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园林股票限售:人民币是怎么来的?

1947年12月2日，毛泽东坐在陕北一家农民窑洞的土炕上，收阅一封中央工委董必武拍来的电报：“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邓商议建立银行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工委已同意……”毛泽东阅后，递给坐在桌子对面的周恩来。
　　周恩来看过后说道：“南汉宸意见，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和货币势在必行。”毛泽东听了笑道：“情形还真有点像八国联军进北京。我们晋察冀用的是边币，晋冀鲁豫用的是冀南币，山东用的是北海币，东北用的是东北币，西北用的是农民币，一旦打进天津、北平去，可不就是七八种货币一起上市嘛！不过，现在就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是不是为时还过早了一些……”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见回了电报。
　　董必武收到中央回电，立即将南汉宸找来说：“现在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是早了一点，但我们准备工作松懈不得。工委已经研究，从明天起，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你就牵头做筹备处主任。”
　　南汉宸说：“现在要做的准备工作有，搜集所有的统一货币发行政策，搜集各解放区的发行指数，筹备起足够的发行准备金。还要确定出几种票面，各种票面的金额与价值含量，还要设计出票版图案，选定好纸张等等……既然中央和毛主席都同意我们的意见，统一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那我们的货币就叫‘人民币’了。”
　　董必武听了点点头说：“这个名字很好，说明了我们银行、我们货币的性质。既是人民的，那就不是某个地区的、部门的，而必定是全国性的，全国人民的嘛！”
　　南汉宸非常佩服董必武的这番解释，精明透彻，于是说：“到时候，钞票上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还得请你来写。”
　　1947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挂在了平山县离西柏坡一里许的夹峪村一家农民小院里。
　　1948年秋，筹备处迁至石家庄，正赶上国民党飞机来轰炸。筹备处同志在弹片飞啸中去抢救赶印的人民币和其它备用物资，南汉宸带头在火海中搬运抢救，没有一个人顾及到个人的安危。
　　董必武有一天把南汉宸找去，对他说：“你们设计的人民币票版样中央工委同志都看过了，前几天我又打电报给毛主席，告诉他票版正面印的是毛主席像。
　　今天主席回来电报，不同意在票版上印他的像。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当上政府主席再说吧。汉宸，你把票版拿回去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下。”
　　“那么，票面上改成什么图案为好呢？”南汉宸问。
　　董必武思忖了一阵说：“人民币，是人民自己的货币，应当以反映解放区人民从事工农业生产为主。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人民币是新中国的货币。
　　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在票版的正面和背面，除了必要的阿拉伯数字外，一律用中文，不能像某些货币那样，掺杂着英文字。”
　　南汉宸回去，告诉了设计师王益久、沈乃镛，根据董必武的意见对钞票重新进行设计，并将董必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和钱数的一些字也一并带过去。
　　两位设计师很快就设计出拾元、贰拾元、伍拾元三种票版来，所有的图案都是工人、农民搞生产的图案。拾元的正面：左侧是农民车水，右侧是矿井场区；贰拾元的正面：左侧是农民牵驴驮货，右侧是火车在铁道上行驶；伍拾元的正面：左侧是毛驴井边车水，右侧是煤矿的煤车。以至后来发行的壹佰元、贰佰元、伍佰元、壹仟元、伍仟元、壹万元的票面，也都沿用这种工农业生产的结构。
　　1953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负责设计工作的是著名画家罗工柳。开始时，他们参照苏联货币都印有列宁头像的做法，设计出的各种票版也都是毛主席的像。毛泽东审定时，又否决了。第二次送审时，周恩来还是提出了部分修改意见。
　　原来，伍元券主景民族大团结中，有人高举毛主席画像，周恩来指示说：毛主席的意见不要把他的像画上，这里还有画像，应当改为标语牌。壹元券主景画面天安门上，原来有红旗、彩灯和毛主席像，周恩来也指示将画像取下。
　　1948年11月，四野解放东北全境之后百万大军全部开进关内，对天津等地实行了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略包围，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速。面对这一形势，周恩来打电话给南汉宸，让他赶紧动员一切力量发行全国统一的人民币，否则就要采取别的措施。
　　根据周恩来这一指示，董必武于11月18日主持召开了华北人民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中心议题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会上，董必武再一次慎重地向南汉宸问道：“汉宸，时不我待呀！你们的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
　　“我看可以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各项工作都已经就绪了，12种面额的票版，已经请中央几位领导审定过了，如果明天挂出人民银行的牌子，明天就可以把钞票发行出去。为了准备北平解放后立即有我们人民币占领市场，我们城工部的同志已经派人携带印版进入北平，同那里的一家印刷厂谈妥，已秘密地代我们印出一批钞票。等解放军一进城，人民币就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了。”南汉宸充满信心他说。
　　董必武当下拍板做了决定：“好，这样我们就定下来了，马上对外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贴出布告，宣告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南汉宸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
　　就在这一天，第一批伍元票面的人民币，在河北省平山县银行正式对外发行；接着，又在石家庄发行贰拾元、拾元票面的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并发行出来的。

