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人流医院那里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

生命,我所希望的--
忠义,我所希望的--
两者不能一起得到的时候,
舍弃生命取得忠义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仁义之师，所向无敌。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这种精神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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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骨已死乎——从谭嗣同之死谈起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一百多年前，一位吃辣椒长大的浏阳热血男儿，在北京城的刑部大牢里吟咏了这首传诵了一个世纪的绝命诗后，义无反顾地走上菜市口的刑场，在风云变色，草木同悲的天地见证下，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改革运动献上了第一颗大好头颅！
这位奇男子就是戊戌百日维新运动中的重要人物谭嗣同。谭嗣同原本是有机会躲过这场劫难的。他的日本友人已为他安排好了后路，只要他同意，是完全可以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跨海东渡到日本避难的。可是，他却断然拒绝了日本友人的好意，宁可选择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的流血第一人。
当时，谭嗣同对他的日本友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说完这句话后不久，他就和林旭、杨锐、康广仁、刘光第、杨深秀等五位戊戌变法中坚人物一起慷慨赴难，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壮烈牺牲时，只有卅三岁。套一句汪精卫后来写的诗，谭嗣同烈士之死，确实算得上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壮年头”了。
三个月后，维新派人士在日本刊行了谭嗣同的《仁学》，由梁启超作序。梁启超在序文中写道：“烈士发为众生流血之大愿也久矣。虽然或为救全世界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种之人而流血焉，乃至或为救一人而流血焉，其大小之界，至不同也。然自仁者视之，无不同也。何也？仁者平等也，无差别相也，无捡择法也，故无大小之可言也，此烈士所以先众人而流血也。”
谭嗣同信仰大乘佛教，又是一个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士大夫。割肉喂鹰是佛教所赞颂的大乘菩萨行，成仁取义是儒门千圣相传的心灯。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谭嗣同之所以不欲苟活于乱世，而毅然决然地选择走上断头台，一方面是以实际行动去体现他所信仰的大乘菩萨舍己救众生的大悲愿行，并期以一己之鲜血唤醒四万万中国人的灵魂；另一方面则是以身殉道，宁可抛弃短暂的物质生命，也要实现“道义为之根”的义理生命。因此，梁任公在《仁学序》中，既以佛门标准称许他具有大乘菩萨的悲愿，又按儒门传统的春秋笔法褒扬他是一个仁者，可以说是为这位晚清豪杰作出了恰如其分的盖棺定论。
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零五周年。在这一百多年里，中国经历了由衰亡走向昌盛，由积弱走向富强，由屈辱走向自豪的过程。今天的中国人民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许多方面也已经超越谭嗣同等戊戌诸子当年变法图强所要争取的目标，足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
比起谭嗣同生活的晚清时代，中国今天确实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不过，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精神似乎却已江河日下，他们已经沦为政治的婢女、金钱的奴隶或只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匠人”，再也没有晚清诸贤那种“冲决网罗”的恢宏气魄了。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集团）的私利之上的。因此，议论政治与批判社会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权利，也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即使是按照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标准来定义知识分子，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美国华裔历史学者余英时教授在其巨著《士与中国文化》的自序中写道：“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出它的力量。所以汉末党锢领袖如李膺，史言其‘高白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蕃、范滂则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动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一直到最近还能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
遗憾的是，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既缺乏西方知识分子自觉批判社会的抗争精神，也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士大夫精神。
且不说西方知识分子传统的抗争精神能否在中华文明的土壤生根，假如古代中国士大夫“忧道不忧贫”，“从道不从君”的优良传统，无法得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认同，使这些代表着士大夫风骨的象征符号成为其心灵积习的一部分，那么当中国今后再度出现类似晚清的危局时，就再也不会有像康有为、谭嗣同这样的豪杰为拯救天下苍生挺身而出了。
果真如此，谭嗣同之死的历史意义就不仅是为腐朽的清王朝敲响丧钟那么简单，它也意味着中国士大夫的风骨之死。前者固然可歌，后者更为可泣。
“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风骨者，向来就是士大夫操守的别名。风骨的死亡，也就是士大夫操守的死亡。
如果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纯粹是古代士大夫的延续，那么风骨之死就意味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是没有操守的；如果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并非古代士大夫的简单延续，而是辛亥鼎革后中西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融会贯通的新产品，那么他们的身上就应该体现出西方知识分子的抗争精神以及中国士大夫的淑世情怀的双重特征，然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定义与定位的难题，值得人们深思与探讨。在现有的各种解释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余英时教授提出的“知识分子边缘化”观点，这也是我本人所能够接受的说法。限于篇幅，我这边就不加以详细介绍，有兴趣的读者请自行阅读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这是余英时在1991年写的一篇文章，收在三民书局出版的论文集《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里头）
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中华列圣相传的士大夫风骨不会随着谭嗣同之死而死亡，即使是死了，也能像火凤凰那样再生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