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法规与国家安全:关于钱学森的问题(有重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品牌网 时间:2024/03/29 22:58:24
当时钱学森在美国作为一位举足轻重的科学家,被美国政府限制回国,但周恩来通过外交手段将钱学森等人又请回国了。
美国是不会做亏本生意的,那么周恩来是以什么条件将“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抵的上三个军”的钱学森请回来的呢?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汉族,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193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55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争取下回到中国。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他还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1995年,经中宣部批准及钱学森本人同意,母校西安交通大学将图书馆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了馆名。2009年10月31日北京时间上午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为了进一步弘扬钱学森同志爱国,创新、奉献的业绩与精神,经中央研究,决定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建设钱学森图书馆。2011年12月8日,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提醒,上面的那个网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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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就知道中国有“四大发明”。直到现在想起也每每激动不已。是啊!当人类的思想火花崩耀在铅印的纸面上时;当郑和的远洋船队浩浩荡荡驶向一块块蛮荒的土地时;当欧洲人把玩着火枪火炮骄横的争战四方时。作为一个让世界享有文明的中国人无不对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和领先于世界的科技而自豪!

然而祖宗智慧的荣耀并不是我们躺在上面无所事事、沾沾自喜的资本。我们需要再次拿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来,万众一心,再造我们的荣耀和辉煌。

一切的怯懦和不自信不是我们甘愿充当“洋人二奶”的理由。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韩国人学习,当然我们如果抛弃一些私心杂念和不知何时养成的成见,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捡起新中国曾有的民族精神来,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科技也许就不会不如人了。

一、 旧中国,一盘散沙,科技不堪回首

中国人的友善谦和最终没有把自己的发明象欧洲人那样作为掠夺它国资源占领它国市场以发展自己经济的工具。倒是1840年之后西方人凭借中国人发明的火药、罗盘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从此,一百多年的历史,使西方列强维持下的中国封建小农经济再也没有生长出值得自豪、骄傲的科学技术。伴随着是政治的日益没落、腐朽和国家的殖民化!科技则完全掌握在洋人的手里。即便鲜有的一点科技火花也在洋人黑重的手里重重的熄灭了。

正如一位伟人所说:“国家资源被洋人、买办、封建地主的实质把持及仅有的一点民族资本的步履维艰、奄奄一息。最终导致政治的彻底腐朽化,军事的彻底衰弱化,使灾难深重的国家、民族日趋成为一盘散沙……而这些,使民族精神的凝聚已无从谈起。科技的振兴几乎是一场梦。”

是啊!随着民族精神彻底的丧失,中国的科技已无任何出现和生存的希望!科技只能成为有识之士内心中永远的梦和永远的痛。

而民族精神的丧失及科技的他人性,最终导致中国历史上一些奇怪现象的发生。诸如:洋灯、洋油、洋火、洋烟、洋布、洋面、洋车、洋船、洋房等等一系列小到火柴大到汽车、轮船、楼房均冠以“洋”字开头的东西堂而皇之的出现在若大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洋”的氛围下最终导致中国主流思想行为的“崇洋媚外”,及一切国计民生的“不能自己”,一切的科技都仰赖于“似乎自然的高人一等的洋人”。洋人真正成中国科技的主宰者,成为中国的一切主宰者。

这是一段中国人最为惨痛的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一个中国科技的空白期,是中国几乎一切商品都烙印上洋人印记的非常时期。也是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最为黑暗、最没有自主的时期。

慢慢长夜,中国科技的春天在哪里?有识之士们不竟大声呼喊:“中国,必须实业救国,必须科技救国!”

二、 新中国,重新凝聚的民族力量和焕发的民族精神使中国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然而,对于“科技振兴,实业救国”,面对惨痛的历史,有识之士们真真切切的感到:唯有打到封建买办腐朽的政治、经济及洋人的实质统治,重新凝聚民族力量,唤起久违的民族精神,中国的“实业救国和科技振兴”才能到来!

对于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上半页的中国,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于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崭新的中国于1949年诞生了!

这是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标志着西方列强和封建地主买办阶级统治时代的彻底终结,标志着一个空前民族团结和睦共创伟业的伟大时代的到来。

每一个外来人似乎都能看出,在中国人民喜气洋洋的脸上,流露出的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新中国。这个中国第一次百多年来把一盘散沙的民族重又凝聚起来;一种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不甘于落后他人的民族精神从此被唤醒;一百多年来,久违的民族激情在共产党的新中国终于被熊熊点燃。人们好不怀疑,一个科技的春天就此到来了。

然而新中国接手着是一个破烂不堪,一穷二白,没有任何科技基础,甚至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没有的中国。中国怎么办?一个伟人这样说:中国,一穷二白,就好比一张白纸。不过我们可以在这张白纸上画上最美最好的画卷。

是啊!什么都没有,科技更是无从谈起。不过,凭着新中国领袖们眼光的长远和政治的清明;凭着人民的团结和从来没有过的激情、干劲;凭着新中国从领袖到普通百姓的整个民族所焕发出的那种前所未有的民族精神、那种“不崇洋不媚外,不性鬼不性邪,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民族力量,使新中国震撼的历史又一次让世界人民刮目相看。

