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白江客运站在哪里:红军长征故事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最残酷的一仗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蒋介石在江西连续发动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均告失败。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调整部署，采取"稳扎狠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对红军来说，屡战屡败的蒋介石这点伎俩其实算不了什么。只可惜此时红军已失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红军最终被逼上了远征的道路。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和200余架飞机，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第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近百万兵力的军事围攻。红军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打阵地战，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造成被动之势。而国民党军队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了不少的困难。陈诚、薛岳部逐渐占领了广昌、兴国等地，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构筑工事。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越发起劲了。他又调来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个纵队近30个师兵力加紧进攻，9月底，又攻占了宁都等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其中1军团19880人，3军团17805人，5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中央纵队9853人。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红军会成为“石达开第二”吗?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又集中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先我占领赤水城，我攻城未果，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4个团。由于敌情变化，我未能全歼敌人。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纵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但此时敌人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堵我北进，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扎西集中。2月10日，正当国民党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挺进。24日我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25日早晨，红3军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攻占了娄山关。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6个团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在红1、3军团的打击下，敌仓惶南逃。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红1、3军团不顾疲劳，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黔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孤军冒进，我果断抓住了战机，红1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红2军团也于黄昏歼灭敌59师大部，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3月初，敌又重新纠集兵力，向遵义进攻。我军于3月10日放弃遵义。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16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为防止我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敌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我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突然掉头向东，于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调兵保卫贵阳之际，红军已乘虚进军云南，随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战役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毛泽东经过娄山关，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赋词述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进行了休整，并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绕过西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与此同时，蒋介石为防止我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面电令川军阻止我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同时令杨森部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图利用大渡河的险峻，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后冒着大雨兼程北进。担任先遣队的红1师1团急行军80余里，首先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以迅猛的动作消灭敌守军两个连，夺取了一条宝贵的渡船，控制了渡口。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峭壁林立，水流湍急。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就率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南岸，在安顺场渡口陷清军重围，最后全军覆没。如今，中国工农红军又来到这里，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安顺场渡口宽百米，恶浪翻腾，河对岸有川军第5旅的一个营防守，并已构筑了工事，而红军只有一条小船，一次投入的兵力太有限了，但军情紧急，别无选择。红1团精心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突击队，为加强火力将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集中到渡口，并抽调红军著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红军团"的三个特等射手，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进行支援。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先遣队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也亲临一线指挥。5月25日晨，素有开路先锋之称的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的指挥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在红军炮火支援下，一叶小舟载着第一批9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只有超凡的红军战士才有如此的勇气。小船终于靠上了河对岸，勇士们攀上了陡峭的河对岸，在我炮火的支援下冲进敌工事，与迅速到达的第二船勇士一起，一阵猛烈冲杀打退了敌人，控制了渡口。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红军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安顺场水流太急，无法架桥。25日一整天，仅红1团还未全部渡过河，而敌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昼夜急进。26日，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27日，红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强行军的速度，向泸定桥方向飞奔。山路泥泞，天降大雨，又不断遭到敌人袭击，红4团以顽强的意志，强行军160公里，于29日晨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赶到了泸定桥。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桥长100多米，宽2.8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其余4根在两侧作为扶手。但此刻，面对红4团将士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铁索，桥面的木板已被敌人拆去，桥下是汹涌泡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川军第4旅第38团一部早已筑好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泸定桥。但是红军总能创造惊人的奇迹。下午4时许，在全团司号员激昂的军号声中，夺桥战斗打响了。各种轻重火器向对岸发出密集的弹雨，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攀上铁索，向对岸爬去，在敌人的枪弹中，有人中弹掉下桥去，但突击队员仍顽强地一步步接近对岸，后续部队则一边铺木板一面跟进。敌在桥头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突击队员，他们穿过熊熊烈火，迅速消灭了守桥之敌，并支援后续部队攻占了泸定城。飞夺泸定桥的成功又一次使红军转危为安，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

　　爬雪山、过草地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大金山。红军大多来自气候炎热、潮湿的南方亚热带地区，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的确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大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大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张开嘴，山神就会把你掐死。总之，大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到了大金山的跟前，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开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要爬这么高。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爬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但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勾画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带："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红军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一支褴褛不堪、瘦得只有骨头架子的部队。成千上万的人咳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它还能一师又一师地击败军阀部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以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敌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红军。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至当日下午，敌49师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下午3时，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经七八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我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我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起来。两河口会议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仍暗中酝酿南下四川、西康。8月初的夏洮战役计划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右路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从8月21日开始过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11月19日，红2、6军团共17000余人向湘黔边转移，继续长征。