从哲学方面来将货币是一种通用的价格尺度，是用来交换商品的商品。
尽管我们不知道同一货币经济体的“总价值”是什么，离开了货币价格这个标量，我们又不能知道这一“总量”到底“值”多少，但在一个现代“货币经济”体系中，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在一定时点上，用价格衡量的经济总量是一个既定的量，而这个经济体中的货币总量在一定时点上也肯定是一个给定的量。虽然实际情形是即使中央银行的金融专家也很难精确知道一个社会在一定时点上的货币总量到底为多少，但我们至少可以断定有这么一个既定的货币总量。另一方面，给定一定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以及技术水平，一个经济的潜在生产总量也总是给定的。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只不过是经由这些经济资源和技术水平所产出的物品和劳务流量在市场交换(包括劳动力与货币的交换)中被“货币价格”这一“‘值’表”大致测量到的数量结果。由此看来，货币的价格单位，与水表中的“立方”，电表中的“度”(千瓦时)一样，仅仅是一个数量标度而已.到这里，我们也就大致理解了西美尔所言的“货币的量就是货币的质”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
然而，货币标量与水表和电表这些由“科学的”制造技术所决定的固定标量装置的一个主要不同是，由于货币本身是一种体现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制度建构，在现实中，以及在理论经济学中，人们常常会产生某种货币幻象(monetary cranks)。举例来说，假如一个人手上储存100万的美元现钞，我们可以说他非常富有，或用日常话语来说，这个人是个百万富翁。一个人握有百万钞票在手，是否意味着在国民经济总量中也有100万美元物质“财富”与之相对应存在呢?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可以这样认为。因为，假如他把这一笔钱带到市场上去交换，他会买到“值”(至少他自己认为值)100万美元的东西。但是，假如他不拿到市场去交换，而是作为“储藏手段’；而把这笔现钞放在瓦罐中，埋在床底下，那这笔货币是否还代表着有100万美元的东西存在这里或那里?这笔货币本身是否还“值”着什么?
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两个问题：(1)是否一个社会的货币总量(乘以流通速度)与实体经济的(财富)总量是等值的?(2)企业和居民个人手中的货币是否代表着一定的存量财富(下面我们将会马上讨论“财富”这个素来令经济学家十分头痛的词)?换句话说，是否货币本身有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独立“价值”?不思考这两个问题，我们显然也不能较清楚地把握到底货币是什么这一问题。
如果说一定量的货币(这里撇开本身就包含着某种“价值”的商品货币如金银不论)总“值”什么——即能交换某种物品和劳务——的话，那么，这种“值多少”是这笔货币本身所内含着的吗?从上面所举的100万美元的例子中，人们大概会这样认为。但是，假如情形是一个伊拉克老汉在萨达姆政权被美国大兵赶下台之前在罐子里埋藏了印着萨达姆头像的100万第纳尔的伊拉克货币呢?那将是一种什么情形?现在，美国占领军临时管制委员会已宣布废除了萨达姆时代的货币。霎时间，伊拉克居民手中的印着萨达姆头像的“货币”都一文不值了。但这是否意味着美军临时管制委员会的一个命令就消灭掉了所有旧伊拉克第纳尔上所承载着的“价值”了?具体到这个伊拉克老汉的事例上，这是否意味着伊拉克一下子就被美国大兵减少了100万第纳尔的财富了?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是“不是”，并认为只是“消灭”掉了旧伊拉克第纳尔上所承载的伊拉克人的“集体意向性”，此举并没有减少任何伊拉克社会的“财富”。那么，如果是这样，就货币作为“价值”的计量和储藏手段而言，100万旧伊拉克第纳尔和100万美元的差别究竟在哪里?一个相应的问题是，在这场美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现在到底“值”多少?又有多少个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能说出个一二来?即使将来一些(历史)统计学家依照新伊拉克第纳尔与美元的比值回过头来“计算”出现在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这种第纳尔与美元之间比值又是怎样制定的?依什么标准制定的?即使现在人为地将这两种货币的币值比率制定出来，即使将来的历史学家能依此比值估算出现在的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那这“数字”难道不就成了人们通过一些“人为决定”的伊拉克第纳尔和美元的比值而人为地“建构”出来的?
如果说用“价值”来定义货币有着上述种种困难的话，用“财富”来把握货币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当代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曾从人们持有财富的角度把货币定义为一种资产。但什么是财富?在“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这一经典论文中，弗里德曼给出了这样一个似乎“自恰”的财富数量公式：
(2)