别的不说,仅就新中国的科技成就就让所有的人兴奋不已。而这一切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用比西方国家更少的时间取得的。更为可贵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短短30年就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科研体系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今后中国科技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牢固的基础。而这一切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不妨来看看新中国取得的部分科技成果:

1950年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要研制原子弹的决定

1954年中国第一批飞机及其发动机试制成功,两年以后,中国首次试制的歼五喷气飞机获得成功,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成批生产喷气飞机的国家之一。

1956年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要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向现代科学进军”。

1956 年 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主持、制定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选定了“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作为“发展规划”的四项紧急措施,并制定了计算机科研、生产、教育发展计划。我国计算机事业由此起步。

1956 年8月25日 我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着名数学家华罗庚任主任。这就是我国计算技术研究机构的摇篮。

1958年5月,毛泽东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中国开始实施代号“581工程”的卫星计划。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聂荣臻副总理兼任国家科委主任。

1958年,中科院计算所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小型电子管通用计算机103机

1958 年8月1日 我国第一台小型电子管数字计算机103机诞生。

1958 年 我国第一台自行研制的331型军用数字计算机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研制成功。

1959 年9月 我国第一台大型电子管计算机104机研制成功。

1961年自50年代建成了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对核能的和平利用。

1960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心下,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大力加速尖端科学研究的3年规划和八年设想。

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在华东某县探空火箭基地发射成功。

1960年地地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成功。

1963年1月2日为一位右手完全离断的病人实施断肢再植手术,成为世界医学史上首例成功的断肢再植病例。

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试验成功。

1964 年10 月15 日16时,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

1964年 我国第一台自行研制的119型大型数字计算机在中科院计算所诞生

1965 年6月 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晶体管大型计算机109乙机在中科院计算所诞生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向国务院建议制定我国人造卫星的研制计划被正式列入国家任务,由聂荣臻亲自挂帅组织实施。

1965年9月17日,中国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蛋白质的全合成。

1965年,中科院计算所研制成功第一台大型晶体管计算机109乙

1966年10月27日, 我国中近程箭载原子弹试验成功。

1966年,进行了导弹核弹(两弹)结合武器试验。

1966年我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1967年6月7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罗布泊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1967年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1967年我国第一台100吨矿山铁路自翻车研制成功。

1967年我国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967年我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1967年我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

1968年 我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

1968年我国研制成第一批液压传动内燃机车。

1968年万吨远洋巨轮“高阳”号下水。

1969年第一艘万吨油轮“大庆27号”下水。

1969年我国研制成具有独特疗效的抗菌素――“庆大霉素”。

我国第一台5000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诞生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

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圈阅了我国发展载人飞船的报告,报告提出我国第一艘飞船计划于1973年年底发射升空。在毛泽东主席批复之后,中国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代号“714工程”开始启动。1992年,载人航天计划重新开始实施,代号“921”。

1970年7月,毛主席在视察上海时指示:“上海工业基础这么好,可以造飞机嘛!”同年,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向上海市下达了大型旅客机及其发动机的研制任务,代号“708”工程(大型客机“运十”工程)。

1970年与下达实施“708工程”的同时下达了实施“701”(长征4号火箭基础)、“718”(“远望”号导弹卫星发射测量船)、“728”(秦山核电站)工程。(1973年,当有人提出买英国的VC-重O大型客机专利进行试制时,周总理在1974年2月批示:“同意不买这种专利,我们进口飞机品种已够多了”,从而保证了自行研制运十不受干扰。于一九七八年完成了飞机设计。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六日,运十客机首飞成功。)

1971年8月23日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安全下水,试航成功。

1972年华北计算所等十几个单位联合研制出容量为7.4兆字节的磁盘机。这是我国研制的能实际使用的最早的重要外部设备。

1973年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3年袁隆平成功研制出世界上首例杂交水稻。

1974 年10月国家计委批准了由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四机部联合提出的“关于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748工程)的建议。

1975年发射并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1975年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

1976年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7年4月23日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微型机DJS 050。

1978年我国完成大型客机“运十”设计。

1980年5月18日我国首次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

1980年,中国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

1980年国内第一台机器人样机研制成功。

1980年大型客机“运十”首飞成功。

1981年,我国实现“一箭三星”的发射。

1981年11月20日,中国继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后,又用人工方法第一次成功地合成了具有与天然分子相同化学结构和完整生命活力的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

1982年我国实现潜艇水下发射导弹成功。

1983年,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运算速度每秒上亿次的银河-I巨型机

1984年,我国同步通讯卫星发射成功。

1985年国内第一台水下机器人首航成功。

1985年,研制成功与IBM PC机兼容的长城0520CH微机。

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家樨四位科学家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建议在我国开展高技术研究。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从此“863”计划正式启动。

1986年,清华大学核能研究所开始设计建造中国第一座5兆氐壳式低温核反应堆。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核供热装置。

1988年9月风云一号A星发射。

1989年国产水下机器人出口美国。

1989年11月11日,我国低温核供热反应堆主体工程建成,并且临界启动成功。

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在西方人或现在的中国人眼里,似乎是很难现象的。在那个艰苦的时代,是什么力量使国外有优厚生活、科研条件的科学家回来了?是什么力量使中国派留苏联等国家的留学人员学成无一例外的回来了?是什么力量使这些回来的科学家与国内科学家及人民一道拿着低工资、低酬劳,甚至是不计报酬的加班加点地、自愿地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辛勤的劳作?