　　进军大西北1935年9月13日，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险峻的山道，进入甘南境内。此时，甘南的敌人只有鲁大昌的第14师及王均的第3军第12师。我红1方面军主力乘虚急速前进，于16日击溃敌14师一个团，逼近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隘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沟，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鲁大昌在此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桥头筑有碉堡，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还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不消灭该敌攻占腊子口，红军就无法前进。因此，毛泽东同志亲自定了攻打腊子口的方案。具体任务交给了红4团。这支英雄的部队与红1团一起在长征中一直担任着开路先锋。当晚，红4团一部向腊子口发起进攻，但由于地形不利，几次进攻均未奏效。4团当即调整部署，决定正面由政委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的兵力疲惫与消耗敌人，并乘机夺取木桥，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协同正面的部队歼灭守敌。战斗紧张而激烈。敌桥头堡前，纷飞的弹雨和敌人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火网，担任正面进攻的6连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与此同时，担任迂回任务的1连和2连，由一名苗族战士带领，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石岩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对敌发起攻击，敌人措手不及，在我两面夹击下，狼狈逃窜，红军乘胜穷追90余里。这一仗，不但打开了腊子口，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这对于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来说，可谓无价之宝。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聂荣臻元帅曾对此评论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毛主席在他的著名诗词《七律·长征》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滂浡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1方面军主力通过腊子口后，继续北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然而，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9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的作战。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调整部署，以5个师的兵力，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我于洛河以西地区。当时，我1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而敌东西两路共有3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形势是十分严重的。能否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红军今后的命运。10月28日，敌西路第57军开始东进，11月初占领太白镇，但此后半个多月，该敌徘徊不前。为调动敌人，我红15军团81师一部加紧围攻甘泉，敌果然上当，第57军迅速东进。11月20日晨，敌109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3路沿葫芒河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16时许，敌人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直罗镇。我红1方面军首长立即抓住敌孤军冒进的有利战机，于当日上午10时定下了21日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至两个师的决心。当晚，我红军主力将直罗镇包围。21日晨，红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发起进攻，枪炮声响彻山谷。敌从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红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左突右冲就是出不去，战至中午12时，敌大部被歼，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500余敌人逃入镇东南高地一土寨内，固守待援。因寨墙坚固，山势陡峭，我屡次攻击未奏效，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我1方面军首长决定由红15军团一部围而不攻，集中红军主力准备打敌援兵。22日上午，敌西路第67军111师东援直罗镇；23日，敌东路117师、107师也企图解109师之围，但都被我击退。西路之敌军见东路被阻，失去了前进信心，军长董英斌率第106师、第111师及军部向太白镇逃跑。红军立即分3路展开追击，并于24日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将敌第106师617团歼灭，其余敌军退入太白镇。此时，被围困于直罗镇东南土围寨中的109师残部，见援兵无望，遂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第二天清晨，我15军团发现敌逃跑后跟踪追击，于上午将残敌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直罗镇战役，红1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另1个团，迫使敌第57军退回陇东，第67军117师后退，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这次战役的影响时指出："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永远的红飘带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从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25000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从此，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长征，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坚定无畏的丰碑，它永远是铭记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精神的地球上的红飘带。

毛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按规定夫妇不能在一起，
而且这个规定很严格。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只有三十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
勤务兵也寥寥无几。但并非其他各军都是如此。四方面军就有两千名妇女，还组成
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二十三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
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但这有其特殊的原因。康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
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从而做
出了表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渔民的女儿。一九二九年一月，就在朱、毛撤离井冈
山之前，她在井冈山与朱德结了婚，当时她才十七岁。朱德这时已四十三岁。朱的
原妻伍若兰(一位革命妇女)已于一九二八年遭国民党杀害。康克清从十五岁起就一
直在井冈山战斗。

象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
军。长征结束后，她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象每天出去
散散步一样”。

大约五十年后康克清女士说：“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这话。”

