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尿胆原normal 3:18世纪启蒙文学中“希勒式”与“莎士比亚化”的区别

首先是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所表现的，可以说是纵贯古今（从古罗马到十六世纪），横断洲际（从意大利到英伦三岛，从丹麦到埃及），五光十色，千差万别，是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所描写的人物如君王、官吏、贵族、僧侣、农民、市民、手工艺人、奴仆、士兵、巫师、卜徒、流氓、强盗、傻子、小丑以及神妖、精灵等等各行各业，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无奇不有。例如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莎士比亚集中描绘了一个典型人物福斯泰夫。这是一个荒淫无耻的酒徒，受吹牛撒谎的懦夫、寄生虫。他是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刚刚萌芽的过渡时期的产物，既不是封建主，也还不是资本家。他以破落骑士的身份，广泛地接触到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同他联系的上至君王、下至流氓。以他为中心构成了一幅恩格斯所说的“福斯泰夫式的背景”。我们透过它看到了在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动荡的社会情况，如旅途的抢劫，郡警的搜捕，抓丁当兵的骚扰，贪官污吏的敲诈，农民的挨打受骂，工匠失业的痛苦，封建贵族的破落等等。整个历史变革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社会生活风习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动，通通生动形象地反映出来了。

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还表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的形式方面。莎士比亚的戏剧打破了古希腊、罗马以及古典主义戏剧体裁上的严格界限。他把悲喜成分融合起来，悲剧中有喜剧成分，喜剧中也有悲剧成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崇高和卑下，可怕和可笑，英雄和丑角的奇妙的混合”。这样从内容上可以包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各式各样的人物，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

其次是多姿多彩的人物性格个性化描绘。

莎士比亚所写的题材，有的本来是前人已经写过的，但到了他的笔下，经过他的典型化的创造，就成了不朽的文学典型。如哈姆雷特、麦克佩斯、夏洛克、理查三世、李尔王、福斯泰夫就是其中最著名的。

《哈姆雷物》所写的故事，最早见于十二世纪末一部丹麦史上的记载，十六世纪末，英国作家把它编成戏剧，主题就是王子复仇。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却创造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急剧变革时代新旧阶级之间的斗争，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和理想。这部戏剧可以看作是一出描绘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同最反动的封建帝王争夺统治权的剧本。恩格斯说：“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在人物鲜明个性的刻划方面，同样是“复仇”，但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哈姆雷特、勒替斯和福丁勃拉斯做法和表现都不相同，各自体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哈姆雷特的个性特点是多愁善感、忧伤抑郁，爱沉思。因此他在采取行动之前，总是考虑到各个方面的问题，个人的责任到社会制度的变革。他要使自己行事确实有把握，考虑周全应该怎样去做，所以不善于采取迅速的行动。勒替斯的个性特点是头脑简单，情绪急躁，轻举妄动。因此，还尚未弄清父亲死因便兴师动众，直捣王宫大门，而听了别人的三言两语就退兵，终于落入了别人圈套。福丁勃拉斯的个性特点是年少气盛，雄心勃勃。他虽然放弃了为父亲复仇的要求，但就为了争一口气，不惜二千人的生命，二万块金元的代价，从挪威远征波兰，去争夺一块弹丸大小的不毛之地。还有麦克佩斯和克劳迪斯同样干了杀君而自立的勾当，但克劳迪斯计划严密，考虑周全，因此得手。显示其老奸巨滑的个性。而麦克佩斯却是生性犹豫迟疑，优柔寡断。听了夫人的怂恿，催逼才下手，事后却自己心神不宁，乱了阵脚，终被人识破，忧悔至死。夏洛克是一个高利贷商人的典型形象，他竟然要凭他的期票，从借贷者身上剜下一磅肉，这是多私尖锐、深刻地刻划出他残酷无情的本性！理查三世用卑鄙的手段，血腥地剔除了六个王位继承人而登上国王的宝座，虽然他很快地被敌党所杀，但作为一个暴君的典型形象，其阴险狡猾、冷酷毒辣的性格特征不会被读者所忘记。还有那个刚愎自用、崇高虚荣、不辨伪真的李尔王；那个荒淫无耻、泼皮无赖的破落骑士福斯泰夫……正是由于这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划，由于这一系列典型形象的艺术创造，莎士比亚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本质和特征。以致于我们说到文艺复兴时期，总要把它同莎士比亚联系起来。

第三是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特别讲到要把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美地结合起来。恩格斯所说的生动性就是非常逼真，引人入胜，能使人身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所谓丰富性，就是各种各样，千变万化，不单调、不雷同、不千篇一律。而这些，的确是莎士比亚艺术的又一特点。

