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工程造价信息网:请问谁有《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原文

在现代科学与国际政治纠缠的历史上，1955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坐标，这一年有三个著名的科学家宣言相继发表。4月12日，18位联邦德国的原子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发表《哥廷根宣言》。7月9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 Russell）在伦敦公布了由他亲自起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其他10位著名科学家联名签署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7月15日，52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德国博登湖畔联名发表《迈瑙宣言》。

　　三个宣言的宗旨和语气非常相似，都警告使用氢弹的核战争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敦促各国政府放弃以武力作为实现政治目的手段，表达了科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它们的影响却不相同，有的热闹一时，并未引起公众注意就销声匿迹了。唯独《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发表后，促成了一个国际性会议——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引发了一场著名的科学家国际和平运动——帕格沃什运动。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发表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起源于罗素对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后的深邃思考和思想转变。他最早意识到，核战争不再像克劳塞维茨（K. von Clausewitz）在《战争论》中所宣称的那样，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而是导致人类同归于尽的苦药。1954年6月中旬，罗素主动给英国广播公司写信，希望能够唤醒公众，呼吁人类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将自己从全球性的自我灭绝中解救出来。英国广播公司于12月23日播出了罗素著名的“人之祸”演讲。罗素在演讲中警告，在一场使用氢弹的世界战争中，朋友、敌人和中立者都将被消灭，并呼吁所有具有良知的人，牢记自己的人性，忘掉其他东西。

　　罗素在圣诞节前夕人们最喜庆之际发出全球面临核战争毁灭的警告，对世界各国的政府官员、科学家和普通民众产生了强烈的震撼。1955年初，他根据德国理论物理学家玻恩（M. Born）和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J. F. Joliot-Curie）的建议，着手将“人之祸”演讲改写成一个宣言，并寻求其他科学家签名支持。

　　罗素首先寻求爱因斯坦的支持。1955年2月11日，他给爱因斯坦写信讨论此事，2月16日爱因斯坦回信表示赞同，并于4月11日在宣言上签名。爱因斯坦签名后几天，因腹部主动脉硬化肿瘤破裂而与世长辞。爱因斯坦的临终签名，被视为“来自象征人类智力顶点的人的临终信息，恳求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文明被人类的愚蠢行为所毁灭”。由罗素起草的这份文件原先叫做《关于核武器的声明》，后改为《罗素—爱因斯坦呼吁》，现在通称为《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两位伟人的名字赋予了这份文件特殊的魅力。

　　后来加入签名的科学家包括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德国理论物理学家玻恩，194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高气压物理学的奠基者布里奇曼（P. W. Bridgman），爱因斯坦—英费尔德—霍夫曼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波兰物理学家英费尔德（L.Infeld）， 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遗传学家穆勒（H. J. Muller），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和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化学家鲍林（L. Pauling），195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C. F. Powell），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澍（Hideki Yukawa），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英国物理学家罗特伯拉特（J. Rotblat）。参与签名的科学家人数并不多，但是他们来自东西方国家，包括左派和右派，宣言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不偏袒政治对立的任何一方。

　　1955年7月9日，罗素在伦敦卡斯顿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罗素从现实和理性出发，抛开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地域、国家和人种的偏见，保持公正与平衡，站在整个人类的立场，维护全人类的安全利益。他在宣言中所表明的中立立场得到了东西方科学家的认可，也逐渐得到了各国政府的信任，而这种认可和信任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会议能够在各国轮流举行并影响各国政府裁军政策的前提。

　　帕格沃什会议的召开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发出的第一个呼吁是针对各国科学家的。宣言开篇指出：“在人类所面临的悲剧性的情况下，我们觉得科学家应当集会对这种由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引起的危险做出估计，并且按照所附草案的精神进行讨论，以达成一项协议。”宣言所指的科学家会议是由东西方科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面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给全人类带来的危险，需要来自不同阵营的科学家保持客观中立，共同探讨对策。在政治关系紧张的冷战时期，召集科学家会议是一个比较现实可行的计划。

