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09j117:永贞革新

唐王朝在经历了唐太宗贞观时期、武则天时期后，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其政治
　　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繁荣，也就达到了顶峰。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也隐藏著巨
　　大的危机。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几乎灭亡，从此走上下坡路。唐王朝的政治一统，被藩镇
　　割据所取代，赫赫王权转到宦官手中，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这两个恶疾附著在唐王朝
　　身上，难以根除。总的说来，唐中期以后的皇帝多是庸人，虽然有个别皇帝曾在一些朝
　　臣的帮助下，试图清除这两个毒瘤，但终于由于根深蒂固，难以奏效。唐顺宗时期的
　　「永贞革新」就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改革。
　　宦官是专制制度的伴生物，宦官被作为皇帝的家奴，服务于皇宫中。宦官作为一个
　　集团，其成份相当复杂，他们多数是来源于社会下层，由于肉体被残害，所以心理上也
　　常常是畸形的。众多的宦官集中在宫内，很容易结成集团。唐朝前期，宦官数量不多，
　　地位也很低，无权过问军政大事。到唐玄宗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开元、天宝年间，
　　宦官激增到3000人，仅五品以上的宦官就有1000人。宦官高力士尤其被重用，玄宗还委
　　派宦官任监军，到藩国出使。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当皇帝得到了宦官的帮助，所以更加
　　信任宦官，任用宦官李辅国掌握禁军，朝廷所有制敕，须经他押署，才能实行。到唐德
　　宗时期，他刚愎自用，猜忌大臣、宿将，便依靠宦官。德宗设护军中尉2人，中护军2人，
　　全由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以后，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
　　从唐代宗时开始，还以宦官2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传宣诏旨，权力很大。
　　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更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的节度使也多从
　　禁军中选任，宦官势力日渐膨胀。
　　皇帝和朝臣都要受到宦官的支配，因而非常不满。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唐代宗为了敢得暂时的安定，把
　　仍有较大实力的安史部将任命为节度使，同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
　　兵的刺史也给以节度使的称号，到安史之乱平定以后，节度使数量已相当多。这些节度
　　使都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大的占有十馀州，小的也有三四州，自己任命官员，掌握本地
　　赋税收入，父死子继，或者由部将拥立，完全独立于唐朝的政治体系之外。平时互相攻
　　战，强大时就向唐王室发难，威胁唐王朝的安全。
　　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这就是唐顺宗。他在东宫20
　　年，比较关心朝政，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唐朝政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认识。唐顺宗即位时已
　　得了中风不语症，但还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

　　王叔文，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绍兴）。王伾，杭州人，一个是棋待诏，一个是侍书

　　待诏，原先都是顺宗在东宫时的老师，他们常与顺宗谈论唐朝的弊政，深得顺宗的信任。
　　在顺宗即位后，他们和彭城人刘禹锡、河东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
　　为核心的革新派势力集团。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
　　官专权。王叔文、王伾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兼盐铁副使，推韦执谊为宰相，柳宗元为

　　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共同筹划改革事谊。
　　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罢宫市、五坊使。唐德宗以来，宦官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为名，在街市上
　　以买物为名，公开抢掠，称为宫市。白居易《卖炭翁》诗就是对宫市的控诉。早在顺宗
　　做太子时，就想对德宗建议取消宫市，当时王叔文害怕德宗怀疑太子收买人心，而危及
　　太子的地位，所以劝阻了顺宗。永贞年间，宫市制度被取消。充任五坊（即雕坊、鹘坊、
　　鹞坊、鹰坊、狗坊）小使臣的宦官，也常以捕贡奉鸟雀为名，对百姓进行讹诈。五坊使
　　也被取消。这二项弊政被取消，因而人心大悦。
　　第二，取消进奉。节度使通过进奉钱物，讨好皇帝，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
　　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吏，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进奉。德宗时，
　　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则50万缗，少也不下30万缗，贪官们以进奉为名，向人民搜刮财富，
　　革新派上台后，通过唐顺宗下令，除规定的常贡外，不许别有进奉。
　　第三，打击贪官。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先兼任诸道转运盐铁使，乘机贪污，史书称

　　他「盐铁之利，积于私室」。王叔文当政后，罢去他的转运盐铁使之职。京兆尹李实，
　　是唐朝皇族，封为道王，专横残暴。贞元年间，关中大旱，他却虚报为丰收，强迫农民
　　照常纳税，逼得百姓拆毁房屋，变卖瓦木，买粮食纳税。百姓恨之入骨，王叔文等罢去
　　其京兆尹官职，贬为通州长史，百姓非常高兴，市里欢呼。
　　第四，打击宦官势力。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这些都是
　　抑制宦官势力的措施。革新派还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
　　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革新派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
　　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在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
　　「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
　　交给范、韩二人，这个重要步骤未能实现。
　　第五，抑制藩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刘辟到京都对王叔文进行威胁利诱，想
　　完全领有剑南三川（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以扩大割据地盘。王叔文
　　拒绝了韦皋的要求，并要斩刘辟，刘辟狼狈逃走。
　　此外，王叔文等还放出宫女300人、教坊女乐600百人还家，与家人团聚。
　　从这些改革措施看，革新派对当时的弊政的认识是相当清楚的，在短短几个月的时
　　间里，革除了一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拥护。但同时，革新的主要矛头是对准当时最强
　　大、最顽固的宦官势力和藩镇武装的，所以革新派面对的阻力很大。
　　因为实力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而革新派则是一批文人，依靠的是重病在身的皇
　　帝，而皇帝基本上又是在宦官们的控制之中，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宦官们随时都可以
　　把改革派一网打尽。
　　早在永贞元年三月，宦官俱文珍等人就一手操办，将顺宗长子广陵王李淳立为太子，
　　更名为李纯。
　　七月，俱文珍又伪造敕书，罢去了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王伾竭力争论，才允许王
　　叔文三、五日到一次翰林院。不久，王叔文母亲去世，王叔文归家守丧，王伾孤立无援。
　　这时王伾请求宦官起用王叔文为相，统领北军，继而又请起用王叔文为威远军使、平章
　　事，但都未得允许。革新派人士已感到人人自危。这一天，王伾又两次上疏，都没有得
　　到任何答覆，知道大事已去。当天夜间，王伾得中风病，第二天回到自己的府第。
　　同时，韦皋上表请求由皇太子监国，又给皇太子上书请求驱逐王叔文等人，荆南节
　　度使裴均、严绶等也相继上表。于是，俱文珍等以顺宗的名义下诏，由皇太子主持军国
　　政事。八月，宦官拥立李纯即皇帝位，即唐宪宗，顺宗退位称太上皇。
　　到第二年，顺宗也被宦官害死。
　　在宪宗即位后，革新派纷纷被贬斥，而像杜黄裳、袁滋、郑絪等依附于宦官的官僚
　　纷纷得到重用。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第二年被赐死。王伾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
　　马，不久病死。其馀柳宗元、刘禹锡等6人都被贬为边远州的司马。
　　因此，这次革新运动也叫「二王八司马」的革新运动。
　　永贞革新运动被扼杀，唐朝政治更加黑暗，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个皇
　　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继位的皇帝对前帝的私人，不论是非功过，一概予以驱
　　除。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就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以后，都开始
　　表面化了。

