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体硫酸亚铁与铁反应:国宝失踪之迷

世纪之交，适逢“北京人”化石发现70周年纪念，关于“北京人”丢失与追寻的话题成了新闻媒体的一个热点。在一阵“狂轰滥炸”之后，我们再来审视此举的得失，似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我国古人类学家、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周国兴对记者的谈话，或许可视为其中的一种见解。

记者：在“北京人”丢失后的50多年中，几乎每隔10年，都会在新闻媒体上出现一次追寻热潮。其中究竟有何背景？也就是说，追寻“北京人”化石的真正意义在哪里？

周国兴：“北京人”头骨化石的发现是科学史上举世公认的重大事件。此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当时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论学说虽然正在传播，但由于缺少化石证据而难有说服力。此前发现的爪哇猿人化石可以说为由人到猿的进化过程提供了物证，但各种意见的纷争致使这一物证没有得到确认。待到“北京人”出土以后，关于爪哇人的争论才得以平息，达尔文的进化论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对“北京人”的详细研究，可以为人类起源的探索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料。这以后发现的人类早期或晚期化石，都要与“北京人”进行对比研究，即使在现代中国人的起源研究中，也牵涉到中国人究竟是“北京人”的后裔，还是由非洲迁徙而来的问题，这同样需要与“北京人”进行对比才能作出结论。更何况人类化石的发现是极其不易的，因而任何一点人类化石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对“北京人”化石的研究，过去虽然作过一些工作，但这种研究还亟待进一步加深，如今我们所存的“北京人”化石模型，毕竟不能替代化石本身，尤其对一些细节问题的研究，更不能用模型来替代。因此，追回失踪的“北京人”，在今天仍有重大科学价值。

以上是从科研角度来考察“北京人”的意义。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北京人”的丢失，则是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一个重大恶果，是战争毁灭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有力例证。追寻“北京人”，便是对侵略战争的控诉，对世界和平的呼唤。

正因为追寻“北京人”有着科学和政治上的双重意义，所以十分引人关注。又因为找回“北京人”的希望尚未完全破灭，所以很容易燃起人们寻找的热情。

记者：您对“北京人”的丢失与寻找一直甚为关注。在这个过程中，您作了哪些工作？

周国兴：我作为一名古人类学者，对此事的关注是必然的。长期以来，我一直在研究与失踪过程有关的人和事，力求搞清丢失与追寻的各种可能性，从中理出一些有助于寻找的线索。为此，我一方面撰写文章，介绍“北京人”丢失和追寻的有关情况，一方面利用与国外同行的工作关系，发动大家共同参与寻找，搜集有关线索。早在80年代，我就通过与美国有关人士的联系，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一个守护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相通的便门口的卫兵，看到有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的后院里。这个卫兵推测，这一箱东西可能是“北京人”化石。此后，我又到美国大使馆旧址作过实地考察，当年埋东西的地方已经成为车库。我虽建议挖掘，但至今未能实现。1992年，在中日复交2 0周年之际，我到日本大坂举办中国恐龙与北京猿人展览，利用这一机会与日方有关人士成立了回归北京猿人化石委员会，写出回归北京猿人宣言。静冈大学教授池谷仙之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日中友协大坂分会和日中合作公司负责联络。大坂的每日新闻负责宣传工作。后来，每日新闻知难而退了。因为有人传言，如此调查下去，有可能引出第二个“慰安妇事件”。池谷仙之教授是日本人类学家高井冬二的学生。在珍珠港事件前后，高井曾3次来中国，在协和医学院见过“北京人”化石。19 42年8月他第3次来北京时，正是他和日本另一个人类学家长谷部言人宣布了“北京人”的失踪。我到日本后，曾设法与高井联系，送了他一本“北京人”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希望他能为寻找“北京人”尽力。但他委婉地拒绝了我与他见面的要求，却通过别人转交了一封给我的信件。信中否定化石到过日本，而断言“由海上运到了美国”。

记者：在多年追寻“北京人”的过程中，您曾接触过不少的人和事，也一定会有不少体会和感想。能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想法。

周国兴：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找回“北京人”是一件难度极大却又存在希望的工作。丢失过程中有许多环节至今仍是一团迷雾，许多当事人也已经不在世了，这必然给追寻工作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说法，各种说法之间充满着矛盾，就像一团乱麻，很难理出头绪。例如化石在协和医学院装箱后，据说又被美军分装到了军用箱中。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这批化石被分装到了军用箱中。当军用箱在秦皇岛被日军俘获后，也没有一个当事人证明箱中确有那些化石。找到这些化石的下落虽然困难重重，但并没使我们丧失希望。我们还要为此继续努力。

我的第二个想法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对“北京人”化石的丢失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化石毕竟是在美国人手中弄得下落不明的，此化石现存于美国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前不久，就有爪哇人化石不明不白地在美国露面，谁能担保他们不会窃取“北京人”化石呢？与美国相比，我认为在日本的可能性更大。日本当时作为侵略国，具有很强的掠夺性。同样是在二战期间，日本人曾窃取过一具在爪哇发现的梭罗人头骨化石，直到战后才被追回。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侵略者对“北京人”化石觊觎已久。化石的丢失，是在日本人控制了局势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化石失踪后，日本宪兵队的寻找过程很有些反常，令人生疑。

我的第三个想法是，寻找“北京人”是一件重大而严肃的事情，应当有政府的介入，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尤其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化石的丢失，是在政府间发生的事情，如今寻找化石却不见政府出面，只是一些个人和民间组织在那里努力，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也是难于奏效的。

记者：去年年底以来，新闻媒体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关于“北京人”下落的说法。对于这些说法，您有何评论？

周国兴：当前较新的说法有两个，一是日本老兵中田光南所提供的线索。他说，1946年1月4日，他在其岳父远藤隆次在长春的寓所里见过“北京人”头骨。远藤于1948年由中国返回日本后，他在远藤家再次见到那个装着头骨的箱子。中田推测，为了避免战后的搜查，那个头骨可能被远藤埋藏于他早夭的儿子的墓穴中。另一个线索是《光明日报》高级记者李树喜提供的。他认为，“北京人”化石可能正沉睡在1945年4月被美军击沉的日本巨轮“阿波丸号”里。

对于这些线索，均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因而作进一步的追踪也许是必要的。但这些线索也都有很大的疑点。对于第一个线索，中田声称他所见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骨，这就与事实相去甚远，因为我们所丢失的6个头骨，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事实上，远藤是在中国研究扎赉诺尔人的考古学者。中田在他那儿所见的“北京人”疑为“北京人”化石模型；如果真为头骨化石，我则怀疑他获得了另一具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对于第二个线索，较大的疑点是，如果日本人真的在19 41年便得到了“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不将化石直接送到日本，而会转运到东南亚一带，并一直等到1945年才装上“阿波丸号”运往日本呢？这似乎不合常理。

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近来的一些宣传中，有的是很不负责任的。最近某报刊登的所谓“纪实连载”中的有些情节就与事实严重不符，有不少编造。这种东西对于追寻“北京人”化石不会有任何好处，相反还可能给侵略者推卸战争罪责提供口实。贾兰坡先生曾指出“一些报道不乏商业炒作的嫌疑”。我很同意贾老的这一看法，希望把追寻“北京人”的工作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来对待。

这里还有一些相关资料：
http://tech.enorth.com.cn/system/2005/10/30/0011514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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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说法 1 日本人得到 2海沉说 3 仍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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