复县建制，精简县级（含城市郊区）财政供养人员（含垂直系统），撤销乡镇建制，取消农业税。其理由有：其一，彻底斩断向农民乱收费的根源，庞大的乡镇级机构，在土地承包到户的条件下，没有存在的意义。其二，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中国都是“皇权不下县”，乡镇级设立政府机构，势必增大管理成本。其三，宪法明确规定村民自治，自治单位何需政府事无巨细全权管理？其四，乡镇机构是由区公所演变成人民公社，再由人民公社演变而来的，设立区公所即是上层建筑恢复、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其五，农业税已经征收5000年，农业产业已成为弱质产业，美欧都实行农业补贴政策，我们对农业不补反征，特产税只能按实际外销金额据实征收，取消农业税，以利于养育农业，发展、引导非粮产业。其六，县级市经济规模小，城市规模小，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非是一个大一点的县城，市建制未必能促进经济发展，倒不如把县城经济作为一个城乡结合点，带动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来经营运作。
大家都知道，中国农业问题，自从承包责任制推广以来，在解放生产力，解决农村人口温饱问题，那是取得初步成功的，但随着现代化步伐和整体社会发展的深入，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土地资源浪费问题，环境问题，基础建设问题，农村人口素质问题，闲穷散懒的农民精神面貌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农业“放”了多年后全面暴露出的问题。中央不断开展系列补救措施，是免税，扶贫，有一定收效，但多数是越免越穷越扶越贫，基本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为了从源头上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本人提出“用三化解决三农，创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

本人建议，十一五规划关于中国农村改革部分必须进行以下调整：

一、农民工人化，必须将农村人口向产业工人进行转变，改“农民”一词为“生态产业从业人员”。变种粮农民为生产农业产品的产业工人，要淡化农民以土地为生的观念，要强化生产和管理系统体系建设，要大力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培养专业化农村产业工人，在条件好的地方可以以土地换厂房，农业产品变工业产品，发展农村企业，走工业化道路。

二、农村城镇化，要把农民几千年散居乡野的习惯改为集中居住，不再以“加强农村道路电力通讯设施建设”为主要投入，要把“村村通”的分散投资改为集中投资，就是说，国家将不需要把钱用来为每个散居山野的农户修路搭线挖井，而是要把这些钱用来为农民修建集中居住的标准型城镇住房，让那些偏远的生活条件艰苦的农民，放弃以前的老祖房，搬迁到条件好，地势平，水源充足的地方来集中居住，然后铺通质量高等的道路和水电管网。那些放弃了的山区和峡谷，就可以集中改变成自然保护区，国家生态公园，使用飞机播种造林或者机械化生产。如此一来，中国农民以深山为伴，懒散难管，土地浪费的格局将得到根本改变。另外，新5年规划里还在强调要大力发展沼气的提法是不合理的，现在大部分农村人，自然产生的庄稼杆都烧不完，山坡上到处是杂树乱草无人去砍伐，沼气建来做什么，很多农村知道养猪是亏本的，已经不想养猪了，那么用什么粪便来产生沼气？还不如集中居住后，集中为大家供气，没有天然气的农村，就集中建设一个大沼气或者用庄稼杆生气的转换站，一是可满足农民自己用，规模大经营好的还可以将转化气向附近城市供应，增加农村收入，降低能源消耗。

三、农业企业化，就是要把现在中国农村历史遗留下来，约束其命运的鸡犬相闻的自然村，改变成农民自主参与的集体化经营的企业。原村委会改变为某某生态农业公司办公室，农民将土地和其他资源以股份形式集中起来，交由民主选举或股份占多数的人员或集体来经营，农民可自愿在该企业参加工作，享受企业利润和粮食分配，农民将告别一把锄头挖三分田，起早贪黑刚能吃饱的落后生产模式，企业化经营后，将有利于产品市场合理布局，有利于解放剩余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分散。

也许有人又担心，是不是又要搞新的一轮公社化了，仔细看看，完全不同。现在我提的意见，完全是一种资源重新配置，不是当年那种头脑发热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