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记者道出了这里的秘密: “从来没有象新中国这样,第一次让它的人民感到自信,感到尊严,感到人与人之间是无比真诚没有间隙的。”……“从来没有象新中国今天这样第一次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民族精神,并化作从来没有过的激情和冲天的干劲建设他们的国家。”“正是这种民族激情和民族精神使这个国家吸引着一切为它奋斗的人们!为此他们心甘情愿地奉献出所有的智慧,哪怕是生命。”

三、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为什么中国科技落后了?

在我们陶醉于过去新中国的科技成就时,历史上发生了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有人说中国的科技被“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耽误了。在这十年,美国、日本的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日本更是在全世界造就了电子、汽车的神化。

然而,在我们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1979年开始了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之后,据说“真正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然而,光阴似箭又过去了将近30年,回首再看我们的科技,不禁伤然泪下。我们除了一些很少的仍然延续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科技还能够闪亮之外,我们只剩下被“欢呼”的“万国工厂”和沦落为洋人的“打工者”了。难怪一家上海合资汽车厂的日本老板傲慢地对媒体说“虽然中方占有51%股份。但是他们科技贡献率几乎为零”,而我们的中方老总面对媒体的追问,也只有无奈的说:“我们没有办法,人家掌握者核心技术。”

泱泱大国,其科技的可怜程度甚至忽然一夜醒来让人们大声疾呼:我们东方的小邻居――韩国都超过我们了!

对于此话,有人不懈的置疑:“何以见得?”

有事实表明,韩国科技起步晚中国10年。然而其神速的发展让人们却刮目相看。请看:

“漫步韩国街头,举目四望,韩国品牌的汽车招摇过市。可是在中国,街头最豪华的汽车都是外企或合资的产品。”

而当我们在兴奋的欢呼我们以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韩国在一些科技领域已远远地走在我们前头了。为此,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尚勇在今年的8月6日的深圳公开对上百家企业代表说:“韩国科技起步比我们晚10年,为什么在很多领域韩国远远领先?”原因就在于“韩国有很强烈的民族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形成了国家的意志。”然而这种意志我们似乎并不陌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几乎就是这样做的。

“韩国科技主管部门把民族精神变成了促进科技发展的动力。并且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形成了有机的整体。把扶持和发展本国高科技企业当成使命。”这一点上与新中国过去采取的措施也非常相似。

当我们热衷于“以市场换技术”的时候,韩国人早已把发展科学技术,提高民族的创新能力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韩国百废待兴。在吸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之后,韩国迅速重建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并把科技作为立国之本。这似乎还与1949年后的新中国相似。

在重建过程中,面对许多外国企业提出的诱人合作条件,韩国始终没有放弃自有品牌。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培育,韩国在汽车、半导体、高速铁路、核电站等项目上都拥有了领先世界的技术,并且成功地将知识产权转化为生产力,继续推动韩国经济发展。

可是在中国,“土地换技术”、“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下,长期成为许多地方发展经济的首选。似乎不这样中国的经济就没法发展了。更甚者,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在短期内出政绩,竟然默许纵容科研单位利用虚假材料申报科研项目。其弄虚作假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技术模仿不可怕,可怕的四满足于模仿他人而丧失了民族的气节,失去了创新的能力”。而韩国的这个经验也恰恰是毛泽东时代已有的经验。只是我们后来潇洒地丢弃了。

我们再来比较这些年中韩两国产业技术创新五年规划,在70%的领域两国目标相同。但是,韩国企业的科技竞争能力早已经挤进全球的前五强了。而中国企业仍然徘徊在门外。

有人说“中国一些方面落后是因为中国没有那么多优秀的科技人员。”这似乎太有些牵强。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每年培养的大学人员是美国的两倍。而科研成果却是美国几十分之一。直接的原因是我国培养出的相当一部分高级技术人员流失于国外,或者走进在中国的外企或外方控制的合资企业,或改行,或单干。

有数据表明成为中国的工程师摇篮的清华大学最优秀的人员几乎统统流失于国外,甚至在美国着名的“硅谷”可以拉起一只由清华、北大毕业生组成的人数可观的科研队伍。

而更为痛心的是我们的科研队伍普遍没有支持韩国人科技上赶超外人的那种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精神和使命感!当然,应该公正的说不是中国没有过,毛泽东时代科技人员的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精神不会比韩国人少,所以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才有直到现在还唯一引以自豪的科技成就。只是遗憾的是我们最终把这些都统统丢掉了。