在现代的教科书中，“永贞革新”通常被作为一件影响中国唐代甚至于中国古代的大事来看待。推行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二王八司马” 普遍被描述为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向保守势力开战的革新派，并且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常常被认为是非常可惜的。而历史学家王芸生的见解就更加有趣了，他认为“永贞革新”反映的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二王是为了庶族地主的利益而反对豪族地主和宦官的利益。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二王八司马”在政治上的作为真的算的上是一场革新吗？他们真的是代表了庶族地主的利益而去对抗拥有强大势力的豪族和宦官吗？

“贞永革新”之所以被称为“革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理论的支持者们肯定了二王的两大政治表现————“内抑宦官”和“外制方镇”。并认为这是一种革新。

那么，我们就首先来看一下“内抑宦官”：王叔文和某些宦官之间确实存在很深的矛盾，这是无庸质疑的。然而，这种矛盾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之间不同的政治利益而引发的，而非因为王叔文是坚定的要抑制宦官的。实际上，王叔文本身就和宦者李忠言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

叔文主要和大宦官俱文珍有隙，叔文深忌文珍的权势，而欲夺其权。《旧唐书·王叔文传》（第一百三十五卷·列传八十五）载云：

“叔文在省署，不复举其职事，引其党与窃语，谋夺内官兵权，乃以故将范希朝统京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韩泰副之。初，中人尚未悟，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中人始悟兵权为叔文所夺，中尉乃止诸镇无以兵马入。”

而文珍亦惧叔文权势，也谋夺其权，《新唐书·王叔文传》（第一百六十五卷·列传九十三）记有：

“宦人俱文珍忌其权，罢叔文学士。”

《旧唐书·王叔文传》（第一百三十五卷·列传八十五）亦记有：

“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

然而，叔文在和俱文珍等宦官争斗，企图取得神策军部分兵权的同时，却又和另一个大宦官李忠言相接纳。在《旧唐书·王叔文传》（第一百三十五卷·列传八十五）中有云：

“德宗崩，已宣遗诏，时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帏，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帏中可其奏······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

《旧唐书·王伾传》（第一百三十五卷·列传八十五）中录有：

“叔文入止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等。”

《新唐书·王叔文传》（第一百六十五卷·列传九十三）中亦有：

“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

李忠言是顺宗亲信的有权势的宦官，王叔文和其过从甚密，再加上顺宗宠爱的美人牛昭容，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王叔文和一个被当今皇帝所宠信的宦官相勾结，同时又图谋夺取另一个手握重权的宦官手中的兵权，这似乎只能证明王叔文和某些宦官的争斗是基于政治利益而发生的派系斗争，而说王叔文因而就是“内抑宦官”，似乎有些牵强了。更进一步，《旧唐书·王叔文传》（第一百三十五卷·列传八十五）中又说：

“叔文母死前一日，叔文置酒馔于翰林院，宴诸学士及内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奇等，中饮，叔文白诸人曰：‘叔文母疾病，比来尽心戮力为国事，不避好恶难易者，欲以报圣人之重知也。若一去此职，百谤斯至，谁肯助叔文一言者，望诸君开怀见察。’······俱文珍随语折之，叔文无以对。

因为旧唐书中关于叔文的记载多取材于史臣韩愈之《顺宗实录》，而众所周知，韩愈在政治上是站在叔文的对立面的，对叔文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在其所做的《永贞行》中有：“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德高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这样的句子，那是将谋反篡逆的大罪加在叔文的头上，恨不得其身死族灭。且韩愈和俱文珍又有联系（可见于昌黎外集三送俱文珍序及王鸣盛蛾术编五十七），所以也许《顺宗实录》中非持平之论，然而，在一些重大细节上却不会是凭空杜撰的。可见，叔文在大势将去之际，仍然对宦官有乞怜之语，甚至于其中包括了和他一直处于敌对状况的俱文珍。这种态度也使叔文的“内抑宦官”的态度让人感到怀疑。而且，实际上，在叔文之前以及叔文之后，都有皇帝及大臣试图抑制宦官的权势，态度远比叔文等更加坚决。所以，“内抑宦官”似乎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成为叔文执政的标志性政策，而也就更谈不上是“革新”的标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