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项票未认证怎么做账:刘伯承24岁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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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是军神,他在24岁是有什么故事???

命运的磨难简直不可思议:24岁的刘伯承断送了右眼,也差点断送军旅前程。可是,他敢与不幸抗争,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成为中国的“库图佐夫”。

笔者在四川采访的时候,有一位老将军这样谈起了刘伯承负伤后的处境:“一个人在24岁的时候失去右眼,是十分痛苦的。作为一个军人,失去了赖以瞄准用的右眼,几乎断送了军旅前程。靠一只眼睛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世界军事史上也属罕见。”话语间透着崇敬和钦佩。
“的确罕见!”笔者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俄国军事史上一位与命运抗争的伟人。俄国有一位叫库图佐夫的将军,在1787年率部同土耳其军队在布格河交战,子弹打穿了头部,右眼失明,那时医生曾断言他活不到天明。但是,库图佐夫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且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先后担任俄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和欧洲联军总司令,最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
刘伯承的经历与库图佐夫有若干相似之处。他失去右眼是在著名的丰都战斗中。
那是1916年元旦,北洋军阀头于袁世凯公开宣布称帝,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云南都督蔡锷首先宣告云南独立,起义护国。
就在这时,刘伯承从上海回到四川,与在那里坚持斗争的王伯常、康云程等组织了川东涪陵等地的地方武装二百多人起义,公开打出“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的旗帜,刘伯承担任军事指挥。这个消息迅速地传遍川东各地,成群结队的农民,带着刀枪自动来参加起义军,不几天这支队伍就发展到二千来人。刘伯承指挥这支起义军,神出鬼没在川东各州县四出游击,使驻扎在这里的北洋军整天龟缩在城里,不敢轻易出来活动。
1916年春,云南的护国军出兵四川讨袁,在川南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展开了决战。刘伯承和王伯常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决定北渡长江,占领丰都城,切断长江的交通,阻止袁世凯把援兵派到川南,以支援云南护国军作战。
丰都城位于四川东部的长江北岸,是袁世凯的北洋军从水路入川作战的必经之地,如果护国军占领丰都城,不仅可控制川东的大片地区,而且可以封锁长江的通道,使入川作战的北洋军进退两难。
北洋军对丰都这个战略要地的防守也非常重视,除当地的警备队,又组织了反动的地方武装“万人团”,还特别派了一个北洋军的加强营驻守在这里边。他们在城外的长江边,修了工事,挖了战壕,里面蹲满了荷枪实弹的北洋兵。
为了打下丰都城,刘伯承进行了周密的作战布署。在进军丰都城的前几天,首先派人到丰都城里侦察联络,与城里的革命党人、哥老会首领接头,让哥老会的头领组织哥老会的武装人员夹进反动武装“万人团”,混入城里;另外,还从护国军中挑选了一百多名机智勇敢的士兵换上便衣也混入城里潜伏起来、准备在护国军攻城时里应外合。同时,还派人暗中四处张贴、散发《讨袁檄文》和讨袁标语,大造革命舆论,动摇敌方军心。
在这一切准备就绪之后,3月19日清晨,刘伯承、王伯常率领第四支队的人马,星夜向丰都城方向开进。
为了保证这次战斗的胜利,在队伍出发前,刘伯承还作了深入的动员,向全体战士陈述袁世凯北洋军卖国、害民的种种罪行;说明了这次攻打丰都城支援蔡锷护国军作战的重大意义。
士兵们听到要攻打丰都城。情绪高涨。因为自从刘伯承拉起这支队伍,一直打游击,这次要攻打丰都县城,大家都想显一显身手。刘伯承兴奋地把手一挥,高声喊道:“向丰都前进。”护国军的士兵们迈着雄健的步伐出发了。