从中韩两国科技发展比较,甚至我们完全可以拿毛泽东时代及“改革开放”之后的科技发展来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现在科技落后是源于思想的误区,即抛弃了韩国人有的,也是中国曾有的“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的正确思想,而采用了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目光短浅思想的的结果。其次,全社会丧失了一种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并在不良价值观的引导下,全社会形成了“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价值的实质标准。这一标准的结果,使中国曾经已形成的空前民族凝聚力和民族精神彻底丧失。尽管不乏有许多个体优秀的科技分子在创新努力。但终究没有形成强大的合力,使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得以形成。其三,某些地方官僚主义作风盛行,科技分子不但不能享有应有的待遇,还因为缺乏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而陷入困境。其四,在“经济一根筋”下似乎已彻底丢弃了我们曾经有的,而韩国人在坚持使用的那种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不仅是爱党、爱国、爱先烈,也应该是爱为国家民族如钱学森、李四光等等这些对国家科技作出重大贡献的出色人物。应该说这些人就是新中国的科技英雄!我们应该让全社会崇尚这种英雄!

中国很多领域的科技落后了,这是不真的事实。然而我们如果迷途知返,也许我们的科技还有希望,否则,我们也只能成为人家洋人的科技附庸,而到后来我们的经济也只能被洋人所垄断。

经济的殖民化对中华民族来说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不知道

1954年 9月初的一天,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现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来到钱学森家里。他要回国了,在启程之前,特意赶来向老师辞行。
热情好客的钱学森夫妇留他一起吃晚饭。钱学森亲自动手,下厨房制作烤鸭,为郑哲敏饯行。对于郑哲敏能立即回国,钱学森羡慕不已。他多么盼望很快就有这样一天到来。郑哲敏只好安慰老师,他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了。
临别之前,钱学森特别叮嘱郑哲敏说:“你回国后,要极力宣传两件事情:一件是运筹学,希望你和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说一说。这个学科美国也刚刚开始研究。我想,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如何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计划性方面,运筹学起着重要作用。另一件是要讲力学对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像流体力学是马上能够应用的,诸如油管、水管的生产和管理问题等。总之,要向有关方面,特别是领导、管理部门宣传,引起关注。要使科学技术尽快为生产服务,早日转化为生产力。”
郑哲敏回国去了,他也带去了老师那急切为祖国服务的一片赤诚。
钱学森依然在等待。此时,他更加迫切需要了解新中国在恢复和建设中的情况,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跟上祖国飞跃发展的新形势。于是,他经常阅读香港出版的《大公报》、《文汇报》以及美国的《华侨日报》。他还认真地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认为应该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钱学森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他和蒋英都非常焦急,昼夜苦思冥想,不知怎样才能尽早地结束这种日子,尽快地回到祖国去。突然有一天,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骄阳似火,蒋英带着两个孩子,伴着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尾随盯梢,迅速溜进一家咖啡馆。蒋英边喝咖啡,边逗孩子玩耍,钱学森面前虽然也摆放着一杯咖啡,但却无暇吸饮,而是以香烟盒作纸,忙着用中文写信。一介香烟盒纸,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上面写道:

我提笔写这便条,万感千念,对祖国、对亲友相思之甚,寸 阴若岁。耳闻祖国建设蒸蒸日上,敬之,喜之。阻碍归国.禁令已于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
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乡,帮我结束客居海外生涯,还我报国之宿愿。切切!
......
短信写好后,他连忙装进一个写好的信封里,由蒋英机敏地投入咖啡馆门口的邮筒里。
这信是寄往比利时蒋英的妹妹家的,请她迅速转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

1954年4月25日,中、苏、英、美、法五国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会议,并由此开始了中美大使级谈判。

五国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后来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了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初步接触。这样的接触,在整个会议期间,进行了三次。外长会议结束后,由双方驻日内瓦总领事继续进行。

在外长会议的谈判桌上,中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曾向美国严正提出平民返回祖国问题,并尖锐地批评美国阻挠中国留美人员回归祖国的行径。

然而,由于美方的封锁,信息阻隔不通,加之,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旧中国赴美留学人员的底数不清,谈判桌上我方苦于缺乏指控美方政府阻挠我回归同胞的足够证据。因此,屡遭美方代表的矢口否认。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中美两国处于相互敌视状态。两国之间,除了在朝鲜战场上较量和在板门店谈判中有接触外,再就是伍修权率领代表团去纽约联大控诉美国,此外,别无往来。

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交涉,即美国的第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人员还关押在中国。美国政府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华人员,又不情愿同中国直接接触,他害怕的是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美国曾设想通过当时以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关系的英国来办理这件事。

1954年5月,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得到这一信息。于是,他明智而果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日内瓦近郊的驻地召集中国代表团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周总理认为中国不应该拒绝和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如此敌对和僵硬的条件下,中国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释放在华人员的愿望,开辟中美之间互相接触的渠道。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通过了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安排,中美两国代表将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会谈。周总理当年的意愿是:在中美之间留出一条门缝,以便于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双方意见的通道。

