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姆塞断腿动图:怎样认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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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抽象谈论效率与公平的文章,浩如烟海。 我们需要的,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把二者关系做具体的,历史的说明。 理论上的真问题, 必须结合实际中的真问题,才能具有实际意义。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基本关系。 所谓效率,主要指经济微观层面,企业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但经济效率也可扩大到产业层面,指一个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效应,有前向关联,后向关联等;还可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总体效率,即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波动的减少,防止垄断,过度竞争,倾销和重复投资,改善对外贸易条件等等。 不能仅仅把经济效率理解为单个企业的眼前利润,即使单个企业的经济效率,也离不开长期发展战略,市场的占有率,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社会贡献与社会形象等多种因素,不是单纯的利润指标可以代替的。 企业的效率,前提是符合社会效益,如不能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社会等,在现代生产中,企业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已被尖锐揭露,脱离社会效益的企业微观效率不能被社会承认,这一点在财务上也将体现出来,即把企业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打入企业成本以降低利润,企业的虚假效率必然被剔除。

至于“公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长期所忽视或者有意排斥的问题,他们的学术理由之一就是:效率有明确的指标可衡量,而公平的概念太泛,不能量化。 其实,国际社会对于公平越来越重视,并给出了明确概念。 2000年10月,180个国家元首签署的《千年宣言》概括了世界银行奋斗目标:消除饥饿和极度贫困;普及小学教育;消除性别歧视,赋予妇女平等权力;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减少孕产妇死亡率;消灭爱滋病、疟疾等疾病;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扭转环境资源的耗竭趋势。根据中国青年报采访世界银行专家邹恒甫,社会公正至少包括四大内容:

第一,机会均等。每个公民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发展机会。机会均等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例如,教育是影响人们发展机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公共政策应该保证穷人也能享受基本的教育。

第二,过程公平。虽然公民的先天禀赋,如身体状况、智力、家庭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但公民利用自己的禀赋、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回报的过程必须是公平的。人们不能因居住地、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而受到歧视。例如,农村居民必须同城市居民一样,完全平等地参与竞争,同样的付出应该得到同样的回报。

第三,按贡献进行分配。根据每个成员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有差别的分配,多努力者多得回报。

第四,确保基本生存条件。社会必须给每个公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避免一部分公民陷入绝对的贫困和被剥夺状态。这就是说,政府必须调节资源的配置结果和收入分配格局,以维持每个公民最起码的生活标准。

四个内涵之间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为实现机会均等和避免绝对贫困,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会影响过程公平。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社会公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体现取决于每个社会自己的选择,只要社会的决策过程是民主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决策机制能综合每个公民的意见,社会选择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中国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应各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共占50%;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0%计算,应达到GDP5%,三项共占15%。

国际思潮可以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划线,主张效率优先的为右翼,主张公平优先的为左翼。 我以此为依据,又加上手段的激进与温和, 把中国社会思潮划为温和左翼,温和右翼,激进左翼,激进右翼四种思潮。 我主张温和右翼与温和左翼合作,既反对激进左翼(原教旨计划经济思想),也反对激进右翼。 中国思想界的思维惯性实在太严重,许多人至今把“左倾”作为最主要的危险,对于新的“激进右翼思潮”缺乏警惕,甚至作为“改革开放大方向”加以维护,这就是主张以腐败为机制,将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形成“精英联盟”,进一步买办化,走对外妥协,对内剥夺大多数人民的“拉美化”道路。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改革开放自 1995年以后,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忽视了对腐败的控制和对受损阶层的补偿,正在一步步滑向这一方向。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公平是指社会成员的收入均等化,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 计划经济有天然的公平取向,忽视微观效益;市场经济则重视微观效率而使收入差距拉大,这是效率与公平背后的体制因素。

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学中有个基尼系数,说的就是收出差距的衡量,那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但是收入差距与效率的衡量,我想你还需要选择其他的变量进行回归。就个人看来,你可以将社会科技水平的进步与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进行回归,看是否存在一定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