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坏学园2回避率计算:马葛尔尼访华的意义

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朱学勤)

2004年8月4日 「南方周末」

这一历史单元长达210年。要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说清楚，几乎不可能。即使穿黑格尔所言德国"七里靴"，一步三十年，也不可能走出这一历史沼泽。我只能尝试以最简略的方式，交代我对这一历史单元的基本理解，即：两个对子，四个国家，中国在这其间走过了一个"之"字形。
所谓两个对子、四个国家，是从近代社会制度试验与政治文化的类型对比而言：英美为一对，法俄为另一对，双峰对峙，二水长流。我不认为从1946年5月12日邱吉尔致杜鲁门电报第一次说到"一道铁幕在俄国那一边落下"，到1989年苏东巨变这一所谓的"冷战时代"有多么了不起。除了意识形态符号上有一点独特色彩，它并不具有独立于前后历史的内容，相反，我认为，所谓"冷战时代"只不过是上述历史单元中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发展阶段。与其关心那些意识形态符号，不如看一看另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内容：这两个对子中的传棒与接棒，都是在战场上分别完成。1783年，英国在战场上失败，却把政治传统的接力棒传给了它的对手美国，后者把前者开辟的宪政方向推向深远，制度文明走得更远。无独有偶，1812年，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拿破仑帝国，也是被沙俄领头的反法联盟打败。就在沙俄军队占领巴黎其间，哥什克骑兵席天幕地，放马香榭里舍大街，这支军队中的青年军官则为法国革命的眩目色彩所激动，寻访让－雅克－卢梭的浪漫遗迹，下马接受被占领国政治文化的洗礼。再加此前彼得大帝改革强迫俄国脱亚入欧，实际上是脱亚入"法"，整个俄国上层社会基本融入法语世界，以致于"一国两语"，彼得堡的领主下乡收租子，领主说法语，农奴说俄语，谁也听不懂谁。这样的俄国在战场上打败了那样的法国，实际上是打败自己的精神之母，就此接过后者在政治上的接力棒――激进革命传统，应该说顺理成章，并不需要多么独特的想象。1812年的胜利者回国不久，果然发动俄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革命运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十二月党人可歌可泣，就人格言，是历代俄国革命者中最为令人尊敬的一代，但是他们的精神来自法国，则没有疑义。此后前仆后继的俄国革命，基本上是法国革命的后延，都是把自己的事业视为法国革命的接力赛。世界历史如此相反相成，富于戏剧性，可能超过生活于这一历史单元内所有文人的艺术想象之总和。马克思曾言，"只有世界史才是最伟大的诗人"，诚哉斯言！
最早发现英法对峙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不是我，而是法国人――托克维尔。150年前，托克维尔就发现英法两国相互在暗中偷窥，悄悄较劲，他们之间的分歧，将决定此后文明的命运。我只不过顺此思路，发现还有后来一幕，即他们的接班人都是战场上的对手，他们是在战败时把手里的历史大棒传给了胜利者。那么，这两根棒子有哪些不同呢？
通俗地说，问题可能从人性基本假设开始。英美这边则要暗淡得多，具备所谓"历史的幽暗意识"。他们至多只能想到这一步："因为人性是邪恶的，所以，民主是必须的；因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他们不敢碰，更不敢设想能去兜底翻，以道德运动或文化革命刷新之，彻底改造之。他们至多只敢在制度层面用心，铺陈"繁文缛节"，以监督掌权者人性之恶。法俄这一边，有多少双浪漫的热眼，紧盯着人心中柔软的这一块，就有多少只"看得见的手"伸进去大胆搅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最后都是"敢教灵魂换新天"。人性既能至善，人间也就能建天堂。倘若建设人间天堂的革命进程遭到阻抗，则阻力必来自最终根源――人性中私心之蒙蔽。英国在革命前只有一个弱启蒙――启蒙人的理性，是为了认识人之理性局限，人之本性无奈；美国革命之前则几乎无启蒙，1787年宪法并不是来自革命前积有启蒙成果――国民性之改造，而是承认并肯定社会各阶层利益分殊，在此基础上摸索黄仁宇所谓"在数字化上的管理"。