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报告书:明朝宦官专权的制度原因是什么？

明朝的宦官专权与厂卫肆虐，是极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造成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明朝初年，朱元璋鉴于前代宦官专权的弊病，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又立铁牌于宫门，铁牌上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传》）；还严禁宦官读书认字，交通外官，只令其备宫中洒扫奔走之役。认为此等人不可用作心腹、耳目。那时，宦官是无权可专的。
到明成祖时，情况就不同了。他以藩王起兵夺取皇位，曾得到宦官的支持，即位后反对派也多，所以宦官受到重用，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同上）。明宣宗即位后，怕他的叔父朱高煦步明成祖的后尘夺位，对大臣防范更严，对宦官的依靠也愈深。他规定：司礼监①的秉笔太监，可以根据内阁所拟字样，按皇帝的旨意，用朱笔批行，称“批红”。他废除祖禁，首次在宫中设内书堂，派大学士教习年幼的宦官。从此宦官多通文墨、晓古今。但由于这几个皇帝尚能亲理朝政，对宦官约束较严，宦官还不敢专横跋扈。
到明朝中期，最高统治集团日渐腐朽，从英宗到武宗都是些昏愦无能之辈，尽管他们仍然抓住高度发展的皇权不放，但已经没有能力像他们的老祖宗那样亲自使用这个权力了。无能引起的猜忌与恐惧使他们对大臣愈来愈不信任。于是，已经获得皇室信任并有了某些大权的宦官，便打着维护皇权的幌子，利用与皇帝朝夕相处的有利条件，乘虚而入，极力迎合，讨得欢心，骗取信任，成为皇帝的耳目、心腹，进而向皇帝施加各种影响，改变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皇帝变为傀儡，形成宦官的专权。
明朝的宦官专权始自英宗朱祁镇统治时期。他九岁即位，太皇太后委政于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和杨士奇。三杨年高望重，又有太后支持，宦官还有所顾忌。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太后病故，三杨一死二病，英宗年少骄纵荒淫，不问政事，大权逐渐旁落于宦官之手。其时专权的宦官叫王振，他少年时入宫服侍朱祁镇，祁镇即位，王振得宠，被任为司礼监太监，管理内外奏章和中央的行政、司法、军事及特务机构。同时在各省遍设镇守太监，以控制地方政府。为名正言顺地掌权，王振在正统七年公然毁去朱元璋禁宦官干政的铁牌。他“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明史·宦官传》）。凡对王振不满、不敬的大臣，或下狱至死，或流戍边地；凡对王振趋炎附势的官吏，即可高升，荫及子侄。福建参政宋彰贪污被劾，因向王振贿银万两，反升福建布政使。王振出语即称圣旨，事事不必通过英宗，英宗对他却倾心信任，称之为“先生”，公侯勋戚称之为“翁父”，可谓炙手可热。但那时朝中大臣趋附宦官的还不多，一些正直的大臣尚敢于与王振抗衡。所以，后来王振挟持英宗出战瓦剌兵败后，英宗被俘、王振也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杀死。这也说明宦官专政从一开始就遭到正直朝臣和广大军民的痛恨和反对。
明代宦官利用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是其一大特点，更充分暴露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性和虚弱性。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为巩固皇权，防范臣民造反，就利用特务人员检校“专主察听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刘辰《国初事迹》）。他杀了宰相胡惟庸以后，设立专门的特务机构锦衣卫。锦衣卫初名仪鸾司，原是皇帝的贴身卫队，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称“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从三品）统官、卒一千五百余人，“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明史·职官志》）。它表面上是京城上直卫亲军指挥使司的二十六卫之一，实际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负责，它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有权承办皇帝下令查办的案件，人称诏狱，不必通过外庭三法司②。明世宗初年，锦衣卫职权缩小，改为“惟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明史．刑法志》），即把矛头专门指向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民间宗教团体。锦衣卫抓人，往往先在僻静地方打一顿，名为“打桩”，而后再送入狱。一般说来，一入狱门，便无生理，入狱者“五毒备尝，肢体不全”（傅维鳞《明书》卷七三），足见用刑之惨酷。以致锦衣校尉过门，臣民如临大盗，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为平息民怨，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并停止其诏狱权。但不到十年，明成祖夺取帝位后，为镇压反对派，在锦衣卫中增设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为害更烈。
但锦衣卫到底是外官，在明成祖眼里终不如内官可靠，于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增设东厂，职掌与锦衣卫相同，其属官、隶役均由锦衣卫官卒中选任，再收罗一些地痞流氓做爪牙。所不同的是：皇帝指派亲信宦官做东厂的提督，一般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担任，称“督主”；锦衣卫向皇帝报告要具疏上奏，东厂可口头直达；皇帝还赋予东厂督主以监督锦衣卫人员的权力。这样，厂权高于卫权，宦官又直接控制厂权，使宦官拥有随意逮捕、刑讯、杀戮臣民的特权，从而加速了宦官专政的过程。那时，每月初一，东厂派出成百上千隶役到各官府及锦衣卫去听会审大狱、考掠重犯，叫“听记”；或去各官府、各城门缉访，叫“坐记”。东厂隶役听到什么秘密上报，叫“打事件”，要及时报告隶役长——裆头，再由东厂直转报皇帝。连民间琐事、夫妻口角也得连夜报进宫去，弄得朝野内外“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明史·刑法志》）。
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为加强特务统治又增设西厂，人员比东厂多一倍，以宦官汪直为提督。汪直利用西厂“屡兴大狱”，建立五个月，“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明史·商辂传》）。特务活动范围已不限于京师，“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明史·汪直传》），民间斗鸡骂狗，也在缉拿之列。汪直专权六年，“冤死者相属”，公卿慑服。所以，当时的宫廷伶人阿丑也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同上）
明武宗正德时，宦官权势更盛。刘瑾等八个宦官“日进鹰犬、歌舞、角觗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明史·刘瑾传》）让刘瑾掌司礼监，八人中另外两个分掌东厂、西厂，锦衣卫的指挥使也是刘瑾的爪牙，使原来的厂、卫分立，变成厂卫合势，为害愈烈。可刘瑾还嫌不足，又设立内行厂，由他亲自指挥，比东、西厂更加残酷凶狠，连东、西厂的特务也在侦察范围之内。特务遍全国，百姓视之如虎狼。江西南康百姓三人端午节赛龙舟，竟被诬为“擅造龙舟”，而遭逮捕抄家，毒打致死。百姓见有华衣怒马、操京师语音者，即惊恐相告，远远逃开。京师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大臣上奏要写双份，先用红本送刘瑾，再用白本送武宗。刘瑾不学无术，处理不了奏章，只好“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明史·刘瑾传》）。他还引进许多爪牙死党充当朝中大臣，连内阁首辅焦芳也谄事刘瑾，致令“司礼之权居内阁上”（《明史·阉党传》）。所以刘瑾傲然夸口：“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
由于宦官专权侵犯了皇权，皇帝对奴才也起了疑心。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以谋反罪被杀。到明世宗前期，对宦官势力虽有所打击和限制，嘉靖八年（1529年）裁革了各地镇守太监，但神宗万历时，税监、矿监、关吏、采办又遍布天下了，而且“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明史·宦官传》）。宦官人数也由洪武初年的不足百人膨涨到十万人。
明朝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封建专制的皇权面临严重危机，腐败无能的明嘉宗又重用宦官魏忠贤，终于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赖出身的魏忠贤，万历时为宦官，侍奉皇孙朱由校，很得宠幸。由校即位，是为熹宗，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竟然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他在宫内选会武艺的宦官组成一支万人武装队伍，作为羽翼；在外收罗一大批无耻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徧置死党”（《明史·魏忠贤传》。他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他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他也握有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括民财。“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同上）。他出门的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九千岁。阉党和无耻官吏还竞相在各地为他修建生祠，一祠耗银数万乃至数十万两，祠成后，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论死。
魏忠贤专权时，厂卫特务更是空前嚣张。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他自任东厂提督；锦衣卫的都督，则是他的干儿子田尔耕。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贤传》）一次，京城四个平民在密室夜饮，一人酒酣耳热，大骂魏忠贤，其余三人不敢出声。骂者话音未了，突有隶役数人冲入，捉四人面见魏忠贤，魏下令将骂人者当场剥皮，另三人赏钱放回。生还者吓得魂飞魄散，险成疯疾。魏忠贤肆虐专政七年，使明末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思宗即位后，虽然逮捕了魏忠贤，罢逐了阉党，但积重难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厂卫，还振振有词地埋怨大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明史·宦官传》），就这样直到明朝灭亡。
宦官专权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痛，自然会激起人民的反抗斗争。万历年间暴发的十二次城镇人民反矿、税监斗争，天启年间人民支持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的斗争等等，都说明人民对宦官专权的深恶痛绝。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在反明的檄文中更尖锐地指出：“宦官皆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毒害无穷。起义军攻占北京后，“各营拷职官追赃，内臣加炮烙尤惨”（谈迁《金陵对泣录》），并把皇宫中的太监全部赶了出去，边赶边打，以示人民对宦官的痛恨。