3个月以后,中美大使级会议正式在日内瓦举行。之后,中美两国的总领事和大使级围绕着朝鲜战俘和平民回国问题的谈判,一直处于谈谈停停,停停谈谈的拖延状态。

就在这时,钱学森的短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陈叔通老人的手中。

陈叔通,当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浙江杭州人,是钱学森的同乡,也是钱学森的父执、钱均夫的老师、求是书院学监陈仲恕之胞弟。老人展阅钱学森写在香烟纸上的求援信,心情十分沉重,他为钱学森的拳拳报国之心所感动,也为他的险恶处境而焦急。就在他收到短信的当天,便迅速将这封短信转呈给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这封短信后,激动地用手拍着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看他们还怎样抵赖?”

当即,周总理将就要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同志招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王炳南看过后,严肃地说道:

“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早日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回国。”

1955年8月1日下午四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谈判在日内瓦联合国大楼举行。

根据谈判惯例,会谈一开始,主要是双方代表首先就谈判的议题进行讨论。中方代表王炳南建议,这次会议应将双方平民回国问题列为第一议题。美方代表亚·约翰逊也提到了一些议题,特别强调要把战俘问题列在首位。经双方磋商,最后达成一致,同意首先讨论平民回国问题。王炳南见议题已定,便按照周总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国:

“尊敬的约翰逊大使先生,我们在正式讨论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之前,我奉命通知阁下:中国政府已于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当天离开北京,预计8月4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产生有利影响。”

赴日内瓦会议以前,王炳南大使的想法是“先谈判,后放人”。但是周总理的部署却是“先放人,后谈判”。实践证明,周总理的部署是十分成功的。中国政府释放美国战俘的消息宣布以后,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政府对中美会谈是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很快地倾向于中国,连美国各大通讯社的记者都禁不住感叹:“啊,中国人又抢去了主动!”

8月2日,会谈继续进行。当开始讨论两国平民回国问题时,王炳南大使陈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并把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名单提交美方。这一举动,使得缺乏诚意的美方代表立即陷于被动。他们既不能向中国提供相应的在美的中国侨民名单,又没有具体的措施。美方大使约翰逊在历时1小时的会谈中,一再声称美国国务院已经在1954年的4月份发布公告,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约翰逊还信誓旦旦地向王炳南大使保证,美国政府对任何想去共产党中国的中国人都不会加以任何限制。所有以前被命令留在美国的中国技术人员,一经得到中国通知,可以自由离境。

面对当面撒谎的谈判对手,王炳南大使遵照周总理的提示,当即将钱学森的短信及翻译件,摆上了谈判桌。而后义正词严地质问道:“大使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早在去年4月间就发布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今年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实际情况并不像大使先生所说的那样。事实是中国留学生的回国要求,依然遭受到种种阻拦。他们的正当要求不仅不能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也受到了严重侵害。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王炳南大使的质问下,在钱学森的短信面前,约翰逊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只好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耸耸肩膀说道:“难道真有此事?我们要进行调查。”

这天的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事实揭穿了美国的谎言。美国政府不得不在当年的8月4日,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三天,被迫匆忙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长达5年的禁令,终于被解除。钱学森长达5年的软禁生涯,从此宣告结束。

据王炳南同志后来回忆,五十年代末,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非常高兴地对大家说:

“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是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会谈是有价值的。”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接到美国洛杉矾移民局的通知,说他被允许离开美国。
尽管钱学森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但是,接到这个离境通知后,还是使他为之一惊。他面对妻子,面对一双儿女,面对那三只准备了多年的行李箱,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蒋英也激动得流出了泪水。这是辛酸的泪水,这是激动的泪水,这是喜悦的泪水。钱学森亲吻了妻子,又抱起两个孩子亲吻不已。永刚和永真听说可以回国了,都高兴地跳了起来。钱学森顾不上再和妻子说些什么,立即穿好外衣,到轮船公司去购买回国的船票。可是近期到香港的客轮没有好的舱位了,只剩下三等舱的铺位。他一天也不想在美国多呆,来不及与蒋英商量,就毫不犹豫地订下了三等舱位的船票。此时钱学森想起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后写的那首诗,一路上吟咏起来: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天午饭,钱学森亲手烧制了两道菜,拿出存放已久的葡萄酒,和蒋英对酌。一双儿女也举起饮料杯子和爸爸妈妈同饮。蒋英也清了清歌喉,唱了两首江南小调。在欢乐的气氛中,又增添了一份故乡的温情。
傍晚,钱学森携了妻子和儿女,叩响了恩师冯·卡门家的门铃。热情好客的一双兄妹,把钱学森一家迎进了客厅,冯·卡门和他的妹妹分别亲吻了永刚和永真。
当钱学森向老师说明了即将回国的日程安排时,冯·卡门眼睛也湿润了。这个极少动感情的老人一时说不出话来,良久,才痛惜地说道:
“美国当局干了愚蠢的事,他们终于把一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奉送给了中国。”
冯·卡门对新中国不无偏见。他很了解他的学生钱学森的非凡才华,但他却不了解他的学生胸膛里跳动着一颗爱国赤子的拳拳之心。他不懂他的学生追随他多年来刻苦求知,发愤攻克科技难关,其目的在于最终报效祖国。为此,钱学森敢于同美国的邪恶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坐牢、软禁全然不怕,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钱学森深知导师的情份,也理解他的政治倾向,他不愿意沿着恩师的话题谈下去。于是,他对一双儿女说:
“永刚、永真,来给爷爷唱一支歌子好不好?”
两个孩子点点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客厅的中央。冯·卡门亲切地问道:“我的小天使,你们要唱什么歌子呀?”
永刚用流利的英语回答道:“我们唱《快乐的小白鸽》。”
四个大人为两个孩子鼓掌,表示欢迎。
永刚轻声说了一声:“开始”。兄妹俩同声用英语唱道:

