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公安厅王武道:赵树理是什么派的?

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代表作家是赵树理，主要成员包括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人称“西李马胡孙”。
　　山药蛋派的浮沉
　　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特殊时空环境是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产生的客观基础，作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改变了作家对农民的态度。“山药蛋”派的大众化形式成为政治话语与民间对话的一种交流方式。而“山药蛋”派从辉煌走向衰落正是作家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模式和时代的契合与疏离。

　　40年代的晋冀鲁豫边区和晋绥边区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翻身农民逐渐成为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主人，而且成为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一改过去他们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不再是知识分子同情与启蒙的对象，而成为知识分子崇敬与热爱的对象。知识分子开始向农民学习，挖掘其身上的可爱之处。此时农民大众成为作家创作服务的对象。赵树理带着他浓厚的农村生活基础，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怀着他对农民的深厚情感，一往情深地写出了翻身农民喜爱的“山药蛋”派作品。
　　“山药蛋”派作家的农民本位思想，使他们以仰视的目光把农民作为其创作主体，而且把农民的文化价值视为一种审美理想。他们创作的农民视角博得了农民群众的欢迎。解放区的高昂精神面貌传染给作家一种乐观主义哲学观，使他们过分乐观地看待农民，表现人物性格的美与善，忽视其人性上的弱点，完全以农民视角审视问题。但是，农民本位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家对问题的深层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在延安这片解放区土地上的作家，表现出了某种停滞，没有及时调整其时空观念，“山药蛋”派作家的思考方式与创作模式便逐渐成为他一种不想摆脱的枷锁。
　　形式有时可以作为内容来理解，有时形式与意识形态有某种潜在的关系。40年代的政治现实引起了一场以弘扬民族意识和本土意识为内涵的政治文化运动。赵树理的农民立场和民间形式的写作在潜意识中契合了这场运动。政治话语找到了与农民沟通信息的方式，而农民也找到了向上传递对生活状况看法的话语方式。赵树理的创作方式成为被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共同接受的一种存在。赵树理的创作不仅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民族特色，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民间意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种创作方式加以肯定，使赵树理的创作被称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是一种暗合。赵树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选择大众化创作为其安身立命之地，完全是一种理性的自觉行为。这一方面取决于他来自民间的生活基础，从而有着服务民间的创作思想，更重要的是他读了《讲话》后，认识到农民将在未来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民间文化也将改变命运。他的创作要求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赵树理就是要以他的创作方式，向上与政治意识相接通，传达时代精神，向下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反映农民生活，从而使其明显区别于以往作家农民题材的创作风格。50年代，赵树理仍然坚持他的民间意识，完全站在农民立场上观察问题，继续揭露农村干部的阴暗面，这已不是阶级分明的时代政治意识所需要的。文本中的民间话语与时代政治话语产生龃龉，以至赵树理晚年不得不放弃大众化小说的创作，转向传统戏曲。“山药蛋”派的创作方式在《讲话》发表以后戏剧性的命运，可以说是作家农民立场或民间意识创作走过的尴尬道路。
　　半个世纪的“山药蛋派”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写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家被文学界调侃为“山药蛋派”。原因是这些作家都是山西人，作品都涉及农村生活，再加上他们都喜欢用“土得掉渣”的乡土语言，文学评论家们就用山西最有名的土特产给他们命名。

　　最初的这种称呼是带有贬义的，因为用土豆入菜很少有叫得响的佳肴。那个年代的评论家们就用这个词意喻这个流派的作家及作品都比较土，难登大雅之堂。但很快，“山药蛋派”的作品就得到了文学评论家的认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锻炼锻炼》，马烽的《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作）、《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作品在中国文坛上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山药蛋派”是一个有特点、有成就的重要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的辉煌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这些作家再也不能主宰文坛时，他们仍然发挥自己的特长，继续写作。马烽和孙谦合作的《新来的县委书记》被改编为电影《泪痕》，被认为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之后又创作了电影剧本《咱们的退伍兵》，这两部电影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电影奖项。

　　如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辉煌成就的“山药蛋派”只留下80岁高龄的胡正。可以说，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这一代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是这一文学流派的当然的领袖。
孙犁为首“荷花淀派”

山药蛋.....可能，嘻嘻

山药蛋派，山西

山西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