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14尼克杨次世代面补:木棉写作文应是写什么事,怎么抒情?

舒婷《致橡树》可以听听看看

铁栏外面，夜色正如同被水洗过一样，慢慢的淡下去，露出些许的鱼肚白来。星光都隐没不见，只剩下苍白的一角月。
“最后的夜不是满月，有点儿遗憾……”我轻轻地笑了，随即摇摇头，习惯性的抬手摸着自己的鼻子，铁质的镣铐丁丁当当地响起来，“这月倒是和我的光景很相配。”
临近死亡的感觉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我虽然早有死的觉悟，可是却从来没有真的设想过如今的情景。我就像是被临时拖来的群众演员，拥上舞台，才发现自己连台词都一字不知。
我很不浪漫，所以没法如同那个姓周的同志一样在刑场上慷慨的说那枪声正如同婚庆的礼炮。事实上我的内心冰冷，死亡的恐惧麻木了伤口的痛楚，而外表的平静后面，是惊涛骇浪的遗憾和恐惧。如果让我再活十年，如果让我再活一年，如果……现实的狂风将一树的“如果”吹落在地，“死亡”这个半兽人猖狂地践踏而过，而我只能束手无策的看着，绝望地等着那一刻的来临。
我像曾经听过的、看过的就要“就义”的共产党员那样试图回忆，脑子里却是一片断壁残垣，想要生存的野草执着的从砖缝里面冒出头来，可再顽强的生命也抵不过肆虐的火焰。左手放在胸前，闭上眼睛，依稀记得十五年前入党的时候，自己所说的誓词。少年的自己朗声说“勇于牺牲永不叛党”，事实上在大多数人眼里，我自始至终就一直是叛徒。而到现在，我仍然不愿意做祭坛上可怜的三牲。无数次的设想如果再谨慎一点，如果再怎样一点儿，结果就不会如此凄凉，然而我知道，所有的“如果”都没有意义，因为出卖我的人，是她。
第一次刑讯的时候她就在被吊起来的我的对面，我看向她，她亦望向我，我轻轻地笑了一下，她垂下眼睛。我看着她的笔尖划破了记录的本子，然后她轻轻说声“对不起”，转身出去。几分钟以后拿了支新的钢笔进来，却再不看我。
十年相恋，诀别原来也是这般容易。
其实我是爱她的，尽管我从未说过，尽管我一直告诉自己，我是坚贞的共产党员，不该跟她——国民党准将的女儿，我这里的搭档有任何一丝的纠葛。
我一直在想，在我生命短短的31年中，最快乐的时光到底是哪一段？故乡的时候，旅日的父亲与来犯的日军交涉互不侵犯的条件。他把私塾的先生，一个年老的共产党员，我的亲伯父交给了日本人。血光一闪，村子仍旧是安静的桃源。邻近的村落那夜被洗劫一空，火光和浓烟在数里之外亦是清晰可见，山溪泉水为之飘红。数年后村子成了解放区，他们杀死了他，罪名是卖国。彼时的我留学西洋，刚刚立下了一生的信仰。
我和她一起回国，在轮船上相谈甚欢。夕阳朝日，她笑着问我说如果船像铁达尼一样沉掉，我会不会是让女士优先的绅士。我说大西洋底盛不下浪漫的诗人，她笑得弯了腰，法式的轻纱便帽随风掉到海里，她索性把丝巾也扔了，笑说：挥一挥帽子，可否带走一丝云彩？我的上级不知怎的知道了这些小事，就说正好，你就去最特殊的战线，做别人无可替代的事情吧。我没有任何异议的欣然而去，一去十年。
五年后国民党派精通日语的我诈降卧底，她主动要求和我一起执行这个或许有去无回的任务。我们成了传说中的双重间谍，夫妻相称朝夕相处三年有余。我记得住宅的三合院里有棵很大的核桃树，她总是拉着我快步的跑进房里，说是怕毛虫掉到领子里。我常笑她胆小，她便扁扁嘴说你不怕今年你自己去砸核桃好了，正好省下一份工钱。事实上砸核桃的还是请来的工人，她除了工钱，还要给人装上一大兜青皮核桃。
我轻轻的笑了一下，在这散发着霉味的牢房里，似乎还能够闻到她炸得香喷喷的核桃味。我从未有过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却给了我这样真实的幻觉。
有一年冬天极冷，冻裂了暖气的管道，我和她就抱在一起缩在厚厚的毯子里面，不懂德文的她很快乐的把我的精装原版马列丢在脸盆里烧着取暖，我看着火光熊熊，她的发丝软软的划过我的脸庞，那一点小小的遗憾，也被浓浓的幸福感冲到爪哇国去了。