一九八四年康克清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心十足的领导人。多年
来，她一直是中国妇女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她是演说家、决策人、政治家。她并没
有象她在长征中所期望的那样一生从事军事工作，而是献身于重要的社会工作和政
治工作。

她对长征的感受至今未变。

她说：“我很善于走路和骑马。我总走在一群人前面几十米，这群人中有蔡畅
(另一名党的妇女领袖)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他们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
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

“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鼓舞。他们不断地说笑，
有时还唱《马赛曲》。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象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
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在她的同伴中，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认为
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她只有在周末或在驻
军休整的几天里才与毛见面，而这种休整在初期是极少的。他们可能比别的夫妇见
面机会略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星期六晚上见面”的
规定一直在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
—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幸存下来的措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
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一九
三六年朱德却告诉过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由于严明了
纪律，这种现象得以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
题就不存在了。但是，当时在陕北城镇居民中，梅毒仍很流行。

尽管红军的领导人原则上已经打破了有关两性关系的所谓封建观念，但红军仍
有浓厚的清教徒色彩，干部战士未经正式批准不得结婚。干部和军官获准才能结婚
，但并非轻易能得到批准的。

很多年之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产生了离婚问题，党不得不进行审议，并对
于是否允许离婚作出裁决。红军在极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的。约百分之五十四
的战士都在二十四岁以下。据傅连璋大夫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的
经历。危秀英是个黄花闺女，曾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记得当她和一位年青战士
一起趟水过河时，引起了那位战士的惊慌。她的黑裙子一直卷到臀部，这位战士喊
道：“你受伤了吗 ?”她意识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排血。他不知道妇女还来月经
。在这方面许多战士与他一样无知。

不仅是无知和规章制度限制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一种志同道合和患难
与共的精神。身材娇小的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
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

“有时，”刘英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
上睡觉。我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
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这就是为什么领导干部中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李德的性要求感到极为不快
。李德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
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在苏区没有妓女。他们于是便努力为李德找个女性伴侣，
可这也无济于事。中国妇女很快就对他退避三舍，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
们肉体上受不了。

李德的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
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 (
中国人对李德的怨言之一就是他的伙食和供应比任何人都好。 )李德的作法实在不
够策略，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
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他们找到了一位年青的农妇名叫肖月华，当时她在
胡耀邦身边工作。胡现任党的总书记，当时在共青团机关工作。

肖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红军
控制苏区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但在长征开始后、她象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
往休养连。这就引起了麻烦，不论是肖月华还是李德都不识事务。他们不仅自己吵
架，肖月华还与周围的女同志吵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花费了不知
多少时间来平息风波，但都无济于事。

康克清五十年后说：“他们怎么能相处得好呢?他们怎么交流?李德根本不会说
中国话，而她只会讲中国话。他们怎么办呢?叫伍修权给他们翻译吗?我不知道肖月
华内心是怎么想的。但他们怎么共同生活呢 ?我想，作为李德的妻子，她是把李德
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的。但他们却没有共同语言。

“然而她还是凑合着与她丈夫一起生活了。我们有一句老话——嫁鸡随鸡，嫁
狗随狗。”

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
她说，“她是傅连璋大夫的勤务兵，没有多少本事。”丁玲说红军有责任使李德得
到适当的照料。他需要女人，红军便给他提供了一个。她说；“他受到了良好的待
遇。”

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她甚至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她还给他生了个儿
子。这孩子长得挺黑，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
。”海伦·斯诺报道说，最后，肖月华提出要与李德离婚。这是个丑闻百出的过程
。肖月华要求给她六百元的赡养费。离婚要求被批准了，但她是否得到了赡养费，
我就不知道了。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于一九八三中去世。她死后
，胡耀邦亲自过问，满足了她生前要求。

长征过来大多数的夫人都不操持家务。康克清宣称她从来没有照料过朱德。他
有贴身警卫为他做饭缝补，也为她做饭。康克清没有当过家庭主妇。她的父亲是渔
民，一贫如洗，家里把每一个出生的女婴送给另外一家贫苦农民——甚至是分文不
取的白送。女孩子便成为仆人、雇农或守着锅灶的家奴。康克清生下后刚满月便送
了人，她奴隶般地生活，直到十五岁才逃出去参加了红军。朱德的身世也一样，他
家有五名婴儿都因养活不起而被溺死。他自己被送给一家没有后嗣的亲戚，并进了
一个地主子弟学校读书。他如是个女孩子，一出生就会被溺死。也许正因为朱德和
康克清有过共同的遭遇，才使他们这样情投意合。康在与朱德结婚前一直是个普通
战士。当时她本应做政治工作，长征前夕，她正好在一个拥有八百名战士的营里，
营长在一次进攻中阵亡，战士们让她来指挥。他们击败了敌军。红军称她为“女司
令员”。她无意安居下来生儿育女。长征结束后，她就埋头学习，希望成为一名高
级军官。