这时,夕阳西下,山岩将巨大的身影投入长江,一群归雁掠过天空,嘎然长鸣,在追赶着晚霞,路旁枯树上,停立着一只乌鸦,扯着嗓子在呱——呱地嘶叫。一位正在行进的战士,吐了一下舌头,忧心地说:“‘老鸦叫,人上吊。’这一仗可得当心点。”另一个战士叹息着说:“唉,丰都是个鬼窝子,瞧这兆头,非得见阎王不可。我们兵力少,枪又多是破家伙,怕是打不赢哟,……”
作为军事指挥员的刘伯承与战士一起行进,倾听着这几个战士的议论,揣摸着他们的心思,和战士们一起议论着说:“老鸦叫,那是袁世凯要垮台的征兆,我们到丰都就是给他‘勾魂’的,要让北洋军见阎王。别看我们的家伙不好,只要大家一条心,准能拿下丰都城。”刘伯承风趣的谈话,扫除了隐藏在一些战士心中的忧虑与不安,坚定了大家拿下丰都城的信心。
当部队开到离丰都还有40公里的马口垭,停了下来。刘伯承一方面派人去丰都城继续侦察敌情,命令尖兵排沿途张贴布告、标语,绘出路标,设置茶水站,向丰都方向搜索前进;一方面却令大部队隐蔽在附近的树林里边,埋锅煮饭,准备吃完饭,继续向丰都城进发。这时前去侦察的人员报告,敌人在去丰都的大路上,已经设防准备了伏兵,一俟护国军开到就一举歼灭之。为了迷惑敌人,刘伯承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谋。在太阳快落山时,他带着大部队从马口垭出发沿着左侧大路向丰都方向开进。当走了十来里路时,却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息。直等到天黑以后,刘伯承才又发布命令,改后卫为前锋,变尖兵为后卫,又折身回到马垭口,借着朦胧的月光静悄悄地改从右侧小路,以急行军的速度,向丰都城直插过去。经过五个多小时,于20日凌晨赶到作战位置十分重要离丰都城仅有三里远的新城,并立即控制了附近的制高点,刘伯承正站在指挥位置上观察敌人的动向,借着淡淡的月光,看到敌人的队伍窜了过来。这时他立即命令部队进入临时掩体,作好战斗准备。三百米,二百米,五十米……硬是等到敌人爬到离部队只有二十米的时候,刘伯承砰、砰、砰连发三枪。随着信号枪响,护国军的勇士们朝着自己的目标,一齐开火,一下子就撂倒好几十个,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没有挨到子弹的,抱头往长江边鼠窜。刘伯承趁势指挥部队从高处冲杀下去,犹如猛虎下山,军号声、喊杀声、枪炮声响彻晨空,震撼着长江沿岸。长江岸边的北洋兵一听枪响,不分青红皂白,便疯狂地射击起来,许多子弹都打在他们自己人的身上。护国军紧追上来,前后夹击,从新城溃逃的北洋兵又倒下了一大片。
这时潜伏在丰都城里准备内应的护国军和哥老会的武装人员,听到城外枪响,知道这是护国军攻城来了,立即按事前约定的作战计划一齐向西城门冲杀过来,齐声欢呼:“护国军杀进城了,我们胜利了!”城里的敌人顿时大乱,有的丢下武器,逃进民房躲藏,有的调转枪口加入哥老会队伍向北洋军射击。这时城内的护国军打开了城门,城外的护国军大部队蜂拥而入。北洋军不知护国军的底细,?笫埔讶ィ?追姿纳⒈继印:芸旎す??阏剂炝朔岫汲恰?BR> 护国军攻克丰都城的消息,随着浩荡的春风,伴着奔腾的江水,迅速传遍全川,传到长江沿岸的大小城市,鼓舞着各地讨袁斗争的发展。
当护国军攻下丰都城的消息传到袁军驻川的指挥部,像一枚重磅炸弹在那里炸开了。袁军急忙向各地发出命令,调来了六七个团的兵力,赶往丰都增援,各种枪炮疯狂向城里射击。当时敌军的兵力几倍于护国军,情况万分紧急。刘伯承鉴于阻止牵制增援叙永、泸州的北洋军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当机立断,决定将部队撤出丰都城,向农村转移。正当刘伯承组织部队边抵抗、边撤退时,突然发现身边一个士兵身体过于暴露,受到敌人火力的威胁。他马上扑过去,大声吼道:“危险,快趴下!”话音未落,一颗飞弹射穿了他的颅顶,从右眼眶飞出,眼珠子当即破裂流出眼窝,血流如柱。瞬间,他就昏迷过去,倒在地上。这时北洋军已进入城内,战士们慌忙把他抬到一家药店里,把头部包扎了一下,藏到楼上的仓库里。因怕敌人找到,又把门反锁起来。
城内正在混乱,北洋军趁势烧杀抢掠,药店着火了,仓库充满烟雾,刘伯承被呛醒了。他缓缓睁开左眼,用力朝门边爬去,可门被反锁。他猛然发现对面有一扇小窗户口,闪着亮光,便蹭到窗前,顺手操起一把竹椅,朝窗棂砸去。小窗被砸开了,他转身从竹床上抱起一床被子,将头蒙住,猛然从窗口滚了出来。这时正在寻找刘伯承的两名战士,看见窗外有个着了火的棉被包在滚动着,打开一看,惊喜地叫起来:“是刘长官!”于是,赶紧背起他往城外转移。在不远的地方他们又找到了一只箩筐,让刘伯承坐在里面,盖上棉被,轮流地抬着……