微冷的晨风中我缩了下身子，铁镣又发出轻微的碰撞声，上次被俘好像没这么麻烦嘛，我自嘲的想。那次不小心被自己人抓到，有个七十多岁扎着白手巾的老大爷摸着我的头无限惋惜的说，挺好的小伙子，咋就跟着日本人打自己人呢，要不得哦。他粗糙的大手很是温暖，我狼吞虎咽的喝着他刚给我的红薯粥，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荣升上校，组织又说新时期特殊战线的力量只能加强不能减弱，我认真执行着命令，“黎明就在眼前”我的党向我保证着。重戴红星已经不能再让我如同少年时候一样激动不已，我只是好想脱下脸上的面具，堂堂正正的生活；只是想这些年死去的人不必白流热血，活着的人不用再上战场。虽然我没想到我竟然无法看到那一天……
她的父亲因为我传递而出的情报战死沙场，她敏感的追查让我无所遁形，三年生活的点滴或许给了她更多的证明，终于有一天她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带着荷枪实弹的宪兵。
“只有你……”她一字一句的说，丧父的悲痛还未从她的眸中擦去，她的眼中带着红丝，“只有你能接触到那样的机密……”我无话可说，十年并肩作战的朋友皆视我为披着羊皮的狼，或许更甚——附骨之疮。
我靠在长着苔藓的墙上，摇摇头笑了，敌营十年，是敌是友早已模糊不可辩白。昔日的战友把战败的阴影和失去亲人的痛楚化作暴戾的皮鞭，撕碎了我的衣衫皮肉。这黑白不分的年代，有个可以恨的人，在我看来也是一种福气。像我这样，信仰着自己的信仰，却爱着那信仰的敌人，才是真的可悲……
外面由远及近的传来马靴的声音，钢枪撞击靴尖的声音，嘈杂的人声，我支撑着站了起来，五六个宪兵打开牢房的门，我的时辰到了。
我拖着沉重的镣铐在宪兵们的“贴身保护”下走上洒了无数鲜血的雨花台，鞋底踩在那些精致光滑的石头上面，步履不觉有些踉跄。清晨朦胧的雾中我看到不远处黑衣的少妇从轿车中下来，那是带着黑色眼镜的她。
早晨的太阳在密密的云层中透出缕缕淡金色的光，宪兵们齐刷刷的踢着正步向后退去，我听见枪栓拉起的咔嚓声，无情的宣布着最后的时刻就要来临。我没有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冲动，我只想看她那曾经深情似水的眼眸，可会为我洒下一滴清澈的泪？
震耳的枪声划破清晨的宁静，枪口升起青白色的烟雾，我感觉到温热液体润湿了单薄的衣衫，然后我的身体倒了下去，顷刻被彻骨的寒冷完全的沁透，耳边有惊鸟的鸣叫，那是在这世上我最后听到的声音。
我的泪，缓缓划过脸颊，落在暗红的雨花石上，泛起珍珠样的光。

铁栏外面，夜色正如同被水洗过一样，慢慢的淡下去，露出些许的鱼肚白来。星光都隐没不见，只剩下苍白的一角月。
“最后的夜不是满月，有点儿遗憾……”我轻轻地笑了，随即摇摇头，习惯性的抬手摸着自己的鼻子，铁质的镣铐丁丁当当地响起来，“这月倒是和我的光景很相配。”
临近死亡的感觉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我虽然早有死的觉悟，可是却从来没有真的设想过如今的情景。我就像是被临时拖来的群众演员，拥上舞台，才发现自己连台词都一字不知。
我很不浪漫，所以没法如同那个姓周的同志一样在刑场上慷慨的说那枪声正如同婚庆的礼炮。事实上我的内心冰冷，死亡的恐惧麻木了伤口的痛楚，而外表的平静后面，是惊涛骇浪的遗憾和恐惧。如果让我再活十年，如果让我再活一年，如果……现实的狂风将一树的“如果”吹落在地，“死亡”这个半兽人猖狂地践踏而过，而我只能束手无策的看着，绝望地等着那一刻的来临。
我像曾经听过的、看过的就要“就义”的共产党员那样试图回忆，脑子里却是一片断壁残垣，想要生存的野草执着的从砖缝里面冒出头来，可再顽强的生命也抵不过肆虐的火焰。左手放在胸前，闭上眼睛，依稀记得十五年前入党的时候，自己所说的誓词。少年的自己朗声说“勇于牺牲永不叛党”，事实上在大多数人眼里，我自始至终就一直是叛徒。而到现在，我仍然不愿意做祭坛上可怜的三牲。无数次的设想如果再谨慎一点，如果再怎样一点儿，结果就不会如此凄凉，然而我知道，所有的“如果”都没有意义，因为出卖我的人，是她。
第一次刑讯的时候她就在被吊起来的我的对面，我看向她，她亦望向我，我轻轻地笑了一下，她垂下眼睛。我看着她的笔尖划破了记录的本子，然后她轻轻说声“对不起”，转身出去。几分钟以后拿了支新的钢笔进来，却再不看我。
十年相恋，诀别原来也是这般容易。
其实我是爱她的，尽管我从未说过，尽管我一直告诉自己，我是坚贞的共产党员，不该跟她——国民党准将的女儿，我这里的搭档有任何一丝的纠葛。
