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发表ei论文: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求字的字典是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求字的本义的字典。东汉许慎撰，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重文(异体字)一千一百六十三个。首创了部首分类法，将一万零五百十六个字归入五百四十部。

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求字义的字典是《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
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540个部首，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540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14大类。字典正文就按这14大类分为14篇，卷末叙目别为一篇，全书共有15篇。《说文解字》共15卷，其中包括序目1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六书。
"汉文字的一切规律，全部表现在小篆形体之中，这是自绘画文字进而为甲文金文以后的最后阶段，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姜亮夫《古文字学》5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说文》，后人才得以认识秦汉的小篆，并进而辨认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与战国的古文。
利用《说文》考释甲骨文金文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比较法"，即通过已识字和未识字的字形对比来考释古文字。宋人释读金文就是从"比较法"开始的。"因为周代的铜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释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这种最简易的对照，就是古文字学的起点。一直到现在，我们遇见一个新发现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说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续。"(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165至166页，齐鲁书社1981年版)
"比较法"在运用过程中被逐步发展完善，一开始只是笼统粗略地对照未识字和已识字的字形，以后认识到应该从文字可以分解为偏旁的角度去进行字形的分析比较。这种偏旁的比较不仅使字形的对比变得精密合理，而且在释读古文字时能够起到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的作用。如果要进行"偏旁分析"，就必须熟悉小篆的形体结构，就必须熟悉《说文》，因为《说文》的旨趣就在于"说文"、"解字"，即一方面阐述每个独体字的字形的含义，一方面解析每个合体字的构成情况，指明合体字由哪些偏旁构成，以及第个偏旁在记录语词汇的音和义中起什么作用。
在考释古文字的时候，有《说文》的正篆或重文可资对照，那么释读起来就确凿可信。如果是《说文》中没有的字，哪怕已经认清了古文字的偏旁结构，甚至已经可以确定它的意义，比如说是人名、地名或祭名，但是音读不明，还不能说完全认识了这些字。
如果说，小篆不如甲骨文金文更能体现原始的造字意图，这是《说文》的劣势的话，那么甲骨文金文缺乏大批有影响的文献语言做根据，而《说文》的字义说解来自古代的经传典籍，这又是《说文》的优势。所以，如果要解释古书上的疑难字词或者进行古汉语词汇研究，还要把《说文》作为主要依据。
《说文》之学是根柢之学，它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词典学以及文化史上都占有显著的地位。它与词义的关系尤其密切。我们解释古书上的疑难字词之所以离不开《说文》，因为《说文》训释的是词的本义，而本义是词义引申的起点。我们了解了词的本义，就可以根据本义的特点进一步了解引申义、以及和本义毫无关系的假借义。我们了解了哪个字是本字，就可以进而确定通假字，并且掌握文字用法的古今之变。
《说文解字》四个字告诉读者，这部书由"文字"和"说解"两部分组成。对于文字部分，我们需要了解两个问题:一是《说文》收了哪些字，二是怎样把这些字编排起来的。