护国军从丰都撤退出来,人们脸上布满了失败的痛苦,向西北艰难地行进着,这一切,都被处在伤痛折磨中的刘伯承觉察到了。他用力掀开棉被,使劲地喊着“停一停,……把我放下,我要讲……讲话。”在战士的搀扶下,他顽强地站了起来,右手扶着一棵大树吃力地说:“兄弟们,我们四川有句俗话,叫虎死不倒威,……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我们完成了任务……大家要振作……”
官兵们看到身负重伤的指挥官,仍然这样的坚强,不由得被这种精神感染,一下子振作起来。接着刘伯承询问了部队伤亡的情况,并严肃地说:“让我们向这次战斗中阵亡的将士志哀!”他单腿跪在地上昂首向天,从牙缝里挤出:“愿烈士在天之灵,助我讨平袁贼!”
“讨平袁贼!讨平袁贼!”这声音在空中回荡着,回荡着。此后,这支部队一直配合护国军的主力在川南一带的决战中,进行活动,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
刘伯承受伤以后,隐藏在一个农民家里养伤。说来也是他福大命大,他转移到涪陵一带以后,当地老乡们都很爱戴这位反袁英雄。一些革命党人秘密前来看望,左邻右舍常送些鸡蛋和粮食,有的还设法弄来些中草药每日煎汤熬水,帮助他治伤。当时,北洋军悬赏通缉刘伯承,但当地老乡们都冒着风险,尽力掩护他,没有一个人贪赏告密。刘伯承亲身感受到:从1913年癸丑讨袁到1916年护国战争,虽然相隔仅三年的时间,可四川民众的觉悟却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民众在狼烟烽火中,看清了谁个劣、谁个优,谁个可恨、谁个可亲。革命党人为民众洒下鲜血,鲜血也唤醒了民众。
刘伯承在这一带养伤两三个月,脸上渐有血色,身体渐渐得到恢复。然而,他毕竟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在闲暇的时候,他时常想到自己的伤残:最难过、揪心的是失去了右眼。古书上说,“夫眼者,乃五脏之精华,如日月丽天,昭明而不可掩者也。”对于一个24岁的英俊青年,一个风华正茂的军人,一个立志拯民于水火的革命者,一双明亮的眼睛该多么宝贵啊!孩提时,这一双“金睛火眼”像两点火星,寄托过父辈的希望。少年时,像海一样明亮的眼波曾漂起过理想的小船,溢满了辛酸的苦泪。青年时,这一双眼睛,像把利剑,仿佛能看透整个世界。可现在,失去了军人所特别倚重的右眼(瞄准、射击),也失去了视象的平衡,面前的一切——天空、大地、树木和房子,似乎都在倾斜。他最喜爱看书,可书上密密麻麻的小字,都像毛毛虫,不停地晃动。他曾偷偷地照过镜子,又狠狠地把它摔得粉碎……
然而,民众给予他的温暖、爱戴和关怀,冲淡了个人痛苦和忧郁之情。他时常们心自问:乡亲们为何给我以厚爱呢?不就是因为自己和士兵一起冲锋陷阵,讨伐袁贼么!我刘伯承既立志拯民于水火,应当不惜生命去奋斗渺之一目,又何足挂齿呢?他暗暗下定决心:眼可夺,命可丢,志不可丧。要振奋起来,战斗下去!确实,民众给予他的情感是永生难忘的,民众给予他的力量是硕大无比的。这也是他一生中,矢志不渝地委身军旅的思想根基。
1950年,刘邓大军席卷四川、云南、贵州,刘伯承回到重庆出任云、贵、川最高军政长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此间,他没有回故乡开县探亲,也没有急于寻访旧友,而是给当年救助他的涪陵县人民的政府写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乡亲们在34年前的救命之恩和深情厚意,并向当地群众致崇高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34年前(也就是1916年春夏之交),刘伯承在得到涪陵人民的救助后,又到重庆“宽仁医院”(现重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眼伤。在这里他获得了“军神”的雅号,并由此敷设了继续从事军旅的道路。这个医院是德国人开办的。主持人沃医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医,医术比较高明,眼外科更是有独到的功夫。但此君有一种日耳曼民族的傲慢,对病人的态度不好。要碰到伤病者畏痛呼喊,这位洋大夫便会破口大骂,甚至动手殴打病人。
刘伯承在这里做了两次手术:先是割去腐肉,理顺血管。然后,沃医生托人回德国替他配制假眼。几个月以后,又为安装假眼进行第二次手术。当时,小医院的设备比较简陋。为了保护脑子,刘伯承拒绝施用麻醉药。