　　由于美国工业家伊顿（C. Eaton）主动资助于1957年7月7日—10日在帕格沃什举行的首次《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倡导的科学家国际会议，因此之后举行的会议一直称为“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简称“帕格沃什会议”，这个科学家运动即称为“帕格沃什运动”。

　　首次帕格沃什会议由鲍威尔和罗特伯拉特主持。来自10个国家的22位科学家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一般性讨论之后，分成三个委员会进行分组讨论。第一委员会评估在和平和战争中使用原子能导致的危险，得出结论：核试验尘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影响所有国家的公民；一定数量的核试验尘埃将对基因产生影响，导致基因突变，其影响将延续好几代人；一场核大战的灾难性影响将比核试验尘埃大几千倍，数以亿万计的人将被爆炸、高温和电离子放射一下子杀死，全球放射性尘埃将导致大范围的基因和其他伤害。东西方科学家之间首次就核试验的放射性危险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委员会讨论核武器控制，很快得出结论，问题太复杂、争议太大，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具体建议，但勾画出裁军的总目标：所有国家必须废除战争，废除战争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停止军备竞赛，马上暂停原子弹试验；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消除小国之间爆发局部战争的风险，防止大国介入导致核战争。

　　第三委员会专门讨论科学家的责任，在公共政策、人类安全、青年教育、国际合作、思想自由等方面达成11点共识，得出结论：科学家在他们的专业工作之外最重要的责任是尽力去阻止战争，帮助建立一种永久而普遍的和平；他们可以通过向公众宣传科学的破坏性和建设性潜力来做贡献，也可以利用帮助制定国家政策的机会来发挥作用。

　　最后一天，每个委员会准备了一个报告在全体大会上讨论，并附在最后发表的声明中。会议闭幕时，成立了一个五人常务委员会，负责指导继续组织类似的会议，罗素当选为委员会主席。会后，许多科学杂志转载了会议发表的声明全文，其观点为许多国家的其他科学家团体和人民所接受。在苏联和中国，会议声明被广泛宣传，得到了许多科学家的赞同。在西方，会议的主要观点逐渐为许多科学家所接受。

　　1957年12月18日—20日，帕格沃什常务委员会在伦敦开会，确定今后会议采取三种形式：举行大规模会议，讨论普遍性的问题，公布针对世界大范围问题的解决办法；举行小规模的会议，澄清科学家自身的思想，研究科学发展的社会含义；举行小规模会议，讨论直接的政治问题，主要是针对影响国家政府的问题。按照多数科学家的建议，第一种会议偶尔举行，第二种会议后确定为帕格沃什年度会议，第三种会议为小型专题研讨会，每次都与一个特定的议题相关。会议还确立了帕格沃什的三个目标，即影响政府、建立科学家之间的沟通渠道和教育舆论。

　　从召开首次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至今，总共举行了55届帕格沃什会议年会。帕格沃什会议早就发展成为经久不衰的科学家国际和平运动。帕格沃什会议的基本原则是：科学家仅仅作为个人参加会议，既不代表某个组织，也不代表某个国家和政府，以利于参加者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交换思想，彼此达成理解和信任；自然科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家与政府决策人密切合作，从多学科、跨专业的角度探讨如何解决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的复杂问题；远离新闻媒体的视线，以保持会议的非正式与非官方性，为会议参加者营造一种有助于互相信任和坦率对话的气氛；寻求赞助多元化，由各国帕格沃什小组轮流主办会议，防止在经费上受制于人，以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

　　敦促各国政府放弃核战计划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发出的第二个呼吁是针对各国政府的。宣言结尾写道：“鉴于未来任何世界大战必将使用核武器，而这种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认识并且公开承认，它们的目的决不能通过世界大战来达到。因此，我们也敦促它们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相互间的一切争端。”宣言发表后，罗素将其副本分别送给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六国政府首脑。敦促各国政府放弃战争手段解决争端，比呼吁科学家参加会议、评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给人类造成的危险来，难度要大得多。科学家们没有让这个呼吁完全停留在字面上，而是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以防止核战争的爆发。

