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抗力2完整版爱上你:王国维为什么自杀?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想死才会自杀

王国维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其实作为清朝的遗老，虽然他在国内有过声名卓著，但是一个军阀混战，各种新观念纷至沓来的时代，对国学以及史学的叛离，大概给他曾经信仰的中华文化一种巨大的冲击，所以他不能改变世人，只好委屈自己！～～

王国维天性忧郁悲观，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他说自己“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色彩和天才观与王国维忧郁的性格深为契合，王国维一向自视甚高，以天才自况。王国维认为一般人的快乐与痛苦，仅仅是生活中之快乐与痛苦；而天才由于能洞见痛苦之根源，因而要承受更为深切的孤独和痛苦。而哲学并不能慰藉他的内心的矛盾，在《自序》二中，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但他又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不苦感情寡而理情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美术作为解脱人生痛苦之途径，但他智与情兼胜的内在冲突，难以使他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因此他悲叹人生如“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蝶恋花》）

王国维35岁后，专力于经史、古文字的考证，期于远离现实，心远地自偏，有诗为证：“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怨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无分况清欢。”（《浣溪沙》）“弄丹铅”即考证之事，能使一个多愁善感之人忘忧吗？这只能使王国维更加落落寡欢，少有朋友，王国维是个执著于理想之人，他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因此他抨击康有为、魏源、严复以政治或功利为出发点的学术路径，更厌恶以学术求官，心中常有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遗世独立之感，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

由于社会历史的急剧变化本世纪文化人之自杀，几乎都不能说是新闻。我们现在也很难真正了解其自杀的真正原因。因为死者已逝，令我感兴趣的还有对于自杀方式的选择，在缺水的北京，至少有梁济、王国维和老舍选择了投水自杀，其间的意义或只有他们知道。但在王国维本人而言，他并不将自杀看作是解脱的良方。他说：“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红楼梦评论》）但他还是选择了自杀，必有其不可化解之症结。王国维生活于中国社会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因此他的死既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也有其曲折的人生经历的作用，但谚云：性格决定命运，综观上述四种理由，以私意度之，王国维之自杀最主要的应是其矛盾又忧郁之性格，而国民革命军对叶德辉等人的镇压是其触媒。他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自杀之原因时说：“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

他本是垃圾文人,自己都解决不了自己的事

文化的没落让这个学者绝望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