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1998:何振梁简介

何振梁，体育外交家、中国奥林匹克事业的推动者、中国体育事业的历史见证者。1929年生，浙江上虞人。现任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多次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两次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两次担任申奥投票中方陈述人，是北京申奥由失败到成功的标志性人物。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威望和影响，他的经验和出色的语言能力，他在暮年所付出的巨大身心劳动，为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成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何振梁是新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见证人，曾多次荣获国内外各项奖章、荣誉称号，荣获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功勋章，被西班牙卡洛斯国王授予大十字勋章，被摩纳哥国家元首雷尼埃大公授予圣查理十字勋章，被外国体育刊物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十大体育领导人之一。

何振梁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自己走上体育之路的原因——“阴差阳错”。

“我完全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了与奥运会的第一次接触。”1952年7月，何振梁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参加赫尔辛基第十五届奥运会。这次“全世界人民的大聚会”让23岁的何振梁感觉“很新鲜”，而给他留下更强烈的印象是“里面充满了政治”——当时南斯拉夫与匈牙利的足球比赛，因为南斯拉夫处于被共产主义阵营开除的状态，运动员之间的火药味很浓;美、苏两个大国的篮球比赛更被看成是两个阵营的较量，一直到最后一秒钟才由一球定胜负。中国的参加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性出场，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的指示下，所以作为翻译的何振梁当时接到的通知是去“执行任务”，而此时他尚不知“奥林匹克”为何物。

如果说第一次是在糊里糊涂中接触到了体育，那么第二次的经历则让何振梁加深了对体育的认识。1953年，何振梁作为翻译参加罗马尼亚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联欢节运动会上，中国选手吴传玉获得仰泳金牌。当时中国在国际体坛上基本处于无所作为的地位，这块金牌出乎许多人意外，中国的国旗、国歌都是现找的。

“这是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拿到的第一块金牌，我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第一次体会到，体育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对民族感情的升华，有如此独特的魅力。”

此时何振梁以团中央对外联络部翻译的身份参加了大量外事活动，但内心，他对这项工作充满了疑虑。忆及当年，他微笑着“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并不是一个好干部，我不安心做翻译，觉得一个翻译嘛，无非是你讲什么，我翻译什么，缺乏创造性，完全限制了我的个性发展。遇到高层领导当然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但遇到一些不怎么样的人、翻译不怎么样的话时，很痛苦。所以我不愿做翻译，一心想到建设第一线去。”这年年底，出身于震旦大学电机系的何振梁被调到二机部。 “到了二机部以后，尽管我努力学习，但大学里给的电机知识太笼统、太理论化，与实际毫不结合，所以基本上又是从头学起。当时让我跟苏联专家在一起，专家发现我写的字母比较漂亮，工厂的电机设备的账，我写得清清楚楚的，他尽让我干这些活。这跟我想象的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加上我在二机部老被借调还是当翻译，老踏实不下心来深入下去，最后想干脆还是回团中央。”

一个偶然的契机，让何振梁开始从事体育工作。1954年底，何振梁在二机部被团中央借调，参加由吴学谦带队的国际农村体育大会。转道莫斯科时，在火车上遇到国家体委代表团，团长是国际司副司长张联华。国家体委当时成立不久、需要大量外语人才，何振梁被推荐对象。张联华曾向当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专门写了报告，爱才心切的贺老总又亲自写信给当时的二机部部长赵尔陆要人。而赵尔陆是贺老总的老部下，只好同意放人。这个消息让那时充满革命豪情的何振梁十分沮丧:“当时我有一个很狭隘的观念:只有在工农生产的第一线才是为国家实实在在做贡献。尽管我不在生产第一线，但至少也是在工业部门。让我到一个只有蹦啊跳啊的部门，我的确不太愿意。部里也没办法，说这是贺老总的意思。那时我刚入党不久，讲服从组织命令，我不得不勉强地来到国家体委。” 何振梁后来还引发了一场小小的“人才纠纷”。外交部几次想调何振梁过去，国家体委提出:用外交部的三个翻译来换这一个。等到外交部的三个人来了，体委还是不同意。1964年，何振梁被借调去莫斯科参加党的会议，一次陪同周恩来参加完一个外事活动后，总理让他一起去小食堂吃饭，贺老总、乔冠华都在。乔冠华当着总理的面提起这事，以为贺老总不会驳面子，谁知贺老总回答得很干脆:“你们外交部需要人才，我们体委就不需要人才？”一句话就给顶了回去。

忆及此事，何振梁笑笑说:“人生的机遇很多。如果当时还在工业系统，也许从机关到车间、从车间到工厂，我也不知道会怎样。如果外交部调成了，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又是很难想象。不过已经选择了一条路，就再也不必回想。你就走好它，走到一个最能发挥你的人生价值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