而法国革命则不然，之前不仅有强启蒙，而且是长启蒙，启蒙是为了认识理性之无限，人性之至善。这就注定英美革命不浪漫，无审美，充满妥协，尤其是它那有限革命论，从不敢有革命崇拜：不得已政治革命，则尽可能不触发社会革命，已经进入社会革命，则万万不能深入至文化革命，革灵魂深处的命。英国革命以"宗教容忍法"结束，所谓"宗教容忍"，在那个时代几乎是精神自由的同意语。美国革命后则在宪法中规定人的精神状态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彻头彻尾的政教分离，政不归咎于教，教不归结于政。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法俄则不在制度层面用力，而是绕过制度，直逼人性，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最后一幕总要有文化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杀灵魂不刹戏"。早在我们中国"文化革命"之前，他们已经搞过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如公元1794年，法国人把他们的雅克宾专政的深入发展，即称为"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断头台疯狂起落，罗伯斯比尔论证说："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本－拉丹应该感谢法国政治文化，早在二百年前就准备好如此对称的理论表述，足够他今日受用。我们所熟悉的"文化革命"各类剧目，两百年前的法国都已试过：包括改人名、地名，甚至扑克纸上四个花牌的称呼，都有过革命化的改名。
几乎与法国人轰轰烈烈搞文化革命同时，英国人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即1792年马嘎尔尼，阴悄悄访问中国。后者之历史意义，不亚于前者，但是被法国革命的夺目烈焰遮蔽。马嘎尔尼访华，卑之无甚高论，也就是今天我们讨论WTO时耳熟能详的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乾隆拒绝这八个字，是因为外夷不肯行双膝下跪大礼，"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天朝体系和英国人开始搞的条约体系，是当时东西方两个"世界体系"。世界2要求贸易自由，协定关税，世界1则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鸡同鸭讲，云里雾里。马嘎尔尼退让，但只能以单腿下跪为限。也不知道是少跪了哪一条腿，惹恼乾隆，铩羽而归，而中国则与当时正处于雏形的"WTO"失之交臂。乾隆"圣恩眷隆"，只看重使团中最小的一个成员11岁的斯通，曾把这个虬发碧眼的西崽唤上龙膝抚弄，惊异不已。48年后，斯通参加英国议会有关是否与中国开战的投票，毫不犹豫投下了赞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从此有了令两百年中国屈辱不已的鸦片战争。清华大学前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总结这一段历史，言简意赅："1840年以前是我们对人家不公正，1840年以后是人家对我们不公正"。世界1和世界2，其实也如幼儿园里的翘翘板，一头高一头低，二百年摆不平。
中国因此而落后，因落后而追赶，所幸方向还没有选错。马嘎尔尼此一事件，不亚于中国二十五史中的改朝换代。它给近代中国破题，是"之"字形上面的那一点。"一点"之后的"一横"是徐继畲、林则徐开笔，所谓"开笔"，也就是开眼正视而不是侧目俯视那个世界2。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人基本上是以英美为师，曰船坚炮利，则以小农经济参加世界军备竞赛，居然也能弄成"远东第一舰队"――北洋水师；曰政制改塑，也能建立"远东第一共和"――"驱逐鞑虏，建立合众政府"。这两项成就，是那"一横"里的基本内容，当时超过日本，今天也不逊于我们这些后辈。这"一横"里也有隐患。隐患多多，首推政制老迈，虽改制亦难起步。今日或可说其二：作为文化大国，这一国家的文化资源尤其是文学资源过剩，自然向文学之外漫溢，以文化或者干脆以文学问政，不耐制度层面的积累和坚持，将初创共和起步阶段的一时曲折归咎于人心蒙蔽，逐渐发生文化决定论，产生文化革命的冲动。首作俑者可能要数粱启超，所谓以小说改造人心，以人心改造政制，一害小说，二害人心，三害政制；继起者也有胡适，"新文化运动"把注意力从政制转向文化，悲情可悯，但也可担忧处。