我一直在想，在我生命短短的31年中，最快乐的时光到底是哪一段？故乡的时候，旅日的父亲与来犯的日军交涉互不侵犯的条件。他把私塾的先生，一个年老的共产党员，我的亲伯父交给了日本人。血光一闪，村子仍旧是安静的桃源。邻近的村落那夜被洗劫一空，火光和浓烟在数里之外亦是清晰可见，山溪泉水为之飘红。数年后村子成了解放区，他们杀死了他，罪名是卖国。彼时的我留学西洋，刚刚立下了一生的信仰。
我和她一起回国，在轮船上相谈甚欢。夕阳朝日，她笑着问我说如果船像铁达尼一样沉掉，我会不会是让女士优先的绅士。我说大西洋底盛不下浪漫的诗人，她笑得弯了腰，法式的轻纱便帽随风掉到海里，她索性把丝巾也扔了，笑说：挥一挥帽子，可否带走一丝云彩？我的上级不知怎的知道了这些小事，就说正好，你就去最特殊的战线，做别人无可替代的事情吧。我没有任何异议的欣然而去，一去十年。
五年后国民党派精通日语的我诈降卧底，她主动要求和我一起执行这个或许有去无回的任务。我们成了传说中的双重间谍，夫妻相称朝夕相处三年有余。我记得住宅的三合院里有棵很大的核桃树，她总是拉着我快步的跑进房里，说是怕毛虫掉到领子里。我常笑她胆小，她便扁扁嘴说你不怕今年你自己去砸核桃好了，正好省下一份工钱。事实上砸核桃的还是请来的工人，她除了工钱，还要给人装上一大兜青皮核桃。
我轻轻的笑了一下，在这散发着霉味的牢房里，似乎还能够闻到她炸得香喷喷的核桃味。我从未有过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却给了我这样真实的幻觉。
有一年冬天极冷，冻裂了暖气的管道，我和她就抱在一起缩在厚厚的毯子里面，不懂德文的她很快乐的把我的精装原版马列丢在脸盆里烧着取暖，我看着火光熊熊，她的发丝软软的划过我的脸庞，那一点小小的遗憾，也被浓浓的幸福感冲到爪哇国去了。
微冷的晨风中我缩了下身子，铁镣又发出轻微的碰撞声，上次被俘好像没这么麻烦嘛，我自嘲的想。那次不小心被自己人抓到，有个七十多岁扎着白手巾的老大爷摸着我的头无限惋惜的说，挺好的小伙子，咋就跟着日本人打自己人呢，要不得哦。他粗糙的大手很是温暖，我狼吞虎咽的喝着他刚给我的红薯粥，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荣升上校，组织又说新时期特殊战线的力量只能加强不能减弱，我认真执行着命令，“黎明就在眼前”我的党向我保证着。重戴红星已经不能再让我如同少年时候一样激动不已，我只是好想脱下脸上的面具，堂堂正正的生活；只是想这些年死去的人不必白流热血，活着的人不用再上战场。虽然我没想到我竟然无法看到那一天……
她的父亲因为我传递而出的情报战死沙场，她敏感的追查让我无所遁形，三年生活的点滴或许给了她更多的证明，终于有一天她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带着荷枪实弹的宪兵。
“只有你……”她一字一句的说，丧父的悲痛还未从她的眸中擦去，她的眼中带着红丝，“只有你能接触到那样的机密……”我无话可说，十年并肩作战的朋友皆视我为披着羊皮的狼，或许更甚——附骨之疮。
我靠在长着苔藓的墙上，摇摇头笑了，敌营十年，是敌是友早已模糊不可辩白。昔日的战友把战败的阴影和失去亲人的痛楚化作暴戾的皮鞭，撕碎了我的衣衫皮肉。这黑白不分的年代，有个可以恨的人，在我看来也是一种福气。像我这样，信仰着自己的信仰，却爱着那信仰的敌人，才是真的可悲……
外面由远及近的传来马靴的声音，钢枪撞击靴尖的声音，嘈杂的人声，我支撑着站了起来，五六个宪兵打开牢房的门，我的时辰到了。
我拖着沉重的镣铐在宪兵们的“贴身保护”下走上洒了无数鲜血的雨花台，鞋底踩在那些精致光滑的石头上面，步履不觉有些踉跄。清晨朦胧的雾中我看到不远处黑衣的少妇从轿车中下来，那是带着黑色眼镜的她。
早晨的太阳在密密的云层中透出缕缕淡金色的光，宪兵们齐刷刷的踢着正步向后退去，我听见枪栓拉起的咔嚓声，无情的宣布着最后的时刻就要来临。我没有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冲动，我只想看她那曾经深情似水的眼眸，可会为我洒下一滴清澈的泪？
震耳的枪声划破清晨的宁静，枪口升起青白色的烟雾，我感觉到温热液体润湿了单薄的衣衫，然后我的身体倒了下去，顷刻被彻骨的寒冷完全的沁透，耳边有惊鸟的鸣叫，那是在这世上我最后听到的声音。
我的泪，缓缓划过脸颊，落在暗红的雨花石上，泛起珍珠样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