拒绝用麻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难以想象。当时,沃医生一刀一刀修割新长出的腐肉,每拉一刀都疼痛钻心,令人难以忍受。但刘伯承一直安然端坐。这次手术前后做了三个多小时,刘伯承仍面不改色。
等包扎完毕,沃医生见他扶着的椅柄上浸满了汗水,似乎也动了恻隐之心,一改以往粗暴态度,颇受感动地说:“照你们中国的古话讲:泪为五脏之精华,一身之要系’。想必疼痛难忍吧?”
刘伯承坦然一笑:“这算不了什么,才割了七十四刀嘛,小意思!”
沃医生惊异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阁下每拉一刀,我就暗记一数。错不了,错不了。”
沃医生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道:“了不起,了不起,你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
刘伯承见对方豪爽、耿直,也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相告。沃医生听后,感叹地说:“你真是军神,军神!”
1916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护国战争胜利了。民国的招牌又挂了起来,黎元洪当上了大总统。从京城到重庆,几乎人人都在争官抢位,谁也不去想为这场战争的胜利流过血和死去的人们。在四川、在重庆,其纷乱的状态令人难以相信:讨袁的和拥袁的,又握手言和,举杯共贺。领头的都升官了,什么“使”呀,什么“长”的,一个个飞黄腾达,弹冠相庆。袖手旁观的,也居然获得“反袁英雄”的称号,各式各样的勋章沉甸甸地挂满胸前。
官儿们连争位、抢钱还来不及哩,谁来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谁又能想到这个因伤致残的刘伯承?!他几乎被人们所忘却。目睹这一切,刘伯承感到阵阵揪心,比眼伤的疼痛还要难忍。他寻思着:难道这就是我们奋身救出来的民国吗?!
后来,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被熊克武先生所发现。
1916年8月7日,蔡锷将军推熊克武担任重庆镇守使兼第五师师长。熊克武(1884—1970),字锦帆,早年在日本留学,是同盟会的老资格,曾参加广州黄花岗之役,多次组织川中反清起义,是民国初年川中的风云人物。癸丑讨袁失败后,逃亡到南洋。这次护国战争开始的时候,曾以“四川招讨军总司令”的名义,带着两个营的兵力,绕道昆明,叙府入川。接着又换名为川、滇护国联军总司令。如果拐着弯数来,刘伯承的护国军四支队,也算是熊先生的系统。
战争胜利后,在收编各地起义军、民军的基础上,熊克武的队伍日益壮大,成为川中武力的佼佼者。到重庆后,自然就得摆摆宴会,邀请军政各界、社会名流、驻渝领事及有影响的外国人出席。碰巧,那位沃医生也到场了。
席间,宾主散坐,饮咖啡闲谈见闻。沃医生向熊克武问道:“贵部军官刘伯承近况如何?”
熊克武虽然隐约听到刘伯承的名字,却根本对不上号。更不知道这位反袁英雄走投无路,在学校兼课,干着吃“粉笔灰”的营生,便含含糊糊应付。
沃医生酒兴发作,用流利的中国话绘声绘色地讲起刘伯承治眼的经过和他本人的感受。当众称赞说:“刘先生惊人的勇敢及忍耐,着实令人震骇,终生难忘。贵国历史上有红脸关公‘刮骨疗毒’,今生我算是荣幸地见着了活关公。以我大日耳曼民族的眼光来看,刘先生堪称‘军神’!贵军有这样的勇士,将每战必胜!……”
中外来宾听到了,无不称奇赞叹。因为新闻出自洋人之口,其价值就更加高了一些。短短几天,“活关公”刘伯承就被重庆人传为美谈。熊克武听着听着,也渐渐入神。当时熊先生刚刚坐镇川东,也急欲拥有人才,赶紧吩咐僚属查找“军神”的下落。几经周转之后,他们找到了刘伯承,并送去一百块钱作养伤之用。刘伯承是个有志气的人,从不为金钱折腰,也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便愤愤地对来人说:“难道我的眼睛就值一百块钱么?!请给师长大人带回去。我眼下还有生路。”
熊克武听得回报以后,现出悻悻的神情。熊克武的挚友和谋士但懋辛先生从旁边进言说:“锦帆兄,这个刘伯承正是你在川东收编民军时所要找的那个英雄。蔡锷将军多次夸他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丰都之役实为刘伯承指挥。他勇气过人,又十分严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熊克武正坐在“顺水船”,满心想干一番大事业,便乘轿亲往邀刘伯承促膝长谈,评论川局。并请他回军部担任第九旅参谋长。从此以后的若干年,刘伯承的军旅生涯又与熊克武部结下了不解之缘。