莎士比亚的喜剧，大都具有线索交错，情节曲折，戏中有戏，画中有画，色彩鲜明，语言隽永，出奇制胜，皆大欢喜的特点。例如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恩格斯所称赞的第一幕，就是一幅色彩鲜明的农村风俗画：作为农村特征和农村风貌的农舍、饭馆以及在这种环境中活动的乡坤、牧师、医生，乡村法官等以及农村青年男女。他们一出场就把主要情节、线索和盘托出：乡村法官的侄儿和乡村医生同时打算向一个姑娘求婚；福斯泰夫同时写“情书”妄图勾引两个女人。每个人都以各自独特的行动方式，表明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乡村法官的侄儿的愚蠢，乡村医生的自负，福斯泰夫的流氓成性。线索交错，情节曲折，戏中有戏，生动风趣。

莎士比亚的悲剧虽然大都以死亡作结，但是每个死亡的情节并不相同，而是各有特点，丰富多彩。

哈姆雷特为父报仇，错把大臣波娄涅斯杀死，而这位大臣又偏偏是他的情人莪菲莉亚父亲，这就倒致情人莪菲莉亚疯癫溺水而死。而莪菲莉亚的哥哥因此与哈姆雷特决斗，结果二人同归于尽。哈姆雷特是在格斗场上被毒剑刺死的，这种死令人感到残酷；《罗密欧与朱丽叶》虽是一出悲剧，但全剧却洋溢着一种青春和欢乐的气氛。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是那样纯真，那样圣洁，那样地充满着深情和诗意。他们的死，却是出于误会。善良的法老本来已经给他们定计做合，让朱丽叶服安眠药假死，只等她醒来后便可与罗密欧成亲。只是由于报信人误期，致使罗密欧以为意中人真死了，于是也自杀殉情，当朱丽叶醒后发现情人已死，又用短剑自刎而死。这种死使人发出由衷的赞叹；而在《安东尼与克奥佩屈拉》中，安东尼迷恋于埃及女王“这个古老的尼罗河畔的花蛇”，忘记了自己远在罗马的妻子和政敌。后来反对派来攻打他，这时女王却临阵脱逃和投降，他失败了。但是女王还是仍然深爱着他。她假装移居坟墓，差人告诉安东尼说女王已经死了，等到安东尼自杀，女王于是用一个农民的一篮无花果（毒蛇）把自己咬死。这种死，使人产生一种奇特和神秘感。

第四是利用故事、场面、情节自然而然地表现作者的倾向和理想。

《哈姆雷特》的主题是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的赞颂和对封建帝王的否定。但它的主题却是隐蔽在一个个情节之中。剧中有三条复仇的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对照之下，突出了哈姆雷特复仇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威尼斯商人》则通过高利贷资本的代表夏洛克与商人资本的代表安东尼奥的曲折复杂的斗争，通过对夏洛克的贪婪、嫉妒、仇恨、残酷和安东尼奥的慷慨、无私、友谊、真诚的性格特征的刻划，通过安东尼奥的胜利和夏洛克人财两空的结局，使作者的倾向性在情节的发展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那就是反对旧式资本即高利贷资本而歌颂新式资本即商人资本。莎士比亚认为前者坐收高利，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而后者冒险于海外，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莎士比亚后期的《暴风雨》更是一出表现社会理想的戏。在他以前，托马斯·莫尔曾在《乌托邦》里表达了自己对人类社会的理想。他用一个葡萄牙航海家讲故事的形式，虚构了一个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私有制度，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大家过着幸福的生活。《乌托邦》是一部社会政治论著。与它完全不同，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则用文艺形式表达自己的理想。在他的理想国里，没有私有土地、继承权和税收，没有富裕、贫困和奴役，没有官吏、刁民和叛变，甚至没有文字。大自然产生一切，所有的人都无须劳动。这理想国，要靠人的纯贞的本性，靠道德的改善，宽恕和悔悟来建立。这当然是空想，所以，莎士比亚只能用魔术手段来实践这一点。这一切作者都不是通过说教，而是用戏剧形式，通过场面、情节，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莎士比亚化”，至少包含着这样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要从客观社会生活出发，通过广阔、生动的艺术图画真实地、正确地反映时代的脉搏、时代的本质；二要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三要使情节不仅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而且要使反映出来的生活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四要使作者的主观倾向性达到与客观真实性和艺术形象性的有机统一。

什么是“席勒式”呢？

所谓的“席勒式”，应该主要指席勒在从事历史、哲学研究时期，受康德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观念化，即不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抽象观念出发。理想化，即把他所描写的人物和世界无限加以美化，离开和超越了观实生活的土壤。以及把人物当作表达自己观念和理想的工具，即马克思说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样一种创作倾向。这种倾向在他早期的创作如《强盗》中已露围诸端倪，但严重的是在后来，1787年写的《唐·卡洛斯》可以说是表现“席勒式”创作倾向的代表作。