贺子珍则不同。她喜欢照料毛泽东，而且一有机会就这么做。她善于烹调，为
毛制作他爱吃的湖南风味菜。毛泽东非常喜欢吃辣椒，特别是贺于珍做的辣椒汤。
“不喜欢红辣椒，你就成不了好的革命者。”毛泽东喜欢对李德这么说。李德则喜
欢醋溜肉和酸白菜，为此李德极不愿听毛泽东这句话。

贺子珍相貌隽秀，有点脾气，是个热情奔放的革命者。长征开始时，她二十四
岁。她与毛在井冈山相会时仅十七、八岁。

贺子珍并非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毛的父亲曾强迫他在十五岁时就娶了一个比他
大四、五岁的媳妇。他顺从地按礼仪拜了堂，但是拒绝接触那个年青女人。她的名
字从未透露过(因为这是一次没有圆房的婚姻)。

贺子珍也不是毛泽东的第一个爱人。他的第一个爱人和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他
的老师的女儿。这位老师便是杨昌济教授，毛泽东跟随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毛开始
信奉马克思主义；几乎在同时也热烈地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是个身材苗条，才华
出众的女子，比毛泽东小八岁，她立志献身于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两人对革命志同
道合，并携手合作。

毛泽东和杨开慧一类的青年人蔑视中国的旧习俗。他们嘲笑中国传统的婚姻制
度。一九一九年，毛的知心朋友及革命同志蔡和森与年青的湖南姑娘向警予 (很多
人后来都把她看成革命的化身 )在去巴黎的船上相遇，并开始相爱。他们以自己的
方式结了婚。他们在巴黎举行婚礼，并照了结婚照片。照片上除了小两口之外，前
面还放着一本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照片下面顺序写着“向”、“蔡”两个
字，这两个字包含着有趣的双关意义：既是他们两人的姓，又可解释为“向上的结
合”。大家看到新娘的姓写在新郎的前面，既惊讶又赞同。在革命者中，这对夫妇
的命运最为悲惨。向警予在汉口的法租界被捕，并被押交给国民党。国民党于一九
二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四点杀害了她。蔡和森于一九三一年在香港被捕，也被押送给
国民党，国民党残忍地把他的手脚钉在墙上，用棍棒把他活活打死。死后还把他的
前胸和肚子切成了碎块。

毛泽东和杨开慧对传统婚姻的反抗没有他们两个朋友那么强烈。他们只是宣布
他们“试婚”。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开慧生了三个儿子。一九二二年出生的毛
岸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青年，一九五零年在朝鲜被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一九二三年
出生的毛岸青，一九八四年仍生活在北京，已与一位叫邵华的女子结了婚。据某些
人说，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出生的。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举行秋收起义的时候，把开慧留在了长沙，从此以后两人再
也没有见面。一九三零年十月。开慧住在长沙东郊时遭国民党军队逮捕。她和长子
毛岸英一起被关进监狱，国民党企图让她背弃毛泽东。她拒绝了，于是便遭到酷刑
。当时岸英可能也在场。她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刑警处决
。一个名叫陈玉庭的护士把毛岸英带回了家。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实际上是堂妹)
是地下工作者，她比开慧被捕得早，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在衡山遭杀害。她们
两人的死是没有相互联系的，但两人都与毛有关系。开慧的殉难则与一九三零年九
月毛奉第三国际之命对长沙发动一次未遂的进攻直接有关。在毛的军队被赶出长沙
后，国民党省长下令在长沙逮捕和处决了许多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杨开慧
便是其中之一。

据“文化大革命”期间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说，毛泽东的几个儿子由一位姑姑照
看。一位基督教牧师也曾经照看过他们。孩子们被带到上海，进入一所由共产党秘
密监护的学校。但是学校被暴露了，警察把孩子们赶到街头。毛泽东的几个孩子颠
沛流离，靠乞讨和卖报为生。他们露宿在街头巷尾和破旧的庙宇里，在庙宇门口贴
上一张纸标说：“我们能讲故事——一个故事一分钱。”孩子们最后得救了，被送
往延安。