刘伯承
1892年生,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时期从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起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后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故事1

巧妙用兵 两伏七亘村

1937年10月25日,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获悉日军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平定县城开进,其运送军械弹药粮草的辎重部队约千余人在测鱼镇宿营。测鱼镇东部的七亘村一带地形复杂,道路弯曲,正太公路由此通过。刘伯承判断,测鱼镇之敌第二天必定经七亘村向平定县城运送军用物资,即令三八六旅三营利用七亘村一带的有利地形,力求打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歼击敌军,夺其辎重,切断二十师团的后方补给线。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听说八路军要在七亘村伏击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非常怀疑。认为国民党的数万正规大军都不能阻挡日军入侵山西,八路军又怎么能与日军相匹敌呢?刘伯承要用七亘村伏击战的胜利,治一治国民党军队的“恐日症”。

10月26日拂晓,天刚蒙蒙亮,驻扎在测鱼镇的日军辎重部队,在200余名步兵的掩护下,沿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平定方向开进。9点钟左右,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了三营的火力范围,三营战士把这股敌人放了过去,其他敌人看到先头部队部队平安无事,即紧随其向前运动。当敌辎重部队进入三营的伏击圈时,三营抓住战机,向其发起突然攻击,以猛烈的机枪、手榴弹火力大量杀伤敌人。顿时,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直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晕头转向。随即,八路军战士个个像猛虎下山,向敌群冲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使敌人的队形大乱。敌人前后被三营的火力和冲入敌阵的战士所截,左右被道路两侧的地形所阻,兵力无法展开,火力不能发挥,掩护部队也发挥不了作用,被八路军战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完全失去了指挥和抵抗能力。后尾掩护的少数兵力见大势已去,惧怕被歼,丢下物资和其他人员,狼狈地向测鱼镇方向回窜。

这次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胜利。

敌运输部队被八路军歼灭后,日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计划落空,前方急如星火,后方亦如热锅上的蚂蚁。日军依据用兵“不得遵常”的道理,认为八路军伏击胜利后,一定会转移别处,绝不再再在七亘村设伏。所以,一面组织部队到七亘村收集、搬运尸体,一面调整力量,准备继续从七亘村一带通过,向平定方向运送军用物资。

刘伯承神机妙算,准确判断敌人运送军用物资未成,前方弹药粮草告急,一定会千方百计再次运送。且向平定前方机动没有道路绕行,七亘村是再次运送物资的必经之路。另外,刘伯承抓住敌人用兵教条的心理,对“不得遵常”的用兵之道,反其道而用之,大胆决定再次在七亘村设伏。为了进一步迷惑日军,诱骗其上当,刘伯承又使用了疑兵之计。当日军派重兵来七亘村实施报复时,他让第三八六旅主力佯装慌忙败退,制造八路军已被驱走的假象。第三八六旅主力在附近山里绕行一圈,乘夜又秘密返回到七亘村设置伏击阵地,主攻任务仍由第三营担负,不过伏击地点由村东移到了村西。