《唐·卡洛斯》描写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的公子唐·卡洛斯，恋爱他的继母，王后伊丽莎白·瓦鲁亚，引起国王的猜疑。虽经他的忠实朋友波萨侯爵的设法帮助，但仍然无济于事，最后恋爱归于失败，波萨慷慨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卡洛斯和波萨是剧中的主要人物。卡洛斯被描写为追求自由并且众望所归的理想人物：王后给他爱情，波萨为他献出生命，受奴役的尼德兰人民寄托他的是解放的希望。总之，他是“正义事业的坚强堡垒”，“为人类幸福而战斗”的“世界第一人”。波萨侯爵是个“士为知已者死”式的人物，是“一个未来世界的公民”，他在别人播种死亡的地方，播种生命。他把一颗心永远交给王子，是想“通过他拥抱整个世界”，他要在王子的灵魂中，“为千百万人筑起地上的天堂”。为此，他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的大智大勇，以致于他死后，连国王也说：“他的心是为人类，为世界，为未来千秋万代的幸福而跳动”。

席勒写此剧的目的是想通过它表现反对专制主义、要求自由的思想和关于抽象的“人”的理想。但是，唐·卡洛斯的恋爱、剧本的情节和内容却并不能包含如此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而且剧中的人物，只能是艺术虚构的产物，完全脱离了人物所生活的历史土壤，人物是根据、按照作者的观念和理想去说和去做的。对于席勒的这种创作倾向，歌德批评说：“席勒对哲学的倾向损害了他的诗，因为这种倾向使他把理念看得高于一切自然，甚至消灭了自然。”。歌德还谈到了他与席勒在文艺创作问题上曾产生的分歧：“我主张诗应采取从客观世界出发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种创作方法才可取。但是席勒却用完全主观的方法去写作，认为只有他那种创作方法才是正确的。”席勒的这种创作倾向，与他在1786年写成的《哲学书简》一书中所表明的哲学观点是一致的。在那本书中，他认为，研究对象不取决于对象本身，而是取决于主观的方法，也就是对象以主观的认识为转移。

对于这种倾向。席勒本人后来在歌德的帮助下也有所认识和克服。1796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我在波萨和卡洛斯等人物身上，试图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现实，如今在华伦斯坦身上，我试着单纯用真实来弥补贫乏的理想（也就是热情）。”并表示要“遵循纯粹现实主义的途径来创造出一个戏剧性强烈的，包括真正生活原则的性格。”1798年6月27日他给威廉·亨布尔物的信中说：“正是现在，当我的全部活动集中在创作上的时候，我每天都感到，一般抽象的概念对于诗人的创作没有什么帮助”。席勒的这个转变，是从1794年他同歌德交往开始的，是同歌德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分不开的。二人合作达十年之久，这使席勒从哲学的研究上重又回到文艺创作上来。这一时期的创作没有了中期那种“席勒式”的倾向，他有意追求的现实主义的成分增多了，1799年完成的《华伦斯坦》和1804年完成的《威廉·退尔》就可说明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席勒式”，并不意味着对席勒创作的全面否定，而只是限于对他的创作的薄弱方面和严重缺陷作些批判。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概括，也是建立在对前人的资料进行科学分析和批判继承的基础之上的。前人评论莎士比亚，如赫士列特、撒·约翰孙、柯勒律治、歌德等，都把莎士比亚叫做自然诗人。从他们的评论来看，所谓“自然”就包含两层意义：一是象自然那样真实，那样符合自己原来的样子和本性；二是象自然那样丰富，无穷无尽，应有尽有。关于席勒一段时期创作的局限，前人也是有人指出过的，除了歌德，还有黑格尔、别林斯基等，如前所述，就是席勒本人也意识到和毫不隐讳地承认。因此，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否定席勒从而无视席勒的伟大贡献是不正确的。恩格斯对席勒的《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的高度评价，并不是偶然的。这两部充分体现席勒激进倾向的作品，不仅在德国发生巨大影响，而且其影响超出了国界，以致法国革命中成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予席勒以名誉公民的光荣称号。席勒的作品同歌德的作品一起，不仅是德国民族文学的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席勒在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建树，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他的整个体系虽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但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矛盾和对立，区分了“素朴的诗”和“伤感的诗”两种基本类型，第一次在文学领域使用了“现实主义”这个词,并给它以确定的含义，表达了企图通过美育途径培养和谐理想的人性的思想，探讨了象艺术起源这样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都为后来包括黑格尔在内的美学家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料。在历史上，席勒的功绩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这两个概念出现在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1、“莎士比亚化”：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是欧洲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作用，主张要借鉴莎士比亚的创作经验。所谓“莎士比亚化”，就是要求作家善于从现实生活出发，给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提供真实而富有时代特点的典型环境，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

2、“席勒式”：是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的《济金根》时提出来的，与“莎士比亚化”相对应。“席勒式”指席勒在创作中部分地存在着从观念出发的概念化、抽象化倾向。即以“不能实现的理想”代替客观现实，以抽象概念的演绎替代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犯了“为了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的东西”的错误。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实际上是对文艺创作中现实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两种创作方法、创作原则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