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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

日本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外部条件，也有日本政府和人民自身的努力。

战后初期日本实行的民主改革，推动其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也对社会生产关系作了局部调整，建立起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有利于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从而将国民中蕴藏的劳动智慧和创造力激发释放出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动力。

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给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日本在宪法中被迫放弃战争权，以后又以允许美国驻军为代价，换取美国的“核保护伞”，致使其军费开支相当少，能够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和平经济的发展。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开始大力扶植日本，不仅给了它约36亿美元的“特需”订货，而且将没收的850家军需企业归还给日本政府，并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和援助，美国私人资本也大规模涌入日本。美国的扶植，使日本获得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一直非常重视教育，1872年政府颁布了全国统一的学制，强制推行小学义务教育。1947年又进行教育改革，将义务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初中。到50年代中期，全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受教育率高达94％，70年代中期又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上升，50～60年代在5％左右，70年代上升到6%～7%，1980年达到7.2％。在人才结构方面，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调整教育重点。在经济恢复时期，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把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作为重点；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国家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就把培养中级技术人才作为教育发展的重点；70年代以后，日本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政府又把培养能自主开发新技术的高级人才和熟练运用新兴技术的中级人才作为教育的重点。由于日本长期坚持“教育先行”的战略，为经济发展保证了人才资源。

日本政府利用国内外各种条件，确定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在这方面，日本的国家干预方式和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特点，都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政府根据日本的特点，一方面采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另一方面确立“贸易立国”的战略，积极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扩大进出口贸易，加强资本输出。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政府重视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甚至利用产业间谍来获取科技情报资料；同时在50年代实施审批制度，对引进工作加以管理和引导，以避免重复引进，节约外汇。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外汇支付能力加强，政府在这方面的管理才有所放松。日本引进技术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实际需要，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的。50年代中期以前，国家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主要引进电力、钢铁、汽车、造船、机械制造等基础产业部门的传统成套设备和技术。5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60年代初开始，逐渐转向以购买专利为主来引进新兴技术。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实现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又以引进尖端技术为主。为了对引进技术进行吸收改造，日本企业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吸引优秀人才，在仿造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改革创新。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195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45亿美元，1960年就达到近85亿美元， 1965年又上升到166.21亿美元，1970年跃升至近382亿美元。资本输出1970年累计达67.9亿美元。

长期坚持推行高积累、高投资和强化资本积累的政策，实现低成本高效益的运行机制，也是日本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内容之一。高积累的基础是高剥削率、高储蓄率和低福利。战后日本工人的工资水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低，而且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相反，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日本民众的家庭储蓄率(即家庭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却是最高的，由家庭储蓄形成的投资约占社会投资总额的1/3。此外，政府也进行巨额投资，60年代政府投资占到国内投资总额的24%左右，70年代上升到约30%。私人投资和国家投资两者相加，使全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1955年的17 030亿日元猛增到1985年的875 610亿日元，30年内增长50倍。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保持在1/3左右，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资本的投资效率也一直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在高效益的前提下，急剧增长的投资推动了日本经济迅速发展。

2.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资料及对中国经济发展借鉴:

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战争结束后，经过恢复与改造，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持续发展，西部、南部呈现繁荣景象；第二阶段，面对危机与“通胀”，经过调整，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形势好转，但债务负担沉重；第三阶段，通过调整政策，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进入新经济时代。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及其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1955至196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虽然在同一时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赶上了美国（法国为5.7％、联邦德国为5.1％、日本为7.2％、英国为2.8％），但是战后美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仍占有优势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美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90年代出现所谓的“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