28日上午,敌人由测鱼镇出动,沿原路向平定方向开进。这次,敌人吸取上次遭伏击的教训,以100余名骑兵开道侦察,300余名步兵殿后掩护,辎重部队摆在中间,相信可以万无一失。敌先头部队接近七亘村后,其侦察分队进行了严密搜索。三八六旅三营的战士沉着镇静,严密伪装不动声色,以致敌人走到跟前都没有被发现。在敌人确信没有伏兵,其先头部队的骑兵才摇摇晃晃地通过八路军的伏击地区。待敌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后,三营指挥员一声令下,埋伏在七亘村西侧的战士,对敌发起了猛烈袭击。随后,战士们又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激战到黄昏,又毙敌100余名,缴获骡马数十匹,余敌向平定方向逃窜。

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刘伯承指挥八路军部队,采用“重叠的设伏”战术,在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日军的辎重部队,毙敌400余人,缴获骡马近400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侵华日军尝到了八路军的厉害。

七亘村伏击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将缴获的日军战马、军刀、大衣等战利品,拿出一部分送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让他看看八路军是怎样战胜侵华日军的。卫立煌亲自点验过目,对刘伯承率领八路军战士对日军作战取得的辉煌战绩,敬佩不已,称七亘村伏击战是大胆巧妙用兵的奇迹,不得不承认:“还是八路军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好,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故事2

“狭路相逢勇者胜”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像一支利箭直插大别山。25日夜,当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汝河南岸渡口已被敌吴绍周的八十五师占领了。河上船只,已被敌人搜砸一空。这时,在后面尾追野战军的3个师,距汝河北岸仅五六十里。情况尤分紧急,真有“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之势。

此刻,刘伯承把指挥部前移到六纵司令部。在北岸河口附近一间小屋里,召集六纵干部举行紧急会议。

屋里的人注意力高度集中。一直沉默的刘伯承,微微抬起了头,用他分外沉着、安详的眼光巡视了每张焦急的面孔,他开了口:“同志们!情况确实严重,我们已经听到追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声了!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仅影响战略跃进,而且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坚毅有力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用拳斗撞击着桌面,更高声地重复着:“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

政委邓小平点了点头说:“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我们就是要用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进攻命令,通过电话立刻传遍了整个部队。午夜12点,部队开始行动。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来到河边,具体指挥强渡。

六纵队指战员英勇奋战,终于在天亮前杀开了一条血路,突过汝河,占领了南岸阵地。但整个形势仍很紧张。敌人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企图夺回阵地,堵住口子,阻止大部队渡河。担任打开道路、副食全军渡河的前卫团,遭到了敌炮火的猛烈轰击,炮弹不时地打到团指挥所的院内。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突然来到指挥所。前卫团指挥员担心首长的安全,劝他们躲开敌人的炮火,他们没有理会,蹲在院子里,摊开地图,仔细地研究起来,敌人炮火更加密集,刘伯承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详细地询问前卫团指挥员是如何部署兵力的,甚至连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也查问到了。

平时,部队指挥员都非常喜欢刘伯承这样提问题,可这会儿,因为担心首长的安全,他们确实有些不耐烦,急得搓手跺脚。刘伯承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严肃地说:“同志啊,不是我信不过,而是你们的任务太重要了!现在,还不能松劲,敌人的反击很猛,能否保住阵地,可是关系到全军的命运啊!”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给部队指挥员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经过整整一夜的拚杀,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脚,而且还不断扩大,在敌阵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使后面的大部队和直属机关在尾追之敌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汝河。

强渡汝河后,刘伯承又指挥部队徒步涉过淮河,率大军进入了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心脏,把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开到了国民党统治区

故事3

“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

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为人们所熟知的儿子刘蒙、太行、太迟,女儿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很有成就。唯一令人遗憾、也是鲜为人知的是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着刘帅夫妇的心。

那是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忙着工作,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保育院看望孩子。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三天前,他才准备抽出两天时间陪陪孩子们。这天他特意准备了小礼物,还洗了澡、刮了胡子,笑着问妻子汪荣华说:“明天,该去看我们的女儿——华北他们了,这回刮了胡子,他们该不怕我扎小脸了吧?”