聪明美丽的小白鸽,
活泼又快乐。
飞到东,飞到西,
咕咕,咕咕,
嘴里唱着歌。
不怕风,不怕雨,
飞过高山,越过大河,
它们要飞回故乡,
它们要飞回祖国。
......

这支动听的少儿歌曲,是蒋英的杰作。这对夫妇时时用潜移默化的手法,教育两个孩子心向故乡,心向祖国。
清脆的童声歌曲一结束,冯。卡门教授便问道:
“你们的家乡在哪里呀?”,
“在杭州呀。”永刚回答道。
“你们的祖国在哪里呀?”冯·卡门又问。
“在中国呀。”永真天真地回答说。
“不,不。我的小天使,你们搞错了吧?我记得你们俩的出生地,是在美国的洛杉矾呀!”冯·卡门爷爷幽默地与两个孩子逗趣。
“不,我的爷爷生在中国,是中国人,所以,我的祖国是中国。”聪敏的永真抢着回答。
永刚也不示弱,他补充说:“我爸爸的老家是杭州,所以,我的故乡是杭州!”永刚说完,问冯·卡门道:“爷爷,明白了吗?”
“嗅,原来是这样啊!爷爷好像明白了。”冯·卡门风趣地眨了眨眼睛。接着又说道:」
“你们这一对小白鸽要飞回故乡,飞回祖国了,只是爷爷再也,听不到你们唱歌了。”
“爷爷想听我们唱歌时,就到我们中国去听吧!”两个孩子几乎一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噢,完全是中国的小主人的口气啊!”老人有些感慨了。
这时,冯·卡门的妹妹为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了晚餐。于是,大家到餐厅就座。冯·卡门把天真可爱的永刚和永真安排在他的左右,边用餐,边用英语同两个小家伙对话。
晚餐过后,钱学森向恩师恭恭敬敬地捧上两本书,一本是《工程控制论》,一本是《力学讲义》。这是钱学森赠给恩师的礼品,也是向恩师交上自己最后一份答卷。
74岁高龄的冯·卡门,接过钱学森的“礼品”,心情十分激动。他默默地翻动着书页,慢慢地抬起眼帘,深情地凝望着他的得意门生。那目光里充溢着无限依恋之情,也充满了自豪。
“钱,我为你骄傲,你创立的工程控制论学说,对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孩子,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这是一位科学巨擘的话,这是一位有着崇高威望的老师对自己的学生说出的话。这不是老人的谦逊,而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评语。
钱学森握着老师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感到光荣,他感到自豪,他感到这是比什么奖赏都要高的荣誉。他奋斗多年,就是要得到这样的评语。因为他说明了炎黄子孙完全可以超过洋人,而且可以超过洋人中的高贤。

1955年9月17日,对于钱学森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在软禁和奋争中度过5个年头的钱学森,终于取得了返回祖国的胜利。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天空万里无云,一轮红日照耀着秀丽的帕萨迪那,市区高大的建筑物尖端镀上了一抹金黄。
钱学森夫妇喜形于色,他们携了一双天真烂漫的儿女,向帕萨迪那的住宅送去了深情的一瞥,然后,匆匆地赶往码头,乘坐开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此行,对于钱学森来说,是经过斗争和祖国的帮助,胜利地踏上了返回祖国的征程。而美国当局却是把他当作“嫌疑犯”“驱逐出境”的。尽管如此,为钱学森送行的朋友还是络绎不绝,他们向他表示了诚挚的问候和祝福。
夹杂在送行朋友中间最显眼的,是十几名新闻记者。他们之中有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有几家报社的记者,还有大名鼎鼎的美利坚合众国国际社的记者。镁光灯“噗噗”地闪着光亮,几只录音话筒,争着伸到钱学森的胸前。记者们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他回答了,有的问题荒唐可笑,他不作回答;还有一些带有挑衅性的问题,他据理予以驳斥。当他回答完美国合众社记者的提问后,便转身走进他的三等舱。
邮船终于离开了美国的西海岸,向遥远的东方驶去。朋友们在告别,在挥手。“一路平安!”的祝福声不绝于耳。
这场景,与他20年前离开上海黄埔江码头时颇为相似。不同的是,站在岸边挥手抹泪的不是钱学森的老父亲,而是20年来与钱学森朝夕相处的挚友。站在船舷甲板上挥手告别的,也不是当年那个怀抱救国大志,渴望求知闯天下的青年学生,而是已届中年的科学奇才并且携带妻子儿女的钱学森。他依然踌躇满志,他要返回生他养他的祖国,为新生的中国奉上一颗赤子之心。
对此,钱学森曾在一篇文章中,为他20年奋斗回归祖国的曲折历程,作了精彩的旁白。他写道:

