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裙楼:电影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

在近代中国人的记忆中，电影最初是以“西洋影戏”的角色进入日常精神生活领域的。这种来自异域的“影戏”，虽然在外部形态上与本民族古已有之的影戏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新鲜事物。作为舶来品，它的传入，一方面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相伴而行的，另一方面无疑也是“西风东渐”的产物。这就使得外国电影商人在中国的早期放映活动明显地体现出“经济冒险”和“文化催生”的双重意义??从经济冒险的层面而言，它使经营者们在经历了最初的投资风险之后，很快从中国人手中赚取了高额利润；而从文化催生的层面而言，当观看“西洋影戏”日渐成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一种娱乐时尚的时候，中国民族电影的诞生也便因此而获得了必要的契机。

　　中国的民族制片业，肇始于外国电影传入9年之后的1905年。这一年的春夏之交，老北京的著名实业家任庆泰（1850－1932），在他自己开设的“丰泰”照像馆的天庭里主持拍摄了第一部国产片《定军山》。这是一部由谭鑫培主演的同名京剧的纪录片。它的问世，一方面证明了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依然有着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整合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于新的艺术形式的某种支持。

　　任庆泰的拍片活动由于他本人的“运气”不佳而没能持续多久。1909年，一场起因不明的大火使得丰泰照相馆一蹶不振，而任庆泰所经营的其它实业竟也从此开始走向了下坡。电影需要文化的支持，但无疑也同样需要经济的支持。从这个角度而言，任庆泰在北京的拍片实践的终止，实际上于偶然之中体现了必然。历史最终选择了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和近代经济的中心，上海为民族电影业同时提供了“精神气候”和物质上的必要保障。1913年，张石川（1989－1953）和郑正秋（1989－1935）利用文明戏的经验和在华外商的资本，拍出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1918年，中国当年最大的文化企业集团商务印书馆专门成立“活动影戏部”，并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玻璃屋顶的专业摄影棚。自此开始，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集中产地，并因此而有“东方好莱坞”之誉。

　　从无到有的，不仅仅只是活动画面的生产，还包括一些基本术语的创设。1921年，中国最早的电影刊物《影戏杂志》的编辑陆洁（1894－1967），从友人信中的“教习”二字的联想中，把director翻译为“导演”。及至20年代末，中国人终于为自己确立了关于这门新兴艺术的最为基本的术语――“电影”。这些专业名词的创设，无疑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事物进行本质把握的一种东方式的智慧。

　　中国电影是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凭藉自己的智慧创造的关于中国的“电影”。从1905年开始，中国电影就这样在经历了从短片到长片、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等诸种技术演变的同时，也不断以影像的方式，承载和表达着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好恶与思索、苦难与奋争、光荣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