明太祖时，曾铸铁牌置宫门内：“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明成祖给宦官委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等军政大权。永乐十八年（1420），设立“东厂”特务机构，由亲信宦官掌管，后来例用司礼监太监提督，开宦官干政之端。
明宦官专权，始于英宗时之司礼监太监王振。
与汉、唐相比，明代宦官数量庞大，机构发达，权力广泛。
明朝宦官机构非常庞大，重要的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
明朝废了宰相，形成了部分的权力真空，这为明代宦官专权提供了空间，使得宦官得以以皇帝家奴的身份窃取了部分皇权。
皇帝不理政事的时候，容易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
票拟制度——司礼监秉笔太监代替皇帝在大臣的奏章上“批红”，成为皇帝的代言人，甚至利用职权之便擅自更改内阁的票拟。
《廿二史札记》卷三三“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条：“人主不亲政事，故事权下移，长君在御，尚以票拟归内阁，至荒主童昏，则地近者权益专，而阁臣亦听命矣”。“明代首辅权虽重， 而司礼监制权又在首辅上。”
英宗 王振 司礼太监 1435-1449
曹吉祥 司礼太监 1457-1461
门达 锦衣卫指挥使 1463
宪宗 汪直 西厂提督太监 1477-1483
孝宗 李广 太监 1488-1498
武宗 刘瑾 司礼太监 1506-1510
钱宁 锦衣卫指挥使 1513-1521
神宗 冯保 司礼太监 1572-1582
矿监、税监 1583-1620
熹宗 魏忠贤 司礼太监 1620-1627
毅宗 曹化淳 司礼太监 1628-1644

明代宦官掌握东、西厂和锦衣卫，是明朝特务政治的代表，是其得以专权一因。

皇帝让太监当任大官,导致朝廷的混乱

就是上 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