许慎之所以把小篆作为收字和注释的对象，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因为小篆是一种经过系统整理的文字，是"书同文"的产物，它比籀文和古文都规范、完备;因为小篆从籀文脱胎而来，与籀文大部相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有些字在籀文基础上稍加简化;因为小篆同六国古文固然有不同的一面，但是也有相同的一面，拿出土的石刻儒家经典中的古文和《说文》中的小篆相对照，相同的占35%(曾宪通《三体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合证》，载《古文字研究》第七辑);所以把小篆作为字头也就涵盖了那些与小篆相同的古文和籀文。许慎在《说文·叙》中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指明的是所收的正字，而非指重文。据统计，《说文》重文中指明古文的有500字出头，指明籀文的有219字，远远少于许慎所能见到的古文和籀文。这说明和小篆相同的古文、籀文决不在少数。
把两处(《说文·叙》、《汉书·艺文志》)记载参照起来看，可以肯定，许慎讲的"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指的是汉初整理的《仓颉篇》(55章)及扬雄所作的《训纂篇》(34章)，共14篇，89章，每章60字，正5340字。如果再加上班固所作的《续训纂篇》13章，总计102章6120字。那时六艺群书当中所能见到的文字大抵在这五六千字的范围之内。
作为供人查检的字典，《说文》收字全面、系统，不仅包括难懂的字词，而且包括常见的字词，《说文》收正字及重文共10516个，可谓集汉代文字之大成。《说文》也有一些常用字没收，甚至在《说文》的说解中出现的一些字也不见于《说文》的正文。其中有些字没收并非是由于疏忽，例如"刘、由、希、趾、铭、志"等字。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证明《说文》收字尽善尽美，而只是说明许慎的收字原则。事实上，由于许慎轻视后起的俗字，所以尽管在说解中随俗，使用这些字，但是坚持不把这些字作为正字收进《说文》。另外，由于疏忽或见闻不及，《说文》也遗漏了一些字。
《说文》的重文即异体字，包括古文、籀文、篆文、秦刻石、或体、俗体、奇字、通人掌握的字、秘书中的字，共九类。《说文》以小篆作为字头，与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则作为重文。这是正例。有时为了立部的需要，把古文作为字头，把篆文列为重文。这是变例。秦刻石即秦朝时在石头上刻的文字，也是小篆。或体指另外的形体，多为小篆。俗体指在民间流行的字体，限于小篆。奇字指古代某种特殊的字体，属于古文。通人掌握的字，指来源于专家的特殊的字。秘书中的字，指那些讲阴阳五行、秘密而不公开的书里所用的特殊的字。这两类字也限于小篆。在以上九类重文中，古文、籀文、或体三类占了绝大部分，其他六类为数很少。
重文列在正字下面，不产生编排问题，而9353个形态各异的正篆怎么编排，确实是一个难题。人们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已经对汉字的分部有了一定的认识。许慎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说文·叙》)的编排汉字的原则。
许慎把众多的汉字按形体构造分成了540部，创造了一套成体系的"偏旁编字法"。
这540部又是怎样编排起来的呢?据《说文后叙》，是"立一为专"、"毕终于亥"，"杂而不越，据形系联"。540部按"始一终亥"编排，表现了许慎的哲学思想，这是时代风尚所致，不必苛求古人的。
"据形系联"指的是根据字形相近来安排次序。
部首排列也有"以类相从"的情况。
除了"据形系联"和"以类相从"之外，部首排列也有亳无道理可言的情况。南唐徐锴曾专论《说文》"部叙"(《说文系传》第三十一卷)，试图把每一部的次序都讲出点道理。其实，在严格的检字法部首问世之前，部首的排列不管从形体出发，还是从意义出发，必然具有不确定性，我们既不必苛求许慎，也不必强作解人。
每部当中列字的次第，大致来说是按照意义排列，把意义相关的字排在一起。按照《说文》列字的体例，凡是与部首形体重叠或相反的，都列于该部之末，所以"禁"、"禫"二字或者是被后人颠倒了次序，或是是后人附益的字。
许慎对于各部中字的排列都有一些安排，不过部与部之间因内容而异。