美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表现在采取工业国有化的形式，而是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其主要特点是不断地依靠增加国家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依靠军事定货和对垄断组织甚至中小私营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虽然美国没有在战后实行工业国有化，其经济体制仍保持着较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在战后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重大科研项目、现代化公共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比如美国政府对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投资，从1945年至1970年共计175亿美元；对宇航工业的投资，从60年代末起每年投入50多亿美元。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战后科技革命的需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有直接的作用，然而，对新科技产业部门的投资风险高，因此战后美国政府就主动出面承担起对这些部门的投资任务。美国政府在战后对经济的干预还表现在，为了维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项目下通过国家购买进行出口，另一方面对某些美国产品的出口实行补贴。在“援外”项目下提供的出口在美国出口比重中，1949年占46％，50年代占30％左右，60年代占20％左右。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科研和教育网点，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等，在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系列新特点。首先，从50～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黄金时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经过“黄金时代”的发展从1961年的5 233亿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0 634亿美元；1965～197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以18％的速度增长。1970年美国拥有世界煤产量的25％，原油产量的21％，钢产量的25％。1971年美国拥有汽车1.11亿辆，83％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1970年美国农产品比1950年增长了2倍，一个农民能养活47.1个人。战后美国经济增长出现“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为：（1）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加强了干预；（2）为应付冷战而加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3）战后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4）利用战后的经济优势地位，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充分利用国外的廉价资源，其中特别是石油资源，从而极大地获取高额利润；（5）战后美国的国内政治局面相当稳定。

其次，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向西部和南部转移。美国传统的工业区在东北部，随着战后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传统工业负担的美国西部和南部，由于拥有新兴工业的原料——石油而特别适宜于诸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和南部的新财团也骤然兴起，在经济乃至政治上与传统的东北部财团形成激烈的竞争。比如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的资本家，形成了加利福尼亚财团，控制了美国最大的银行——美洲银行；而南部的得克萨斯州由于战时石油开采和军事工业的扩建也形成了得克萨斯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在50年代就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财团，其实力仅次于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得克萨斯财团的实力虽然差一些，但是它经常和其他财团结盟与东北部的老财团如摩根和洛克菲勒财团展开对抗。美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财团的兴起，对美国的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历届政府的大权主要由东北部的财团操纵，但是这种政治局面在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西部和南部的财团逐渐在政治上与东北部的财团展开竞争。美国的政治权力不再由“多雪地带”的东北部独占，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开始分享政治权力。

再次，现代跨国公司在美国兴起。跨国公司在20世纪上半期就已出现，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早期的跨国公司还是以局部地区为重点，其经济实力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也没有达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地步。战后，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获得空前的发展，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代跨国公司首先在美国飞速发展的原因是：（1）美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美国的垄断企业因此可以自由地向海外扩张，充分地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通过直接投资，以投资代替出口，扩大并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绝对份额，从而赢得高额利润。（2）美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经历了三次企业兼并的浪潮。第一次兼并浪潮发生于 19、20世纪之交，主要为同一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第二次兼并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其特点是从控制生产开始，到控制原料的供应和加工，直至最终控制销售市场。第三次兼并浪潮就发生在二战后，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其特点为混合合并，即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互不联系的企业进行合并和吞并，从而形成混合联合公司。这样的混合联合公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以争夺美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而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美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其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庞大的利润。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原先的主业是制造汽车，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公司除了制造汽车，还制造飞机发动机、洲际导弹、潜艇、宇宙飞船和家用电器等，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子公司，形成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60年代合并了120个不同的工商企业，并将业务扩展至全球，在海外的57个国家中建立150余家子公司，经营范围也扩大到面包和食品、人造纤维和纺织、建筑、旅游、印刷和出版、金融和保险等行业和部门，当然电话和通讯业依然是该公司的主业。

最后，战后美国的经济危机的烈度大大减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末，美国没有出现过1929～1933年那样的经济大危机，但是曾经经历过5次经济衰退（或者可以说发生过5次一般的经济危机）。战后美国经历的第一次经济衰退是在1948～1949年，其间工业生产下降了8.3％，失业率达5％。第二次经济衰退从1953年8月延续至1954年8月，工业生产的幅度下降 9.1％，失业率达6.2％。第三次经济衰退从1957年7月起到1958年4月止，时间虽比较短，但是程度却比较严重，工业生产骤然下降13.5％，失业率高达7.5％。1960年2月到1961年2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四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8.6％，失业率为7%左右。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五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8.1%，失业率达7%以上。从上述一系列数字可见，虽然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周期性循环，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依然相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现一次，但是经济危机的烈度都不很大，比如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基本在10%以下，只有一次在13.5%，但恰恰这次持续的时间最短。另一方面，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危机都实行了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手段，即运用赤字财政，通过膨胀通货，刺激总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避免大量的企业在危机中倒闭，同时控制失业率的急剧攀升，稳定社会秩序。当然，美国政府的这些国家干预的办法，在解决危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债大增，通货膨胀有增无减，以至于积重难返，对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