　　最初的行动是通过举行一系列科学家会议，客观深入地评估核战争对人类的危险，得出东西方科学家都认可、有科学根据的结论和建议，影响各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在帕格沃什专题研讨会上，各国科学家与军控专家对核军备竞赛和核武器攻击的可能结果作出科学客观、坦率明了的分析和评估，有助于敌对阵营保持战略平衡，放弃先发制人的战略企图，尤其是劝阻政治领导人不要做出轻率的冒险决定。科学家们还直接参与幕后调解，帮助化解战争危机，尽快结束武装冲突。帕格沃什常务委员会直接给政府首脑写信、发电报或与其面谈，调解地区武装冲突。

　　冷战结束后，参加帕格沃什会议的科学家们继续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核战争的爆发。2002年8月，第52届帕格沃什年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举行，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了第十个五年计划（2002～2007）的总目标，其中目标之一就是要继续把属于安全理念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利益矛盾、宗教敌对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决策人召集到一起，商讨对策和措施，避免那些拥有或可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卷入武装冲突或紧张局势中。

　　今天，在有关中东安全、恐怖主义、克什米尔、北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等专题研讨会上，来自敌对双方的自然科学家、人文社会学家和前政府高官参加帕格沃什会议的辩论和研讨，增加交流、理解与信任，缓和对立情绪和紧张局势。

　　促成一系列军备控制协定

　　倡导核裁军协议，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提出的第三个呼吁。这个呼吁是第一个呼吁——召集科学家会议的直接结果，同时是第二个呼吁——敦促政府放弃战争手段的预防措施。不过，由于裁军协定和其他协议最终需要各国政府去签署，裁军措施也需要各个政府去具体落实，科学家们如果要落实这个呼吁，首先必须设法说服各国政府接受科学家的科学分析和合理建议。

　　科学家们在促成裁军条约和军控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举行一系列专题研讨会、专家小组会和秘密会议，科学分析，客观探索，辩论停止和缓和军备竞赛的具体措施，在官方谈判之前首先在科学家之间达成一致，为官方谈判和政府级的官方协定铺平道路。随着一些与政府有联系、对局势发展有影响的科学家和学者，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官方科学家和政府顾问参加帕格沃什会议，帕格沃什会议讨论的观点更容易接近官方制定政策的水平。

　　此外，帕格沃什的议程还包括全面和彻底裁军、全面禁止核试验、禁止导弹飞行试验、无核武区、切断核原料的生产、反潜战、反击力量战略、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帕格沃什会议一直提供论坛，促进东西方之间的理解，帮助澄清问题，提出各种新思想和新方案，为政府级的谈判打基础。官方谈判越是陷入僵局，甚至破裂，东西方关系越紧张，科学家们就越抓紧时机开会，反复探讨解决难题的对策。

　　冷战时期，科学家们在其中或多或少贡献了智慧的国际条约主要包括《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些国际条约和军控措施并没有提供最终的解决办法，但是在冷战时期对不断升级的核军备竞赛起到了“刹车”作用。

　　冷战结束后，帕格沃什会议继续致力于防止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建议采取具体的步骤，消除所有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加强针对平民的常规武器的发展、生产和转移的国际监测和限制；把战争本身的发生率减到最少，并最终消除战争；寻求创造性的方法，赶在武装冲突爆发之前解决争端，并很快结束已经发生的武装冲突，使其破坏最小。

　　尽管核裁军条约的缔结和其他军控措施的谈判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参加帕格沃什会议的科学家们在其中发挥了特殊作用。1995年12月10日，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塞杰斯特德（F. Sejersted）在授予罗特伯拉特与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说：“帕格沃什运动在导致诸如1963年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1972年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会谈和生物武器协定的军备控制协定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它也一直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如此从根本上改变核裁军思想的主要贡献者……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因为那样的工作要给他们颁奖，同时表示希望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以便业已开始的裁军在将来某个时候真正带来一个没有核武器、更加安宁的世界。”帕格沃什科学家们长期为裁军与和平做出的独特贡献赢得了世界的公认。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五十年后的意义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发表五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并不比冷战时代更安全，人类仍面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谋求核武器的危险。这个时代更需要《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来作为人类行动的指南。