总而言之，《说文》的"部叙"和部内收字次第虽然有一定的安排，但是并没有严密的体例。初学《说文》，要查检某个字，往往不知道它属于哪一部。《说文》的部首是文字学的部首，与后代的检字法的部首不同。要想顺利地翻检《说文》，必须逐步熟悉《说文》的540部及汉字的构形。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就连刊定《说文》的徐铉也感叹说:"偏旁奥密，不可意知;寻示一字，往往终卷。"(《说文解字篆韵谱》序)好在中华书局影印的大徐(铉)本《说文》后边附有部首检字和正文的检字，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不少问题。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汉语大字典》来查检《说文》。凡是《说文》所收的字、所作的说解，这部大型词书都收录了，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可供读者参阅。
《说文》说解文字的一般格式是:首先解释字义，其次分析字形结构，然后根据情况补充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引经作为书证，用"读若"标音，等等。对于部首，都要标明"凡某之属皆从某"这样一句话，而对于部首所辖的字都要标明"从某"来呼应。"从"表示在形体上和意义上的从属关系。因为《说文》只解释字的本义，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列举一个义项，如果有必要说明另外的意义，则用"一曰"表示。大致说来，说解的次序是先解释字义，再分析字形，然后用说明形声字声旁及譬况读音的方法说明字音。
《说文》的释义方式，或者用词释词，或者用短语释词。用词释词，在训诂学上称作单字相训，又称直训。以上直训可分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甲词释为乙词，而乙词不采用直训方式进行解释。第二种类型是甲词释为乙词，而乙词又释为甲词，这在训诂学上称作互训。第三种类型是甲词、乙词、丙词同释为丁词，这在训诂学上释作同训。第四种类型是甲词释为乙词、乙词释为丁词，丁词又释为甲词，这在训诂学上称作递训。
以词释词的优点在于简洁明了，尤其是在沟通古今语言、对译通语方言方面更是其他释义方式所不能企及的。《说文》的用意在于把方言译成通语。直训的释义方式重在以易释难、以今释古、以通释别，系联了相互训释的各词之间的同义关系，展示了被释词所属的义类。直训的缺点是，对词义缺乏细致的分析，未能揭示出词的内涵和外延，对同义词只求其同，不求其异，不能使人了解到同义词之间的区别。
用短语释词，或用一句话、几句话来阐明词义的界限，对词所表示的概念的内涵作出阐述或定义，古人把这种训释词义的方式叫下义界。《说文》给词下义界，简明扼要，准确生动，具备了现代字典的特点。
《说文》对于数目、度量衡、亲属称谓的解释和今天的解释毫无二致，这是因为古今的认识一致。对于其他事物，例如对于动物、植物、昆虫等等，许慎尽管缺乏现代的学科知识，但是也能够从生活经验出发指出被释词的属别。比如"蚤"是一种昆虫，"雀"是一种鸟，许慎根据它们的生活习性分别释为"跄人跳虫"和"依人小鸟"。在《说文》中经常采用这种类别式的下定义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大类名的前面加上适当的限制或修饰成分。这种界说，一方面能够表现词的特点，另一方面还能够把这个词和邻近词区别开来。类别式的义界在《说文》中占很大比例。有些形容词没有适当的同义词不好互训，但是有相应的反义词，所以往往用否定语作注解。如"假"为"非真也"，"旱"释为"不雨也"。这样做既省事又明白。《说文》有时对词进行描写、比况式的说解。在《说文》中，对于实物、对于行为或状态，都可以描写或比况，至于对于历史和地理的叙述，也是一种描写，如释"馆"时叙述《周礼》，释"河"时叙述黄河的发源和流向。
王力先生把《说文》用下义界说解字义的方概括为五种，即:天然定义、属中求别、由反知正、描写、譬况。(《理想的字典》，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第35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从释词方式着眼，有直训和义界之分;从释词目的着眼，有义训和声训之分。如果释词的目的在于说明词的含义，这是义训。如果释词的目的在于说明词义的来源，即选用与被训释词音近义通的同源字来作训释词或主训词，这就是声训。义训可以选择直训和义界方式，如上文所述，声训也可以选择直训和义界方式。
以上情况是用训释词说明被释词的语源，前人称之为推因。还有一种情况，是用短语或一两句话来说解被释词，并在说解中指明被释词汇的语源。如"韩"释为"井垣也"，这是解释词义，而说解中的"垣"字与被释词"韩"在古音中既双声又叠韵(同属迎母元部)，意义也相通，所以实际上许慎是以"垣"释"韩"的语源。我们把下义界时对被释词进行声训的训释字称作主训词。读《说文》的说解要特别留心找出主训词。有主训词而轻易放过，只能算读懂了说解的皮毛;找出了主训词，才算懂得了说解的精髓。主训词都有实义，大都处于说解中的关键位置，只要从音义两方面去和被释词比较，并不难找到。拿上述例子来说，"斐"释为"分别文"，"文"是主训词。"娶"释为"取妇也"，"取"是主训词。"潮"释为"水朝宗于海"，"朝"是主训词。"婢"释为"女之卑者也"，"卑"是主训词。这些主训词自然贴切地指明了被释词的语源。