经济问题往往影响到政治变化和整个社会，举例，美国攻打伊拉克就是为了中东的石油，为了在中东保持他的军事存在，为了其经济保持全球霸权！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伊拉克整个经济和社会“翻天覆地”！经济利益是美国一切行为的根源，他的这些行为是很现实的，就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也往往因此而影响了世界的一些格局。
战后小日本经济出现奇迹，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是美国的鼎立支持，这是为了在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势力范围旁扶持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遏止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展。其次是小日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他在战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就是教育，小日本很注重教育事业，再有就是科技的投入，小日本不惜重金从西方先进国家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并不断进行自主创新，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还要不断进行产业升级！！

教育方面尤其要向西方学习
还有工业管理等等

经济问题往往影响到政治变化和整个社会，举例，美国攻打伊拉克就是为了中东的石油，为了在中东保持他的军事存在，为了其经济保持全球霸权！其结果我们都看到了，伊拉克整个经济和社会“翻天覆地”！经济利益是美国一切行为的根源，他的这些行为是很现实的，就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也往往因此而影响了世界的一些格局。
战后小日本经济出现奇迹，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是美国的鼎立支持，这是为了在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势力范围旁扶持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遏止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展。其次是小日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他在战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就是教育，小日本很注重教育事业，再有就是科技的投入，小日本不惜重金从西方先进国家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并不断进行自主创新，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还要不断进行产业升级！！

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无一例外地经受着价值规律和商业道德这两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和驱使。价值规律这只无形之手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早已为人们所共认，而商业道德为何也摆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商品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向前发展的今天，商业经营行为和商品交换原则不仅联系着生产和消费的商业领域，而且贯穿于商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和融资、消费等领域中。因此，商业道德既是商业经营者的行为规范，也是商品生产者的行为规范。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可以说，商业道德状况如何，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和全社会的道德面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众所周知，道德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而法制则是道德的后盾和保证，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商业道德为经济法制和法规的实施筑起第一道防线。在为实现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宏伟目标和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调控体系的积极奋斗中，在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同时，我们必须尽快构筑起社会主义商业道德规范，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扼止我国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缺斤短两、坑蒙行骗、欺行霸市、投机倒把，走私贩私等腐败之风蔓延，使社会主义市场运行进入有序状态。本文试就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特质、构成模式作初步探讨。

一

在我们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特质之前，首先探讨一下对目前市场上商业道德严重扭曲现象应持的正确态度。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但自原始氏族社会未期社会第三次大分工——商业同手工业分离时起至春秋战国时代，就曾存在过发达的商业活动和生机勃勃的民间商业精神。根据史圣司马迁《货殖列传》的记载，在物阜民丰的800里秦川，“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巴蜀地区地饶物丰“民工于市，易贾；”陇右地区则“与关中同俗”。燕赵地区的赵国以邯郸为中心，“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齐鲁地区鱼盐、丝织、冶铁名闻天下，足智多贾。当时虽多半仅限于地表资源的开发，但仍可看出南北东西，各产奇货，商人越山俎海，周流互易，供天下人民养生送死之需〔1〕。

关于农工商虞〔2〕四者的关系，司马迁认为是“待农而食之， 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司马迁还特别列举了齐国由泻卤不毛之地，因太公望采取了兴丝织渔盐之利的正确政策，使齐国衣冠天下，万民往归，至管仲相齐，兴商惠工，使齐国称霸天下。由此，司马迁总结并系统阐发了追求财富乃人之自然本性的观点。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3 〕他在列举了“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谚语后，进而揭示出“求利”是“自然人”千古不变的自然律，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4 〕上述观点闪耀着鲜明的唯物论思想光辉。