中国者，以文学思维问政之卢梭太多，以数学头脑研制宪政之汉密尔顿太少。走到这个时候，法国人正在迷路，而我们却摸到了人家门口。故而陈寅恪在那时就说："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习性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1992年版第7页）
看出这一弊端，说得剔肤见骨触目惊心者，还不是中国人自己。是一个日本鬼子，甲午海战时的海军司令伊东佑亨，而且是在1895年给困于威海提督府的丁汝昌劝降书中说出：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翟（翟字加踢手旁）；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
（王芸生主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2册第197－198页）
以文立国，中、法如出一辙。愿闻其详者，可参阅托克维尔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一章，那一章起名也直白得可以："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中国当然需要启蒙，但是要中国启蒙不走法兰西之路，不把政治精英应该负责的具体责任，推卸为更为宽泛的文化原因，不去寻找"原因的原因的原因，才是原因"，不因政制艰难，过一把"文化瘾"，则难上加难。"荆轲刺孔子"，戴眼镜的赵老太爷犯下错误，要打板子，找得到孔子，也找得到破毡帽下面的阿Q屁股。一个很形而下的"原因"是：土壤里文化含量太高，文人过剩，除了谈文化，什么都不会，于是只能在产生这一文化决定论的土壤上反噬文化，表面上是呼唤文化革命，强化文化之重要，实际上是强化他们的文化优势。要这么多文人离开文化话题，那就无异于让这么多人流离失所，谁也不忍心。由此，中国一旦启蒙，必然是强启蒙、长启蒙，而且总是观念第一、人性改造第一、文化革命第一，然后变成革命文化第一。将这一历史单元里中国发生的灾难全部归咎于文人好谈文化，与基本史实不合。文人之外，还有多少强暴因素插入？当有更多文章可说。但是，从今日可以总结的内部教训而言，以大文化小文学干政，或虽不是文学青年，总不脱以文化论政，以文学问政，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法俄革命，其领袖阶层中文学型小愤青之多，令洛克、汉密尔顿咋舌，也与其灾难性后果成正比。但是若与中国相比，则小巫见大巫矣。
"一横"之下的那"一撇"，锐角向左急转弯，发生于1919年。这一年巴黎和会上日本以退出国联为要挟，威尔逊为此所动，将山东从德国交给日本，激起中国知识分子大转向，难辞其咎。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同时亦为苏俄空言"撤销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所惑，则有其上述内部教训。两个国际因素，加一个内部因素，使中国一个急转弯，从英美为师折向以俄为师。这一"撇"之陡峻肃杀，以我之见，还不是别的，恰是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把后一个"文化革命"归结为毛泽东个人的政治权谋，不公正，也不准确。肯定有这一因素，但绝不仅限于这一因素。应该承认，毛泽东是一个天才的军事统帅、政治领袖，但他首先一个成功的文学青年，而且是五四型愤怒青年中最为成功的一个。他在那时饱吸文化革命的空气，晚年对对人性改造有大胆播弄："红雨随心翻作浪"，"六亿神州尽舜尧"。至于"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催雨洒江天"，这个"世界"，当然是上述"世界2"，这个"热风"，既与鲁迅某一杂文集同名，也是他青年时代饱吸法俄政治文化的忠实比喻。恕我直言：毛泽东的一生是"红烧头尾"，青年时代的文化革命理想与晚年的"文化革命"实践，一脉相承。不是我不敬，而是有斯人所言为证。老人家晚年总结一生，对众人赞赏不已的盖世武功――"打倒蒋介石"，一笔带过，对众人疑惑的"文化革命"则念兹在兹，一往情深。还可看他对斯诺最后一次所言：我仅仅改造了北京城附近一小块地方，除此之外，还是老样子（大意）。还不信，则可温1945年重庆谈判时发表的惊人诗篇："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是在意武功，还是"文"治？