有时《说文》的一条说解同时使用直训和义界两种形式，而目的都在于说明语源。如"媒"，释为"谋也"，又进而说明"谋合二姓也";"山"释为"宣也"，又进而说明"宣气散生万物"。有时《说文》首先说明词义，然后论述其得名的由来。
在现代一般的语词词典中不进行语源的解释，这个任务由专门的语源学词典承担，而传统的训诂则既包括义训又包括声训。尽管声训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语源学的探讨，但是它所反映的古人对词义的语源学的解释有一些是可取的，我们在读《说文》的时候应该潜心体会，适当取舍。
《说文》分析字形结构有一套程式化的用语，简而言之，对于象形字多使用"象形"、"象某形"、"象某某之形"、"从某，象某某"、"从某，象某某之形"这些用语。
《说文》中除了指明"上"、"下"二字为指事以外，对其他指事字的说解用语与对象形字的说解用语大大致相同，多使用"象形"、"象某某"、"象某某之形"、"从某，象某某之形"等语。比较特殊的说解用语是"从某，某······"例如:"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木部》)"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 (《木部》)说解中的"一"是指事符号。
《说文》对于会意字最经常使用的说解是"从某，从某"、"从某某"、"从······某"、"从某······某";对于省形字使用"从某省，从某"、"从某，从某省"这些用语。《说文》中的异体会意字绝大多数是合二体会意，其中"从某某"及"从某······某"的形式可以连读成文。
《说文》对于形声字的说解，多使用"从某，某声"、"从某从某，某亦声"、"从某某，某亦声"、"从某省，某声"、"从某，某省声"等用语。形声字多为一形一声，"从某，某声"是形声字最通常的形式。"亦声"字是声旁有显示语源功能的形声字，古人称为会意兼形声或形声兼会意。"从某省，某声"，说解的是形旁有所省略的形声字。"从某，某省声"，说解的是声旁有所省略的形声字。
六书反映在字的构形上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前四书。转注是给同义词造字的一种方法，除了在《说文叙》中许慎举出"考"、"老"为转注字外，在正文中从未提及，我们初学《说文》可以不必深究。至于假借，因为是以不造字的方式来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所以许慎不可能指明哪一个字是假借，但是许慎指出了一些字的假借用法。许慎用"故为"、"故以为"、"故借以为"、"故因以为"等用语说明假借义与本义存在着引申关系。在《说文·叙》中，许慎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也是把不给引申义造字仍用原字作为假借。后人讲假借比许慎又前进了一步，不仅讲引申本义的假借，而且讲纯粹借音的假借，而纯粹借音的假借最能体现假借的本质。
《说文》解释字音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对于形声字都注明"某声"、"某亦声"、"某省声"，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形声系统。把若干层次的主谐字和被谐字都系联起来，这就是汉字的形声系统。清代有很多人作过这种工作，其中严可均的《说文声类》最完整、系统。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打破了《说文》原有的分部，按照形声系统重新进行了编排。更值得提出的是段玉裁作《六书音韵表》，经过对《说文》形声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同声必同部"的理论。比如上述从"工"得声的字，以及从以"工"为声旁的形声字得声的字，都属于一个古韵部--东部(ong)。这个发现非常重要。从此研究古音不仅可以依靠《诗经》、《楚辞》等韵文，而且可以借助于《说文》的形声系统。
《说文》解释字音的第二种方式是用读若比拟汉代的音读。许慎在世时还没有发明反切，当时注音使用譬况法，有的用一字拟音，有的用俗语注音，有的用方言注音，有的用成词、成语注音，还有的以义明音。在用譬况法拟音时大多用"读若某"，有时也采用"读与某同"的说法。
许慎著《说文》，多处引用孔子曰、韩非子曰、贾侍中(贾逵)说、刘向说、杜林说、扬雄说、司马相如说、谭长说、官溥说、王育说······来说解字形、字义、字音，做到'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说文·叙》)，对于有些文字形音、义不清楚的地方，则标明一个"阙"字。