中华五千年的发达史表明，“商业以政治之治乱为盛衰，国势随商业之盈虚而隆替”，而且“商业盛者其国罔不兴，商业衰者其国罔不亡”〔5〕。 如果历代政权对于当时普遍存在的这种古典民间商业精神和求利求富的“自然人”的自然本性，采取“因之”、“利导之”、“教诲之”或“整齐之”〔6〕的正确政策， 中国的工商业将会以何种面貌呈现于历史呢？但自春秋战国时期起，尤其是秦国自商鞅主政后，把商业完全视作农业和巩固封建政权的对立物，把“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确定为基本国策。秦统一六国后，更把抑商政策推向全国。汉代不仅承继秦制，而且由于汉初政局稳定商业初步繁荣，对农业有某些冲击后，断然从理论上认定“商业损国”，因而用严厉的行政手段对商人实行“谪戍”，以示惩罚；其次竭力贬低商人社会地位，污辱其人格，突出者如不许商人作官，不许商人乘车马、衣丝绸、置土地；更甚的是“告缗”政策的推行，令民人举报“违法”商人，并将其资财田产之半数作为给举报人的酬赏。这种作法竟使商贾中中家以上均遇告，国家因此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宅亦如之。由于酷吏的严刑峻法，被告发者极少生还者。据《史记·平准书》的记载，算缗告缗制度的实行，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据孔泾源教授的研究，同抑商政策相配合的，还有对某些重要行业严禁商人经营，必由国家垄断的禁榷制；官府自设工场、作坊的管工制及地方官将本地土特产品无偿向皇室纳贡的“土贡”制，使得国家政权需要的大量物品如皇室用品及军事物资，都越过商品市场环节，从而抑制了商业。此外，还有必须“杀商贾之利”，以保证全国“利出于一孔”，不能让富商大贾富甲王侯，以其财势支配、役使属于国家的贫民〔7〕。

这种抑商的传统国策，尽管在唐宋等王朝受到过不少政治家的批评和责难，某些阶段也有些松动，但从公元前四世纪至整个十九世纪以前2000余年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进入二十世纪后的半个世纪中，历届旧政权虽然颁布了一系列振兴工商业的法令法规，但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国家主权尚不完整，工商业自然很难有根本的起色。共国诞生后，国际环境的封锁，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国内日渐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又视商业为纯消费行业，加上左的路线干扰，商品经济越来越萎缩。所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同世界统一市场接轨，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来说确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工商业发展最佳时期是来之不易的。对于目前我国市场上暴露的种种弊端、商业道德的严重堕落、腐败之风和对农业基础地位一定程度的冲击，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既要高度重视，认识其严重危害性，又不可悲观丧气，甚至惊惶失措。只要从人类历史长河的高度和世界统一大市场兴衰隆替的战略眼光出发，具体规划、稳步调整我国这一局部的产业政策，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控体系、制定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和法规的同时，建立并强化现代社会主义商业道德规范这一系统工程，我国市场的这种无序状态就会逐步有序化，从而保证国民经济高速而健康发展的。

二

社会主义的商业道德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形成的轨迹。

所谓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在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营销等各类活动中，所应遵循并被全行业普遍认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社会主义商业道德是社会主义总体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商业道德的形成轨迹，大体经历了三个步骤，即：

闪光的第一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商业道德；

艰难的第二步：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

充满希望的第三步：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商业道德。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和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而且社会的经济关系还包括它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和围绕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自1928年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商业道德诞生至今的70余年间，正是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不断发展和地理基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而发生新的演进。同时，由于商业道德也同社会总体道德一样，具有传统性、中外杂糅的融合性和继承性等特点，当代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亦是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和近代传统商业道德的精华并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商业道德的精髓，杂糅融合，形成了当代社会主义新的商业道德，我们试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闪着革命光辉的新民主主义商业道德。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解放区，长期处于内外反动派的包围和严密封锁之下，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军民生活均十分艰苦。但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世界观，武装了商业战线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教育了广大普通工人、店员，不仅使传统商德闪耀着新的光彩，而且形成了一些新德目。

1.信念、信心。这是新民主主义商德新的重要德目。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公营和合作社营商业部门的职工，都懂得社会发展史的基本道理，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常识，树立了较坚定的革命信念，而且坚信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被推翻，人民当家作主人；“土地还家”、“耕者有其田”，“赶走日寇，还我河山！”“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为全体职工切近的奋斗目标，他们坚信困难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事业必胜！这种坚定的信念和信心，使人们精神振奋，心齐团结，成为战胜各种困难的强大精神动力。

2.重大义、谋公利。这是职工们把传统商德的“重义轻利”发扬光大，把贯彻“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总方针，保证根据地军需民用、支援战争、同自己的具体业务工作联系在一起，为革命经商理财，树立了谋公利为荣，谋私利为耻的商德商风，造成了全边区的清廉之风。