一旦"长缨在手"，他要"缚"什么，还不清楚吗？至于鲁迅，我不赞成以轻薄的语气谈论，而想以敬惜之情讨论。毛公论迅翁，两句话。第一句："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说错。鲁迅骨气之硬，硬到当今鲁学界无人望其项背。但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则是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同意的。国民性者，全体国人之性也。人性能改造，精神世界里还有什么事务不可以搅动，不可以"改造"？"改造"一词，凡五十年代过来之人当会有特殊惊悚，记忆犹新。但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人之"改造"，并不是新名词，而是从五四以来就年年讲、天天讲、日日讲的惯用词。一个不能随便说，一说就吓死人的的红色恐怖词，就这样习焉不察，积非成是，为整个社会接受，这确实需要启蒙。第二句："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也没有说错。相通处，不限于三十年代此一人在苏区受王明排斥，彼一人也恰好在白区受周扬的闲气。鲁迅慧眼识人，读毛诗第一眼，就说作者有山大王习气。"山大王"很坦荡，亦诚实，1957年能坦述胸臆：鲁迅如果还要写，(继续"改造国民性")，那就只能让他蹲监狱，（请他被"改造"）。鲁迅是伟大的，但是鲁迅不能以有人与他心灵相通而呼冤枉。两人都是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而且都是因改造不成黯然西去。
也容我说两句大白话。其一曰：1919年以来的那一"撇"，对知识分子而言，从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是"木匠造枷枷自家"，以破除旧政教合一始，以入彀新政教合一终。我有一个令我尊敬的文学家朋友，曾经很认真地说：这世间，唯有人性看不够。这也是诚载斯言！人性可以"看"，而且"看不够"，这是一个文学家的事业，一辈子投进去都不嫌多的伟大事业，但是人性却不能变，更不能改造，人改人，是要害死人的！风能改，雨能改，甚至国王也能改，唯独人性不能改。教育是一回事，通过教育改变人的知识、观念是第二回事，从教育到知识、观念，再从知识观念一变为改变人性，则是第三回事。这三个关口，尤其是最后一个关口，是不能一杆子插到底，节节打通的！我教龄二十五年，自认敬业爱业，但到今天还是愚不可及，迟迟疑疑，最终不敢接受的，就是教育界流行几十年的那句豪言壮语：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怎么也弄不懂，人的灵魂怎么可以象工程师手里的水泥、钢筋那样按照最新最美的图画，随意设计、随意揉捏呢？我不是工程师，也不敢做这样的工程师，我害怕这样的工程师。其二曰：从周口店到今天的中山大学，五十万年过去了，"换了人间"，换了二十五回了，人性有没有变？衣食住行都在变，唯有人性没有变。"人异于禽兽，几稀？"千载之下，还听得见孟老夫子那一声叹息。人类社会万丈危楼，管它世界1还是世界2，都是打桩在这么一点"几稀"物上。所有改造人性的努力，一开始可以让人性痛哭而返，但最终是改造者头破血流。就那么一块"柔软的几稀物"，让人沮丧，也让人留有希望。套用一下前面那个句式吧：因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所以人类没有救；因为人性是不可能改造的，所以人类还有救！
1976年打倒四人帮，结束了向左转弯那一大"撇"，开始了一"撇"之下的这一"捺"，我们今天还生活在这一"捺"里。当时的两报一刊论证"一举粉碎"之合法，总爱说那是"顺应民心之举"。何为"顺应民心"，不就是"顺应国民性"吗？顺应那个从阿Q以来就屡教不改、改造失败的"国民性"！如果说，1976年的"一举粉碎"，是在内政上结束那一"撇"，那么1979年的对越战争，则是在对外关系上结束那一"撇"。那场战争从其它角度看去，可以讨论处甚多，但从今天我们所涉的角度看去，这一仗实在是非同小可，可惜至今还不在历史学家的视野。是否能这样说，没有这一仗，就没有此后的中美关系，没有世界2与世界1的重新弥缝？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一仗，就没有1989年6月在那么特殊的时期，老布什一方面宣布联合世界2"制裁"中国，另一方面竟会冒世界2之大不韪，派特使克里斯托夫――200年后的马嘎尔尼，密访北京。
