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换钱攻略:大跃进的原因？

1、大跃进形成原因：
　　（1）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
　　（2）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
　　（3）党的领导人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
　　（4）国内反“右倾”斗争扩大化后，开明人士不敢提出反对意见。
　　2、大跃进表现：
　　（1）农业方面，提出了不切合实际的计划指标，并开始大办人民公社，有的虚报水稻亩产65127公斤。
　　（2）工业方面，工业方面的大跃进以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为中心。只求数量不求质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破坏了环境，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
　　3、大跃进影响：
　　“大跃进”是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是前进中遭遇的重大挫折。“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重大损失，使人民生活遭到了极大的影响。
　　大跃进运动：
　　1958-1960年全国范围里试图在工业和农业上“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后在全国展开。8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达到高潮、“大跃进”的标志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大跃进的后果使得这场运动最终难以为继，钢、铁合格率低下，大量资源遭到浪费，从1960年冬开始，这场脱离实际运动逐渐停止。

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大跃进灾难作出的结论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但未列出具体数据资料。

薄一波当时任副总理，参与了“大跃进”的决策全过程。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版，以下简称《回顾》）一书，则以大量数据，文件，领导人讲话等为基础，对当时党中央在主观方面的失误作了具体分析。

58年党中央提出的总路线，虽有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一面，但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而且，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国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然而，之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却是未经调查研究，未经试点而轻率发动的。由于经验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决议》）

大跃进灾难的形成，从主观错误方面来说，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是高指标。中央原定58年粮食产量3920亿斤，但由于“大跃进”是以反“右倾保守”的“大辩论”开路的，谁把指标定得低了，就有可能被打成“右倾保守”而被“拔白旗”，因而各地的的指标越报越高。

高指标无法达到，就只好浮夸虚报“放卫星”。58年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了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到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水稻亩产“卫星”时，已高达130434斤了。

各地的虚报和中央的指标形成了恶性循环。既然亩产量那么容易大幅度提高，中央的指标当然越改越高，到12月初的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58年粮食产量就宣布为“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了。

58年粮食虽然较前年有所增长，但经后来核实，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而中央却按6000－7000亿斤的产量进行征购。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严重地削弱了本来就很脆弱的农村生产力。”（《回顾》，第714页）

二是大炼钢铁的过高指标挤压农业。到58年7月底，全国累计产钢仅380万多吨，比当年1100万吨指标相比，还差700多万吨。毛泽东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就决定发动全党全民办钢铁。（《回顾》，第702页）投入全民炼钢的农村劳动力最多时达6000万以上，结果“严重妨碍当年的秋收，使很多粮食作物和其他农产品没有收回来，丰产没有丰收。”（《回顾》，第714页）

三是人民公社的“共产风”。一方面是“吃大锅饭”，“更加剧了农村的灾难”（《回顾》，第714页）。另一方面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61年农民平均年消费仅为68元，但平均每人被平调财物48.89元。当时农民家底薄，币值高，被平调走那么多财富，严重影响了农民生活。“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这股风对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的摧残和对生产力的破坏。”“‘共产风’刮得严重的地方，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家禽家畜大量宰杀，农具大量损坏，营养性疾病严重流行，土地耕作粗放或大量荒芜，产量一减再减。”（《回顾》，第765页）

四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在会后全党范围的“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多达三百几十万人，对党造成极大损伤；又在经济上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各种“大办”一拥而上，结果“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和多种主要农牧业产品的产量，“大都退到1951年的水平”。（《回顾》，第884页）

薄一波在《回顾》中，对大跃进造成的灾难程度和原因，比《决议》中要具体些，但对3年中的死亡人数仍是说得间接而含蓄。下面是两段相关的原文：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回顾》，第714页）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回顾》，第8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