3.诚信无欺。这是我国传统商德中的重要德目，根据地商业部门职工身体力行，为其注入了新的内涵。宋儒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8〕。明清时期闻名全国的徽商中， 歙县《洛阳江氏族谱》载有“长江遂业鹾宛陵，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此致累万”〔9〕。还有歙县梅庄佘先生“弱冠行贾，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而利反三倍〔10〕。说明在营销活动中，只有以诚实对待买主，最终必将盈得顾客的信任而获得厚利。根据地的公营商业是新生事物，是边区的“窗口”，因此边区商业工作者严格执行各项政策。如食盐为统销商品，各商店销盐时如实估量盐的质量，按质论价，并坚持售好盐，不售坏盐；决不抬高盐价。公营和合作社营商店各门市部营销行为，真正达到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境界，这同沦陷区和国统区内投机倒把、诈骗横行成为鲜明对比。

4.尽责敬业。根据地的商业工作者为把经商视作整个革命事业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自豪感。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人人是战士，人人是主人”，所以都尽职尽责，唯恐工作出一点弊漏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而对于上级一点点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都视作对自己价值的高度肯定，感到无尚光荣。这种高尚的敬业精神，造就了一代代新型的商业工作者，支撑着根据地不断扩展，直至全国的解放。

5.勤俭廉洁。为了扭转根据地财政经济的困难情况，广大商业战线的职工勤劳耐苦，努力发展边区生产。工厂工人爱厂如家，努力增产节约；商业职工则深入偏远山区采购各种土特产品如皮张、药材等，并把生活必需品、生产工具送到农牧民手中。同时以“为革命节约每一个铜板”的口号，杜绝各种铺张浪费，树立了勤俭节约为荣、奢侈浪费为耻的好风气。这种勤俭廉洁的作风，挫败了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拉拢和收买，打破了敌人的包围和封锁。

6.顾客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顾客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为了更好地满足农牧民生活的需要，他们在不少根据地创造了预约销售法，即深入农民群众中，自愿登记各户全年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数量，然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供给预约户。由于物价和税收是发展商业和影响群众经济利益的重要杠杆，根据地商业部门在制定物价政策时，十分注意公私兼顾，既做到不损害群众利益，又考虑到根据地的财政状况。在陕甘宁边区由商业部门和各界人士组成“评价委员会”，同政府和公营商店营业员一道肩负起平定物价的重任。公营及合作商店营业员自觉遵守物价纪律，主动纳税，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私营商店实行政府的物价政策，不偷税漏税，不搞黑市交易。同时作到不排斥私营商店盈利，不与民争利。

总之，以这种良好的商德商风为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商业道德同其他的新民主主义各项正确的政策一道，形成了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终于使革命事业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二）艰难的第二步：高度集中统一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引发了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第一次危机。

应当说，上述新民主主义美好商德在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和“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人们仍然把自己从事的工作看成革命事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把国营工商业承担的以出色的经济成就领导和影响“一化三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平抑物价、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作为最高使命。对传统商德中的诚与信、义与利、勤与俭、忠于职守、工作上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一代英模雷锋、时传祥、王进喜、张秉贵、徐学惠，只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对于50～60年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新民主主义商业道德存在的经济条件、地理基础的外部环境发生根本变动后，其凝聚力、感召力即逐渐减弱。这是因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民渐久矣。”〔11〕即是说，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要求是不断增长的，而贪图安逸又是一般自然人的天性。然而，只有社会主义的名义并不能产生甘食美味，更不能不劳而获，只有艰苦奋斗，勤劳耐苦，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有幸福的生活。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目的，只是开辟了创造共同富裕的途径。

1956年以后愈来愈严重的左的政治路线和僵化的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使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水平都很低的我国社会经济，无论是工业、农业和商业，都实际上成了公有化程度最高的全民所有制。把自然人和自然人组成的家庭对物质财富（实际是生存的物质资料）的属有或结合的观念完全同生产者的劳动行为分离。而高度公有的社会主义又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使人们丧失了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任力和向往力；在分配制度上，又对人们因劳动技能的高低、熟练度和勤与惰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质与量明显差别不予肯定，“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更重要的是“政企合一”，工商企业成为政权机关的附属物，商品生产产品化，从而窒息了工商企业的内部微弱活力。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管卡压”“流通决定生产”、“全民服务”和“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使构建中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受到全面践踏。