此后的中美关系，也就是中国与世界2，风雨飘摇，摇而未拔。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一"捺"，确实反映汉字的美学特征，逶迤多姿，"捺"出了那么多曲折波动。打引号的"文化革命"结束了，不打引号的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君不见，各种改造国民性的运动还时有冲动？各种来自法国的后现代文化小时令还在遮蔽应有的体制改变？更有多少文学青年，满怀多少文学愤怒，正在文学之外频频涌动？他们的情绪，就是他们的主义。
中国政府首席谈判官龙永图昨天晚上在电视里慨叹，他为了中国加入WTO，谈了15年，头发都谈白了。WTO是应该加入的，而加入的方式与时机，也应该容得下各种可商可议，尤其是农村、农民、农业这"三农"问题，更应慎重。中国的启蒙也是需要的，但首先需要启蒙的，可能是哪一块软地方不能"启蒙"，启"不能启"之"蒙"，启"启蒙者"之"蒙"。而在一个民族的历史视野里，15年也不算太长，漫长的是1792年以来的210年。从马嘎尔尼访华失败，到今天加入WTO，竟然还是这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中国实在是一个磨炼人类耐心的好地方。210年过去了，有一个官员谈白了黑发头，有一个民族等白了少年头。为了WTO，中国在两个对子四个国家中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罄河东之竹难书矣，倾河西之墨难言矣！她能不能成为第五个国家，不结对，也能开出自己独特的制度试验呢？那就不是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轮回了，恐怕首先是一个制度方向的选择，走完今天这一"捺"。最好是在今生今世今年今月，加入WTO之后，再也看不见那第二个"之"字。

关于马嘎尔尼来华的三种视角

最近将收集到的三种关于18世纪末马嘎尔尼勋爵来华的西文著作通读了一遍，分别是《历史之岛》（[美]马歇尔·萨林斯Sahlins·M，2003，368）、《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法]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1995），以及《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美]何伟亚James L·Hevia，2002）。三本著作从人类学，文献研究，以及中西交流的不同角度讨论这个近代史上赋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本短文不打算对这三本书中互有异同的观点逐一梳理，只是想通过对三种著作的关注重心略做点评，再结合笔者自身的理解，对历史事件加入一种新的阐释。

笔者并没有接触直接的史料，无论是中国方面清朝官方的档案记载，也没有马嘎尔尼使团主要随行人员的日记（上述著作基本都是本着这双方的记录来重建历史过程的），但这并不应该削弱我希望讨论的事实基础。

马嘎尔尼勋爵来华事件，是英王乔治三氏于18世纪末（1792）为了发展其对华贸易，开拓中国市场，派遣马嘎尔尼勋爵率领400多人的船队来华，借为乾隆帝贺70寿辰，提出在中国沿海设立贸易港口，在北京常驻使节。一则依照传统的观点英国工业发展需要打开中国市场，而自给自足的中国模式让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无处下手；另外从16世纪新航路开辟后的全球市场（就是我们至今仍在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确实需要将中国纳入这个体系之中。而马嘎尔尼使团在中国的遭遇最后被简化为“礼仪之争”，是否需要磕头，似乎成了中英之间的焦点。最后以中方的“妥协”，马嘎尔尼勋爵单膝跪地向乾隆帝递交国书（此二者都是中国礼仪史上所未有），被马嘎尔尼认为是外交上的巨大“成功”，而结局却并不如人意。清政府内阁对马嘎尔尼的所有请求概不答应，并在结束祝寿典礼后一再催促使团起程归国。最后马嘎尔尼使团除了带着一堆乾隆帝赐予的无用赏赐经广州入海外，一无所获。然而这样的结局被认为给中国带来了1840年“鸦片战争”的民族耻辱（这也是学术界比较传统的观点）。虽然马嘎尔尼使团之后及“鸦片战争”前夕又有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不论在人数还是规模都不及马嘎尔尼，同样毫无建树，除了继续纠缠“礼仪”的胜负。而1792年马嘎尔尼没有通过“外交”（即使在当时的西欧“平等外交原则”也在成型阶段）手段解决的问题，于1840年通过武力解决了——中国被迫五口通商，以及一系列条约——这却是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要求。所以马嘎尔尼使华之所以认为是中国历史（这个事件已经是世界史的意义）上至关重要的偶然事件，就是这个事件决定晚期中华帝国是否有机会平稳的过度到近代化的过程中，避免中国殖民地化的命运。