　　当今核大国仍把核武器当作保障国家安全的法宝。尽管美、俄之间签订了削减战略核武器的协议，但是，两国武器库中储备的核武器数目仍然惊人，双方的战略核武器一直处在战备值班状态，还不时举行核战演习，研制新式战术核武器，强化核威慑战略。从里根政府流产的“星球大战”计划到小布什当局极力推行的“国家导弹防御”（NMD）系统与“战区导弹防御”（TMD）系统，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制定国际战略的基点，仍未脱离“核威慑”这一冷战思维的巢臼。不甘心在军事上沦为二等强国的俄罗斯则通过不断更新“白杨”（SS）系列战略导弹，试图形成反制约力量，同美国相抗衡。2002年12月13日，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美、苏两国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从而使美、苏几代领导人和无数科学家、军控专家在上个世纪达成的限制军备竞赛的努力付诸东流，世界有可能倒退到无序而危险的核武器竞争时代。

　　同时，核武器早就扩散到了其他国家，公开宣布进入核俱乐部的成员包括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则是一桩路人皆知的秘密。此外，还有一些潜在的核国家正致力发展自己的核军备计划，某些非国家集团可能或已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材料的失控与流入非法分子之手的危险始终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生化武器作为“廉价的原子弹”，很容易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利益集团或政治狂人掌握。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的经济剥削、环境恶化、贫穷饥饿、资源短缺和分配不公，容易成为绝望、怨恨、敌意和暴力的温床，来自文化、宗教和种族方面的偏执导致不宽容，对极端行为提供精神上的误导，也增加了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扩大化的可能性。“9·11”事件之后，国际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威胁全人类福祉的最危险敌人，企图依靠武力威慑和基于先发制人的战略思维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与国际反恐斗争中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各种危险和潜在的不利影响，科学家们仍需要开展国际合作和跨学科研究，通过科学分析和理性探讨，积极影响大众媒体、国际科学共同体和政府决策者，为废除核武器和消除一切战争、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安全贡献新的智慧。促进科学技术用于人类的福利而不是毁灭，是各国科学家永恒的社会责任。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殃及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种种危险，任何负责任的政治家仍需像宣言所呼吁的那样，采取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政治问题，防止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演变成核灾难；即使拥有科学技术、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优势，政府领导人也不应该优先考虑采用战争手段，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

　　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没有战争、永久和平的美好世界，是各国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工业家共同努力的最高目标，也是以“和平崛起”为战略目标的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使命。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向全人类发出的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忘掉其他”，是人类永恒的格言！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有鉴于在未来的世界大战核子武器肯定会被运用，而这类武器肯定会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威胁，我们号召世界各政府体会并公开宣布它们的目的不能发展成世界大战，而我们号召它们，因此在解决它们之间的任何争执应该用和平手段。”
　　英文版的是：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in any future world war nuclear weapons will certainly be employed, and that such weapons threaten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mankind, we urge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to realize, and to acknowledge publicly, that their purpose cannot be furthered by a world war, and we urge them, consequently, to find peaceful means for the settlement of all matters of dispute between them."

The 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

Issued in London, 9 July 1955

Bertrand Russell and Albert Einstein

IN the tragic situation which confronts humanity, we feel that scientists should assemble in conference to appraise the perils that have arisen as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to discuss a resolution in the spirit of the appended draft.

We are speaking on this occasion, not as members of this or that nation, continent, or creed, but as human beings, members of the species Man, whose continued existence is in doubt. The world is full of conflicts; and, overshadowing all minor conflicts, the titanic struggle between Communism and anti-Communism.

Almost everybody who is politically conscious has strong feelings about one or more of these issues; but we want you, if you can, to set aside such feelings and consider yourselves only as members of a biological species which has had a remarkable history, and whose disappearance none of us can desire.

We shall try to say no single word which should appeal to one group rather than to another. All, equally, are in peril, and, if the peril is understood, there is hope that they may collectively avert it.

We have to learn to think in a new way. We have to learn to ask ourselves, not what steps can be taken to give military victory to whatever group we prefer, for there no longer are such steps; the question we have to ask ourselves is: what steps can be taken to prevent a military contest of which the issue must be disastrous to all parties?