批判“利润挂帅”，造成经商不理财、不搞成本核算、赔钱有理、盈利挨批的违反人间常识的现象，使人们见“利”而惧。

批判“物质刺激”，不仅否定了计件工资，而且否定了对优秀劳动者的任何物质奖励，也就否定了人们的荣誉心和上进意识。

批判“管卡压”，全面否定了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之陷入全面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

批判“流通决定生产”，使商业企业无视社会供求和流通对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以产定销，不仅窒息了工商企业的生命力，而且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批判“全民服务”，反对商品花色品种和商店中经营商档商品，窒息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创新发展的天赋使命。

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实行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根本否定商品、货币、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再加上对“白专道路”的批判，使职工不敢学技术、钻业务、懂商品。

上述种种批判的结果，使构建中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同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一起，被推上了绝路，文化大革命后期流行这样一首顺口溜；“国外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工商企业内部劳动纪律松驰，消极怠工，职工乱拿原料和商品，店员与顾客纠纷不断，表明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发生了第一次危机。至本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不仅宣布了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而且也宣布了这种体制下商业道德的被否定。

（三）充满希望的第三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当代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的构建。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了诸如农村的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自主经营和放开价格及产销一体化等，还有从中外市场对接的高度发展内外贸易和中外经济合作， 市场运作模式上提出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相结合。 至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理论突破，是小平同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其决定并为其服务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德目含义为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是相通和相似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12〕。根据马洪等同志的研究，市场经济的共同点是：

1.承认个人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它们自由地作出经济决策，独立地承担决策的经济风险。

2.建立起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由市场形成价格，保证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

3.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对市场运行导向和监督，弥补市场经济本身的弱点和缺陷。

4.必须有完备的经济法规，保证经济运行法制化。

5.要遵守国际经济交往中通行的规则和惯例〔13〕。

以上各点表明，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必须具备的共同之点。

须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而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向社会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济组织。所以，凡是独立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都是市场的主体。而经济利益——尤其是最大经济利益和最高利润，乃是市场得以运行的原动力。同时，市场经济的天然竞争规律又必然驱使各市场主体不断通过技术进步，以最小的消耗或投入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而这种最大经济利益的取得归根结底是在于为社会消费者提供的价廉物美的商品数量。这些市场经济的基本特质正是决定商业道德体系的核心所在。

在目前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同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建国后又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之下，对于当代世界的市场经济还不够了解。由于左的或传统的定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对那些本来并不受阶级属性影响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共同规律的结晶，也往往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斥，这是极其有害的。列宁的名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4〕。邓小平同志也提醒我们：“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15〕。对此，江泽民同志还特别指出：“迄今为止，市场经济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么实行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如何有效衔接和更替，其间有许多复杂的情况需要研究，有许多突出的矛盾需要解决”〔16〕。这也正是当前我国市场上运行机制的严重失调和无序、商业道德的滑坡——有些是良心丧尽，广大社会公众强烈呼吁重建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源。

三

现在，我们来考察当代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基本德目及其内涵。

在考察这一问题时，除了必须注意市场经济的共性和必然体现对中国古代传统商业道德的继承及对当代资本主义商业道德精华的汲取、杂糅与融合，更重要的则是注意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所具有的特质，否则就同资本主义市场混为一谈了，这恰是我们竭力避免的。根据马洪等同志研究〔17〕，其区别点主要是经济上的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的共产党领导，此二者都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目标。当然，这里所说的公有制已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的全民所有制，而是逐步具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特点的国有及由国家控股的大中型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这就可以使私人资本的膨胀受到制度的制约。而只凭借私人资本参与分配会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最重要的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能够保证社会公正，协调地区发展，消除贫困现象，政府通过制订政策和自身控制机制来防止收入差距过份拉大，造成富的越富，穷的越穷，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平稳地向前迈进。