这一事件的讨论在国内主要兴起于近年，来自学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关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不愿打开的国门》（朱雍，1989。遗憾的是笔者尚未阅读）。而西方汉学界对此话题却显得饶有兴趣，而上述最后一本就是其中之一。以下是对这些著作的一个简要介绍。

《历史之岛》一书只在最后附录文章《资本主义的宇宙观——“世界体系”中的泛太平洋地区》中在“中国贸易”的标题下对马嘎尔尼来华事件有1.2万字左右的论述，重点在于人类学对此事件的一个常见的解释：朝贡体系——中华帝国眼中，“贸易必须遵循朝贡制度，这是一项定制。”（萨林斯，373）人类学对此事件的兴趣来自西方人类学界近年占据主流的历史主义思想，希望通过宏观的叙事方式建构近代以来人类活动与区域互动的解释模式。其中的代表作有《民族-国家与暴力》（吉登斯），《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艾里克·沃尔夫）。而“朝贡体系”这种被西方汉学界借用的人类学观点，希望从仪式，结构-功能角度讨论贸易与朝贡在中国帝国想象中的异同。而在马嘎尔尼使华一事的叙述过程中，大量的具体事件放大，描述，比如英国人对下跪磕头的抗拒；英国对代表理性主义工业文明成果的高度自信，但在乾隆朝中高级官员以及皇帝眼中的不屑；基于贸易与外交规则的大量误读。结果是导致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在西方人心中关于中国形象最后一点崇高的崩塌。

其中最为详细的是《停滞的帝国》一书，作者作为一个对业余历史研究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对解读这段将中国与世界联系到一起的事件却表现了极大的天赋，尤其是通过文献来重现缺失的历史过程上——将中国官方与西方使团的视角同时献给读者——极其出色。从中我们发现，参与事件的双方对事件的理解迥然殊异，而双方又都站在以各自为中心的世界的重心。一方是千年以来的自认为的世界中心，而事实上作为中华帝国最后一个朝代的清朝以及其所继承的庞大帝国确实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另一方则是世界的新贵，籍着地理上的巨大发现与同时带来的视野与观念，理性与科技的巨大突破，将在世界上继续称雄一个多世纪的新兴海洋帝国。参与的双方都很偏执，对将自己的观念准则强加于人，将他人纳入自己的解释体系都表现了极大的热衷。而该书最后对中国继续固执的保有扭曲的自尊表示了忧虑，希望中国用更开阔的视角来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怀柔远人》则表现了一种折中主义的倾向，在观点上并没有如作者所说是对以往人类学观点的突破，“如果欧洲与亚洲的接触，不是被视为两个扩张性的帝国——满族多民族帝国与大英帝国多民族帝国的相遇，那么，自马嘎尔尼使团之后的清英互动又该是什么样呢？”（何伟亚，序言，2）同样不忘讨论一些以往的话题：磕头，朝贡，礼仪，沟通。不过作者至少提到一点，关于我们当代的学者“所赞同的对马嘎尔尼使团的阐述完全是现代化的，并且有违或漠视清廷统治者的想法和信仰”（何伟亚，251）。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视角，这个观点对于下面要进行的讨论也十分重要，究竟是谁要为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负责。该书再次引用了罗素关于磕头事件的观点：“当我们不把磕头当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与此同时，即使许多中国学者也还将这一事件当作外交史一件可笑的事情。