The general public, and even many men in positions of authority, have not realized what would be involved in a war with nuclear bombs. The general public still thinks in terms of the obliteration of cities.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new bombs are more powerful than the old, and that, while one A-bomb could obliterate Hiroshima, one H-bomb could obliterate the largest cities, such as London, New York, and Moscow.

No doubt in an H-bomb war great cities would be obliterated. But this is one of the minor disasters that would have to be faced. If everybody in London, New York, and Moscow were exterminated, the world might, in the course of a few centuries, recover from the blow. But we now know, especially since the Bikini test, that nuclear bombs can gradually spread destruction over a very much wider area than had been supposed.

It is stated on very good authority that a bomb can now be manufactured which will be 2,500 times as powerful as that which destroyed Hiroshima. Such a bomb, if exploded near the ground or under water, sends radio-active particles into the upper air. They sink gradually and reach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in the form of a deadly dust or rain. It was this dust which infected the Japanese fishermen and their catch of fish. No one knows how widely such lethal radio-active particles might be diffused, but the best authorities are unanimous in saying that a war with H-bombs might possibly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race. It is feared that if many H-bombs are used there will be universal death, sudden only for a minority, but for the majority a slow torture of disease and disintegration.

Many warnings have been uttered by eminent men of science and by authorities in military strategy. None of them will say that the worst results are certain. What they do say is that these results are possible, and no one can be sure that they will not be realized. We have not yet found that the views of experts on this question depend in any degree upon their politics or prejudices. They depend only, so far as our researches have revealed, upon the extent of the particular expert's knowledge. We have found that the men who know most are the most gloomy.

Here, then, is the problem which we present to you, stark and dreadful and inescapable: Shall we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race; or shall mankind renounce war? People will not face this alternative because it is so difficult to abolish war.

The abolition of war will demand distasteful limitation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But what perhaps impedes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s that the term "mankind" feels vague and abstract. People scarcely realize in imagination that the danger is to themselves and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grandchildren, and not only to a dimly apprehended humanity. They can scarcely bring themselves to grasp that they, individually, and those whom they love are in imminent danger of perishing agonizingly. And so they hope that perhaps war may be allowed to continue provided modern weapons are prohibited.

This hope is illusory. Whatever agreements not to use H-bombs had been reached in time of peace, they would no longer be considered binding in time of war, and both sides would set to work to manufacture H-bombs as soon as war broke out, for, if one side manufactured the bombs and the other did not, the side that manufactured them would inevitably be victorious.

Although an agreement to renounce nuclear weapons as part of a general reduction of armaments would not afford an ultimate solution, it would serve certain important purposes. First, any agreement between East and West is to the good in so far as it tends to diminish tension. Second, the abolition of thermo-nuclear weapons, if each side believed that the other had carried it out sincerely, would lessen the fear of a sudden attack in the style of Pearl Harbour, which at present keeps both sides in a state of nervous apprehension. We should, therefore, welcome such an agreement though only as a first step.

Most of us are not neutral in feeling, but, as human beings,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if the issu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are to be decided in any manner that can give any possible satisfaction to anybody, whether Communist or anti-Communist, whether Asian or European or American, whether White or Black, then these issues must not be decided by war. We should wish this to be understood, both in the East and in the West.

There lies before us, if we choose, continual progress in happiness, knowledge, and wisdom. Shall we, instead, choose death, because we cannot forget our quarrels? We appeal as human beings to human beings: Remember your humanity, and forget the rest. If you can do so, the way lies open to a new Paradise; if you cannot, there lies before you the risk of universal death.

Resolution:

WE invite this Congress, and through it the scientists of the world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o subscribe to the following resolution: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in any future world war nuclear weapons will certainly be employed, and that such weapons threaten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mankind, we urge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to realize, and to acknowledge publicly, that their purpose cannot be furthered by a world war, and we urge them, consequently, to find peaceful means for the settlement of all matters of dispute between them."

Max Born
Perry W. Bridgman
Albert Einstein
Leopold Infeld
Frederic Joliot-Curie
Herman J. Muller
Linus Pauling
Cecil F. Powell
Joseph Rotblat
Bertrand Russell
Hideki Yuka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