当代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基本德目的实质内涵是：

1.世界眼光，新世纪意识。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统一大市场的统一程度越来越提高。号称日本赚钱之神的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于1979年初在其名著《谋与断》一书中提出“世界的下一个繁荣”问题时说：“我认为21世纪会以中国人及日本人为中心，在亚洲繁荣起来”〔18〕。最近，欧洲经济界人士亦著文称中国将和东南亚等一起取代北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盛地区。所以当代中国商界不仅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和新世纪意识，而且要肩负起21世纪挺进欧美并占领部分世界商场的重任。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商人应该也必须扮演重要角色。以全新的世界意识迎接入关后的挑战。

2.固信念，增信心。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基本国策的确立，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方面使社会主义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轨道，同时使传统的农业中国找到了现代化的富强之路。只要把市场经济的强大活力同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很好地结合起来，调整好各种物质利益矛盾，消除分配不公造成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就一定会有全局的稳定和中华的腾飞。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主体的中国商界，必须坚定信念，增强胜利的信心，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

3.诚信无欺，立商之本。诚实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品格，加拿大著名企业家金克雷·伍德说：“这种品质就是促使永久性成功的生命力”〔19〕。因为“在短时期内想获得一大笔金钱的确容易，但是从长远看来，那真是奠定企业失败的基础，永远不可能成功。”“想求得胜利的人，必须极力避免这种情形发生”〔20〕。心存欺诈的成功，恰恰是迈出了失败的第一步。“做生意虽是私人营业行为，但必须时时顾及社会的利益，目前商场上欺骗行为，多不胜举，均为顾客所深恶痛绝。对顾客忠诚，时间会培养出顾客的信心”〔21〕。所以，大大小小的商人都必须牢记：在商海中要想使自己不遭遇倒闭的恶运而且不断发达，那就是诚实，诚实对待每一位顾客，每一笔生意。而欺诈则是绝了企业的生命。

4.义中取利，实业富国。金钱是财富的标志，金钱的拥有量又往往是幸福程度的代名词。所以在金钱问题上，自古迄今，往往表现三种怪现象：一是贪婪，恨不得一口吞掉整座国家金库。那种永无止境的贪欲，简直难以置信；二是急不可待，一遇到可能捞钱的机会，就刻不容缓，梦想一夜之间就由穷光蛋变成亿万富翁。因此作出十分愚蠢的决策；三是难以置信的重复性。自古迄今，有多少嗜利之徒身陷囹圄甚至走上断头台？在当代，又有多少地位显赫的共产党员在金钱面前低眉折腰、匍匐于地，甚至身败名裂，命丧黄泉，死无葬身之地。前有刘青山、张子善，今有李效时、王宝森……。我国有二句民谚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金克雷·伍德也说：“人生的喜怒哀乐，几乎都围绕着金钱打转”〔22〕。难道金钱的诱惑真的挡不住？真如“冬冷夏热，春种秋收”那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吗？实际上，不作金钱的奴隶，在金钱美色面前不为所动的铮铮铁骨，从古至今更是史不绝书，他们才是历史的主流。如何处理好金钱与道德的关系的确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一个工商企业家要想在涛涛商海中不被吞没并财源滚滚，就必须作到：

第一、坚持义中取利。当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大大提高，但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仍排在倒数的位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想使社会主义增强凝聚力、感召力和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信誉，就必须使中国摆脱贫穷。这就是今天的大义所在。近代中国的著名爱国实业家范旭东、侯德榜、宋则久都曾以“要救国，先救穷”为目标，成为顶天立地的巨人。当代中国工商企业家，更应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创造出前无古人的业绩。

第二、最起码也要做到不取不义之财，用立大义来节制取不义之财恶念的膨胀。假冒名牌商标，不但是从别人嘴里抢饭吃，而且是有意砸别人用辛勤劳动创出来的饭碗。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自然要受到国法制裁，是经商者的大戒。

5.竞价廉，争物美。商场如战场，但商品市场上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物美价廉的竞争。同类商品中哪种价格最合理、商品质量最合于社会大众需要，相形见绌者就会被淘汰掉，其最优者就会在区域市场中取得垄断地位。所以，工商企业家要随时研究社会大众需求的变化，不断改进自己商品的质量并完善售后服务。用非正当的回扣等手段贿买采购员的手段促销，仅见效于一时，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

6.认股份，均商利。社会主义的工商企业，要真正把“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落到实处。使职工在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工作感兴趣；同时对优秀员工的劳动在报

废话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