我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美元也不存。他们听了感到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国成立,认为机会到了,应该回祖国去。但是,美国统治阶级与中国人民为敌,制造了种种麻烦,阻止我回国,使我多待了5年......这一段历史,我决不会忘记,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我也领教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是什么样子……

“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航行在碧波浩荡的太平洋海域中。
此刻,科学家站在甲板上,任凭海风吹拂他宽大的前额。大海雄浑而辽阔,遥遥可以看到行驶在大洋中的各国轮船。“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在几乎与赤道平行的航线上缓慢地移动。邮轮载着日内瓦会议以来第一批从美国回国的炎黄子孙,邮轮将途经夏威夷、横滨、马尼拉。九龙等沿海港口城市。
这天,邮轮在日本的横滨市港口靠岸了。
按照通常惯例,旅客只要在邮船上办妥登岸证件,就可以上岸观光港口城市的市容、街景,或是购买一些日本小商品。作为长久乘坐远洋邮轮的旅客来说,中途到陆地上走一走,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因此,当邮轮靠岸后,不少人都上岸游览观光去了,而钱学森一家却依然留在船上。因为,他是作为美国的“犯人”被押送离境的。于是,钱学森的心头又一次被屈辱感猛烈地撞击着。
同船回国的物理学家李整武夫妇,在横滨游览了一天回到船上,买回来几份英文版的报纸(当时的横滨由美军占领)。其中一家报纸以醒目标题登载了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撰写的关于钱学森启程回归中国大陆的电讯报道,李整武送给钱学森看,钱学森接过报纸小声读着:
〔合众社美国加州威尔明顿18日电」加州理工学院工程师钱学森博士,昨天搭“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回中国,他发誓再也不到美国了。
钱博士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同行。他说:他的回家的愿望曾受到“故意拖延”。
钱博士说,他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愤。他是被狗咬了,这只狗也咬了美国人民。
和他同船回中国的还有一个中国科学家,贺浦市医学中心的张梧理(译音)医生。移民局和海关人员曾彻底检查钱博士的行李。他离境时,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也守在旁边。海关人员说,他的行李只是些私人物品和一本关于核子放射的教科书。
这位44岁的科学家否认他是一个飞箭专家,只说他是一个“工程学家”。他说,他打算回中国去,“竭尽全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国家,使中国人可以生活得光荣幸福。”
这位博士说明他的理由,用字十分仔细,他不愿说出一些表露他的怨愤的话来。有人问他是否将在军备上协助中国政府,他拒不作答。他说:“这是一个假想的问题,鄙人拒绝回答。”
他说:“我同情中国政府。我相信我的前途在中国。我对美国人民并无怨愤。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样的在谋求和平,谋求幸福”
钱博士说,他的妻子也生在中国,她“完全赞同”他回红色中国的计划。
钱博士说,他是1935年到美国的。他们夫妇的两个孩子。
也同船回家。一个叫永真,4岁;一个叫永刚,6岁。
他说,他的决定回国,不是“匆促判断”的结果,他“长时期”就想这样做。他说,飞弹研究工作只是他这个工程学家研究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他说,这情形“对于你们的国务院比对于我更尴尬”。他又补上一句话:“假如你想知道真实情况,去问你们的国务院说完这一句,他就匆匆转身,走进了他的三等舱房间。
当钱学森读完合众社这篇报道以后,蒋英注视着钱学森,问道:
“怎么样?还真实吗?”
钱学森含着揶揄的笑容,回答说:
“从某种角度说,合众社的这篇报道还算是真实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没有再造谣言嘛!”
傍晚时分,邮轮从横滨港起锚了。它轰鸣着,徐徐前进,将繁闹的横滨港远远地抛在身后。
钱学森从船舱走出来,站在甲板上眺望太平洋彼岸,万千气象,尽收眼底。他感受着大自然的宏伟,心情坦荡,思潮汹涌。没有多久,眼前便只剩下空旷的蓝天与无际的大海了。他依然凝视着大海,由于夕阳西下,海面跳动着金色的细浪,景色十分迷人。他扶着栏杆,俯下身于,似乎在倾听海水的微微细语,又像是依身在大海的怀抱里,他回到了童年时代,像是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妈妈在轻轻地摇动着他的身躯,他感到那样的温暖和幸福。此时,在异国曾经受到的荣辱早已抛诸脑后。他把自己溶入大自然,生命的真谛得到充分的感受,人生的意义,得到最真实的体验。海明威笔下的大海的那种神秘、孤独和险恶的气氛似乎并不存在,他以为大海永远是圣哲。
太阳掉进海里去了。天空最后一滴辉煌的血红色彩,溶化着,颤抖着,暗淡着,变成无边无际的寂静。接着是一片莽莽苍苍,昏昏沉沉。
邮轮在黑暗中前进,有时傍着海岸,在灯塔的照耀下行驶,有时行驶在大洋中间,四顾茫茫。邮船塔顶上巨大的探照灯,射出的强烈光柱,像利剑刺破海空那重重的黑暗,给夜间的大洋带来一丝光亮。他下意识地想到,那驾驭着这庞然大物的舵手,一定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远方。他依靠罗盘、经纬仪和满天星斗来判定方向,引导巨轮平安地前进。一种敬意油然而生。这时,他突然忆起了一天夜间,他在收音机里听到的一首中国歌曲: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就一定解放......