按照弗里德曼自己的界说，式(2)中W表示财富存量，Y代表收入总流量，r为利率。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如果不涉及货币是什么，这个公式显然给出了“财富”一词一个非常精巧和规范的定义。但是，如果用此定义来进一步界定货币是什么，这种对财富的定义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如果货币被界定为代表一定量财富W的资产的话，那么，货币本身又是由总收入Y除以利率r来决定，而无论Y还是r均是以货币单位来衡量的——这样一来，弗里德曼说来说去不还是用货币标量来界定货币?由此看来，弗里德曼的这种货币定义，难道不是一个同义反复——或者说“重言式”(tautology——或者说“套套逻辑”)的定义?
当然，返回到西美尔的“货币的量就是货币的质”这一观察问题的视角来看问题，我们会发现，这种重言式的定义不是没有意义的。在不追问货币是什么，以及在不追问一定的货币标量到底“‘值’什么”这些哲学本体论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大致会“知道”货币量为多少，一国的经济总量大致是多少。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在不从哲学本体论上追问到底什么是货币的情况下，我们大致知道在一定的经济体系中这是货币，那是货币，也可以大致决定什么是M1(市场流通中的现钞和铸币、活期存款、旅行支票加其它支票存款)，什么是M2、M3……等等。但是，一旦我们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想要弄清到底什么是货币时，我们却没有答案了：货币存在，但我们却不知道到底什么是货币。
三、从货币哲学看经济学的哲学思考的一般问题
从思辨哲学的角度拷问货币是什么，自然就触及了哲学本体论中的语言极限：对什么是存在以及某一类存在究竟是什么这类问题，只能用重言式的定义。存在就是存在，这就是人类言语所能表述的。同理，就货币而言，在经济哲学的视野中，我们目前的认识也只能是：货币存在于市场交换和经济运行中；货币作为一种“此在”(Dasein)，存在于这里和那里，存在于从事交换的人们的手中和口袋里，存在于储户的存折和银行账户中，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里，但货币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货币是人类生活世界中的一种存在。存在，存在于语言中，就为“此在”，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说，存在在语言中“绽出”。海德格尔没说完的话，好像被维特根斯坦说出了。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视角谈货币，我们会说：货币作为一种“此在”存在于语言中，货币在语言中“绽出”，但似乎却不是人类任何言语所能“言说”和界定清楚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货币不能通过我们的语言所精确定义和把握，但这却并不妨碍货币在市场运行中的功能和作用被经济学家们所研究，更不妨碍其社会和文化功用被社会学家所反思。恰恰相反，经济学家对货币在市场交换和经济增长中的功能和作用问题的研究，构成了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关键点，而对货币的社会功用和文化影响问题的研究，正构成了西美尔视界中“货币哲学”存在与发展的“raison d’être”(存在依据)。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一书显然并没有提供一个联贯的经济分析，但在货币问题上，该说的话，似乎西美尔都说了。对我们这些喜好哲学思考的经济学人来说，仔细玩味一下西美尔在《货币哲学》这本巨著“前言”中的第一段话，可能不无教益：
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有两条界限，在这两条界限上思想运动不再精确而进入了一种哲学形式。认知的普遍前提条件，像每个特殊领域中的公理一样，不可能在认知领域之内把对前提条件的描述与检验转换成一门更为原则性的科学。……如果哲学领域的开端在这里好像被标记成精确思想运动的底线，那么其上限就在于，实证知识从来[自]残缺片断的内容试图通过明确的概念修补成一幅世界图景，并力求关联到生活的整体。
经济学家们在忙忙碌碌地思考着经济变量和经济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而不深究这些变量和经济实存到底是什么。这正是当代经济学蓬勃发展的动力和原因之所在。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经济现象是经由人类社会活动和交往过程而形成的一种如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西美尔所说的“自成一类的存在”(sui generis)。其数量维度及其内在决定因素、内在关系和关联机制已被经济学家们大量地研究，并正在被深入地探讨着；而对其“存在”维度的反思——如价值到底是什么和货币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看来应该是属于“经济哲学”的研究任务了。从货币哲学看经济学的哲学反思，自然会有一个类似于康德考辨神学与哲学的关系时所提出的问题：经济哲学，如果能成为一门学科的话，是走在前面为经济学打着灯笼照路?还是在后面托拽着经济学的拖地裙?

通过劳动赚来的。

人民就是人民
币就是钱

人民币也就是人民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