最后我们讲一讲《说文》注释的三种特殊格式。一是合释联绵词。对于联绵词，《说文》将构成联绵词的那两个字放在一起解释。这说明许慎已经初步有了词的观念。二是"连篆为释"。《说文》的正篆是被注释的对象，但是有时候正篆一身二用，既作为被注释字，又作为注释字，要跟注文中的字连读。例如:"离，黄仓庚也"，"参，商星也"，要读为"离黄，仓庚也"，"参商，星也"。本来，《说文》收字每个正篆后附列一个隶书，后来把隶书删去了，又误把与正篆相同的第一个说解字也删去了，所以才造成这种费解的体例。三是"复句为释"。《说文》的释文一般是一个词、一个短语或一句话，但是也有两个词、两个短语的时候，我们把这种体例称为"复句为释"。《说文》在流传过程中，有的"复句为释"中间的"也"字被删掉了，使说解变得晦涩难懂，如果补上"也"字，恢复成"复句为释"，释文就显豁了。例如:"寻，绎(也)理也。"(《寸部》)"标，本杪(也)末也。"(《木部》)以上所讲到的后两个问题涉及到校勘。古书流传过程中，不管是手抄还是刻版，都造成一些讹误。如果我们能够精心地体会《说文》的说解体例，自觉地订正讹误，不但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研读水平，而且可以培养我们严谨的治学精神。

许慎是东汉时期的经学家、文学学家，他编撰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宽字典，它保存了大部分先秦字体以及汉代和以前的不少文字训诂，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的面貌，比较系统地提出分析文字的理论，是我国语文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辩识声读的字典，也是1800年来唯一研究汉字的经典著作，是我们今天研究古文学和古汉语的必不可少的材料。如果没有这部书的流传，我们将不能认识秦、汉以来的篆书，更不要说到商代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与战国时的古文了。因此，它不但过去对汉字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现在和将来的汉字研究仍有巨大的意义。
《说文解字》的内容十分丰富，包罗万象，它的价值不仅限于解说汉字，研究汉字本身，关于东汉以前的百科全书，贡献很大。可以说《说文解字》是东汉末以前的百科全书。正如许慎的儿子在《上说文解字表》里面所说：“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贾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身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说文解字》吸取前辈的研究成果，成为一部研究汉民族语言文字的系统的专著，不但对于后人研究语言文字学、文献学是唯一的经典著作，就是整理文化遗产也都是不可缺乏的阶段。
《说文解字》不仅在体例上和过去的启蒙识字的字书不同，即在所收字数上，也比这些字书都多，如汉初把《仓颉》、《爱历》、《博学》三书合编为《仓颉篇》，共3300字。西汉末，杨雄的《训纂篇》共5340字，东汉贾鲂的《谤喜篇》共7380字。《说文解字》里面共收9353字，重文1163字，共10506字，比《谤喜篇》还多了1973字。
不论《尔雅》对于汉字的训诂，《方言》对于汉语方言的研究，或《释名》的音训，《切韵》、《广韵》的声韵，无一不在《说文解字》的范围之内。
现在让我们就《说文解字》的创造性，结合他所保存的原始资料，来看它在汉字学史上的重要性。
1、《说文解字》创造了字典式的体例。被称为字典的鼻祖，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汉字的著作。《说文解字》的“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偏旁分中的编制方法，一直成为编字典的一种主要体例。
2、《说文解字》总结小篆线条的规律，同时保存古文，籀文和小篆的原来面貌。
3、《说文解字》创造了“六书”的定义，并把“六书”具体化，因而保存了研究汉字发展历史和规律的资料。
4、《说文解字》通过小篆形体的分析，说明造字的本义，不但成为古汉语语音和词汇的宝库，并且保存了有关古代历史、文献、社会文化、经济的原始资料。
两千年来，《说文解字》是文字学上的首创之书，也是最有权威之书，它的作者许慎的名字与他的杰作成为后人阅读古籍，探讨古代文化，研究古文必不可少的桥梁和钥匙。
每一个中国人，日常生活离不开汉字，而许慎首开研究汉字之事，功莫大焉。

《说文解字》

西汉刘向的《说文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