他小声地哼唱着这首歌曲,眼睛似乎明亮了许多。这时,一件风衣轻轻地披在了他的身上,当他回过头来,发现他心爱的妻子蒋英悄悄地站在他的身旁。

“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驶往香港的途中,船上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同学会”。它的第一件工作,是印制了一份《克利夫兰第六十次航行归国同学录》,分发在每个同学手中。人们拿到《同学录》以后,争相阅读。许多中国留学生在船舱间穿来穿去,按照《同学录》的导引,寻找他心目中的朋友交谈。钱学森是“同学会”中比较年长的,他很珍视在船上结识的“同学”,这份《同学录》一直珍藏至今。
在邮船上,尽管环境嘈杂,尤其是钱学森所在的三等舱,条件非常低劣。但是,钱学森依旧抓紧时间学习和研究。一天,同船回国的数学家许国志来到钱学森的房间,看见钱先生正在专心致志地阅读一篇论文和抽样本,非常感动地说:
“钱先生果然名不虚传,你真是一位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的楷模啊!”
当钱学森得知许国志先生是一位数学家时,非常兴奋地说:
“认识你,我很高兴。”他请许先生坐下,两个人热烈地交谈起来。特别是关于运筹学的研究和推广运用问题,他们谈得很投机。钱学森说道:
“国内有不少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很多计划管理方面的科学技术将来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例如运筹学,系统工程等,这些东西对祖国建设很有用。”
“有用是有用,只是这牵扯到计算机就麻烦了,国内恐怕暂时还用不上。”许国志有些担心地说。
“暂时没有计算机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搞个讨论班嘛!”钱学森胸有成竹地说,“二战期间,德国的V——2火箭准徽性极差,向伦敦发射了2000枚,只有1230枚落入市区,这其中又仅只有半数落在距目标13公里的范围之内。这问题恐怕就出在了工程控制和运筹学等方面。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时,就想到了这一点。因此,这个问题我们国家一定要解决好。”
许国志点头称是,心中非常钦佩这位具有真知灼见的著名科学家。
1955年9月3O日,当邮轮行驶到菲律宾的马尼拉海港时,许回多记者蜂拥而至,争先访问钱学森。钱学森以他那特有的语言回答记者的问题。
美联社一位记者问钱学森,在美国是否经常有人监视他,钱学森回答说:
“有没有监视我,只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知道。”
“钱先生,你是否是共产党员?”
“我还不够做一名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崇高理想的人。”钱学森以庄重的口吻回答了那位记者的提问以后转身回到船舱。
邮轮离开马尼拉港后,掉头驶向中国方向。
傍晚时分,“克利夫兰总统号”已经驶近南中国海域。
钱学森来到甲板上观看日落。眼前,依旧是碧空迢迢,沧海茫茫,广阔无涯。西部天际,镶嵌着一轮猩红色的太阳,正在沉向大海,海面也被染红了。这景色,颇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十分赏心悦目。他尽情地领略这大海落日的豪情,呼吸着没有污染的新鲜空气。这时,突然听到右面船舷上有人惊叫:“看呀,好圆的月亮升起一来了!”钱学森闻声转过身去,果然看到在东方的海空,刚刚浴出—轮圆月,它羞涩地探视着大海,散发出淡淡的光亮。
“啊!太绝妙了,月亮和夕阳遥相辉映,真是海上一大奇观!”钱学森急忙跑回他的三等舱房,唤来妻子和两个孩子,一同到甲板上欣赏这少见的妙景。两个孩子惊奇地叫着、跳着。钱学森则拉着蒋英的手深情地说道:
“英,我在22前,曾经在家乡的西子湖上,看到过一次月亮与太阳相会的情景。不过,那次是在早晨,也没有今天看得这样真切。
这真是个吉祥的日子。”
蒋英歪着头问道:“那么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呢?”
钱学森稍加思忖,兴奋地答道:“今天是我们结婚8周年的日子,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说完,他们两个紧紧地依偎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