简略回顾完上述三种著作，我们发现了中国在此事件中扮演的难堪角色。笔者还是希望通过人类学的视角来为清朝中国作一些辩解。关于商业的启发，中国是一个重商主义根本无法立锥的国家，在西方的早期商业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商业作为社会组成的重要作用，互通有无，盈余牟利，而在古代中国这一职能可以完全通过国家的调配来完成。国家分配作为互通有无的手段，在解决了人们生活需要的时候也为政权的巩固获得了支持，而国家可以将商业视为与统治争夺威信的行为，而不仅仅是一种利益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没有发展出充分的商业体系（即使是当下），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清朝政府不能认可马嘎尔尼使团来华的真正用意——只是为了通商——同样是基于功能主义的解释。

对于磕头事件，可以归纳到一系列礼仪的争辩当中。人类学同时喜欢援引另一个库克船长的例子来类比，发现澳大利亚的英国船长库克在南太平洋的夏威仪群岛受到空前的礼遇，原因是他的出现与夏威仪传说中的财富与生殖之神“罗诺”的出现恰好一致（我们不讨论库克之死）。萨林斯认为此和马嘎尔尼在中国的遭遇恰成对照，但他考察的只是双方在对待外来者上的差异。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原有的解释体系如何吸收外来事件，并使之在自己的解释中成为合理。如果中国的解释体系中外来者不是只被分为“向化输诚”的入贡者，与野心勃勃的闯入者（马嘎尔尼应该庆幸他在当时没有被视为后者），而是被想象成外来的神灵，那么他也可以享受被奉为神圣的待遇。可惜自给自足的中国连神灵都能自产，所以他的目的自然无法实现。可见，当文化最初沟通远方时，我们最好期待对方的传统中吸纳他人的解释方式是倾向于开放的。而不要寄希望于可以迅速改变一个作为传统的观念，因为人们在看待新事物的时候最倾向于一种保守的观点，如何在传统中找到对应的处理方式，而在有也只有无法适应的时候，自身的改变机制才可能发挥作用。这不单是作为个体人的行为模式，也是一个国家最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遵循传统是在同等条件下损失最少的方案。对于这种面对风险的处理方式，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规避风险的基因。所以我们并不能指责乾隆帝与他的宫廷缺乏足够的投资意识与“远大目光”，尤其是在对（全球）市场的形成状况不明的情况下，贸然投资并不见得比保守的方案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不过对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我们却丝毫不能替晚期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作更多的辩解。）而对于“乾隆及其顾问们未能认识到国际局势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结果，他们错失了赶上西方的良机。”（何伟亚，246）这样一种后见之明笔者还是保留意见，毕竟历史不能重演，我们无权指责前人。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还要做如下补充：我们过分高估了马嘎尔尼使团来华的重要意义。在以往的一些观点中，我们都强调了“如果”的可能性在改变中国对外政策与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地位的作用。可是对于这种一相情愿的观点我们很少提出质疑。即使是现在，相信没有谁会认可我们向美国派遣一支多达千人的游说团，目的旨在向美国兜售社会主义理念，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奢望这种幻想的可行性，那我们有什么理由来要求马嘎尔尼和乾隆帝呢？最后关于“磕头”还有一个补充意见，没有哪个主人会在自己家里过多考虑客人要求的接待方式的，我们不会过多容忍客人对我们待客之道的指责。我们尽可能热情招待客人，同时也希望客人遵守我们的规则。正像拿破仑指出的：“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佩雷菲特，594）乾隆朝强调礼仪的内阁官员在这点上的讲究不应该看作是一种无中生有。另外，对于应该向清朝宫廷大臣行贿，以达到使团目的的观点我也保留意见，但至少是值得参考的。

我们并不应该用我们的后见之明来将现代的观点强加于古人，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相信我们一点都不比古人来得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