夏天的夜晚是那样静、又那样长。在黎明还未到来时,刘伯承突然被隔壁窑洞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急忙披衣起床,以为是中央有什么紧急通知。通讯员急急忙忙距进来,紧张地说:“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怎么,华北她得急病了?”妈妈急于弄清情况。

警卫员说:“电话上叫你们马上就去,我去备马。”

刘伯承挡住他说:“等天亮再去吧,免得惊醒大家。”话音刚落,催促他们的电话又来了。

汪荣华说:“可能是急病,别让老师、阿姨们着急了,咱们就去吧。”

“那就走吧,用不骑马。”

走进保育院,孩子们还在梦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紧张地巡视着,办公室里亮着灯光,在场的人都极紧张,焦灼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保育院。

当伯承夫妇一走进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所长拉着他们夫妇的手,声音颤抖着说:“首长,所里今夜出了大事。我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性,华北她……她被敌人谋害了。”如同晴天霹雳,刘伯承夫妇几乎昏倒,虽然他们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心里却象被戳了一刀,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说:“安定!……孩子在哪儿?”

所长领着他们带到隔壁的一个小窑洞里,小床上躺着心爱的女儿华北,汪荣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着扑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睁眼看看爸爸妈妈吧,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颤抖着又手抚摸孩子的脸,眼泪同样从他没有来得及带假眼球的右眼眶里流出来,打湿了女儿的白被单。

所长悲伤地向刘伯承夫妇讲述了孩子被害的经过:“凶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杀了华北。这是敌人有预谋、有串联的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查清,替孩子报仇。”

刘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克制着,只见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单深情地把女儿盖好,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故事4

刘伯承的办学公式

南京军事学院的一些老教员、老学员经常谈起这个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基+麦克阿瑟-“戈尔洛夫”=X?,其实,这个刘伯承办学公式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然,在描述之前,应该稍加注释。

杨得志,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团长、旅长、师长、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是著名的战将,入学时为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入学后不久,即赴朝作战,先后任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

罗哈里斯基,即H·A·韦廖夫金—拉哈尔斯基,苏军中将。1941年8月至1994年6月,任苏军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在军事学术上有较深造诣。时为苏军总顾问,率20多位苏军顾问驻南京军事学院。

麦克阿瑟,1903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39岁时任西点军校校长,典型的“西点式”军人 。历任驻菲律宾美军兵团司令、总司令。1941年任远东军总司令,1945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1950年侵朝战争爆发后,任“联合国总司令”。

“戈尔洛夫”,我国在40年代翻译的一个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盲目自大,保守落后的典型人物。40年代初,延安曾多次上演这个话剧,在观众中有较大影响。这个公式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杨得志——在这里代表“我”情。因为杨得志是由军事学院调往朝鲜前线的,是将学院教学与战争实际联系起来的桥梁。以我为主,就是从我军实际出发,为我军建设服务。

罗哈里斯基——在这里代表“友”情。吸取苏军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作为军事教学的参考。

麦克阿瑟——在这里代表“敌”情。即将朝鲜半岛的敌情与军事学院的课堂教学紧密联系,运用最新军事住处辅助教学,有针对性地研究美军装备、编制、指挥、作战等问题。

“戈尔洛夫”——在这里代表保守、落后、机械,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形象化。其意自明,不必赘述。

故事5

“猫论”源自刘伯承

“猫论”,曾和“石头论”一起,被作为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第一的两个主要论点。“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下简称“猫论”),作为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不仅在国内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在国外也遐迩闻名,广为流传。而邓小平“猫论”的提出却是吸收借鉴刘伯承军事思想的结果。

把“猫论”用来阐释一种思想观点的,首先是刘伯承。刘伯承是我军著名的军事家,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于教条,战略战术机动灵活,以打胜仗为最终目的。因之,这位农民出身的军事家,每逢大战在即,经常脱口而出:“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来说明一个相互而深刻的道理: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由于这句话生动形象,很适合当时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 ,深受一二九师和二野指战员的喜爱。

邓小平与刘伯承既是同乡,又是长期共同战斗的战友,加之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指挥打仗,还是领导建设,都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所以,对于刘伯承常说的这句家乡话,自然十分理解,非常赞同,将其从军事领域引入整个社会领域,以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对极“左”思潮,倡导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

1962年,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农业问题上,由于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违反按劳分配的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所以,高速农业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调整时期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认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为了形象地表达这一正确观点,邓小平引用了刘伯承说过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四川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反映了他对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 从此,“猫论”便不胫而走,很快流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