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永利娱乐注册网站:大革命失败陈独秀的责任

说起陈独秀人们便会认为他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中国的“托派”头子，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随着历史不断推进，历史真相的不断揭示，无论是陈独秀研究会的研究人员，还是一些历史教研人员和相当一部分中共党员，渐渐看清了历史的真实原貌。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国内只是在野党）完全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的党并受之于领导，中国共产党按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国情实施自己的行动并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联共（布）、斯大林负有推卸不掉的主要责任。

　　自1923年7月至1927年鲍罗廷遵照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解除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共产国际、联共（布）就中国的革命问题召开了一百多次会议专题讨论，作出了七百多个决议和指示。从共产党员要加入国民党到蒋介石在北伐后的执政中共应在啥时间派啥人与蒋介石谈话，谈啥，不谈啥无不倾注了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心”，斯大林的指示。可以说在这五年里共产国际、联共（布）一直对中国革命指手划脚，陈独秀和我党的一些同志对他们的发号施令也一直十分反感。

　　尤其是在1927年3月27日上海工运顺利，工人起义取得了胜利，对蒋介石要到上海摘取胜利果实，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积极准备予以针锋相对，但共产国际指示：“不要把事态发展到决裂的地步”、“暂不进行公开作战”，斯大林在联共（布）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说：“蒋介石还是服从纪律的”，鲍罗廷指出：“目前同蒋介石决裂还不是时候，为了革命还可以保留他”。当时陈独秀和党内许多同志都抵制这一右倾退让路线，可是，抵制不但无效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陈独秀的反感与偏见。

　　时至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布）为了推卸因为他们对中国革命瞎指挥而造成失败的责任，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一古脑儿把全部责任推向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届时中共党内“左倾极端思潮”严重、为保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那我们不如把全部失败的责任推给他一人（陈独秀）身上、、、、、、、、。”（张国涛：《我的回忆》第2册237页）一顶甚至多顶莫须有的罪名戴在了这位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勇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共一至五届总书记、历史上有功之伟人的头上。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有着巨大的贡献，对他不公正的评价和定论是否应当予以纠正？ 我个人认为：坚持客观公正、事实求是有错必纠，公正的为他重新评价、定论只能使我党显得更英明伟大，党的旗帜更加鲜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是陈独秀个人承担,也不应当中共中央承担，必须由共产国际、联共（布）承担。“右倾”的帽子应戴回到他们的头上去，这一点起码我党在当今应该有所认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在不断的揭晓，还历史本来面目吧。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