毛在同开慧离别之前的几年里已经难得同她见面。他们常常在不同地方担任工
作。离别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开慧的思念日益深切。，——九五七年，发表
了一首题为《蝶恋花》的悼念开慧的诗词：“我失骄杨……泪飞顿作倾盆雨。”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并冈山相遇。她是个刚从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
优秀生，身材苗条，充满活力。她加入毛在井冈山的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农民秋收
起义中作过战。

不仅仅贺子珍本人是个革命者(她于一九二六年十六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她
的全家在其父亲的影响下都从事革命工作，她父亲是个开设茶馆的小商人，但也是
主张变革的爱国者。共产党放弃江西，踏上长征之路的时候，贺子珍的父亲是遭国
民党报复屠杀的首批人员之一。贺的一家住在井冈山北面永新县的黄竹岭，属红军
的作战地区。贺子珍的母亲是位聪明能干的人，主持家务。从一九二七年起，贺家
的其他成员都投入了革命工作。贺子珍的四个兄弟都参加了革命。其中之一当地下
交通员，在送信时被截获，遭杀害。妹妹贺怡，于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同毛泽
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婚。毛泽东和贺于珍一九三二年在瑞金生下的儿子小毛，后来留
给贺怡和泽覃抚养。一九三五年毛泽覃在江西游击战中牺牲后，贺怡把小毛留在福
建的一个农民家里，这个孩子——直没有找到。一九五零年，贺怡在福建寻找小毛
时，死于车祸。

贺予珍是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给她起了一个娇滴滴的、
富有诗意的名字“桂圆”。在中国，桂是八月的意思，而桂圆即龙眼，与荔枝差不
多的一种水果。她长大成人后，觉得桂圆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便改为子珍，
意为珍贵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可算得永新城里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肤，明亮
的眼睛，活泼热情，又娴熟诗书。她是学校里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女子之一。她领
导同班同学剪去长辫，推倒了庙宇神宪里的菩萨。她高昂圆润的声音和善于表演的
才能更使全县的人望尘莫及。她是永新县中遭国民党通缉的首批人员之一。一九二
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她参与领导了三个县的起义，使监禁在狱中等待处决的二十八名
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她的一个哥哥)得救。贺子珍他们在起义时仅有几支老式步枪，
但是他们闹得满城风雨，终于取得了胜利。( 井冈山王佐这帮土匪也参与了这次行
动。)

贺子珍就在井冈山地区活动，后来跟随毛泽东上了山。不久她便从事敌后的危
险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人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
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毛泽东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
握一支手枪，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毛和朱德得以脱险。

象这样的事迹使贺子珍在游击队中出了名。在井冈山早期斗争中，贺子珍多次
与其他男同志们一起并肩作战。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一九二七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冈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一九
三零年杨开慧牺牲后才算正式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出生于和江西省接
壤的福建边界地区。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月，毛身患疟疾，在这里的一座山上养病
。这个女孩出生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不详，也许是龙岩县的古田。

毛泽东在赣南和闽西南的根据地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他一恢复健康，就迅速
转移。孩子交给当地农民照料。据说一九三二年，他曾寻找过这个女孩，但没有找
到。时值漳州一仗，战斗就发生在毛泽东遗留孩子地区的南面。毛的另一个孩子是
个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瑞金，名叫小毛，长征时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贺子珍
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博连璋大夫接生的。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成活。

长征时贺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怀孕了。毛泽东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尽力保护她免
遭长征之苦。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派他的贴身警卫吴
吉清和王亚堂去照料贺子珍。贺在休养连，毛在干部团。两人虽相距不远，却无法
见面。

毛泽东自激进的学生时代起，就是妇女平等权利的积极拥护者。他最早的著作
之一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他创造了这样一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他并
不是长征的总负责人，主力部队三十名女干部的生活每况愈下，简直就象走向阴间
地狱一样。不论由谁来管，都弄得一团糟，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许多早期发生的问
题都是涉及一些基本生活问题，如食物的分配和搬运，由谁来背米，谁来做饭，以
及做多做少等等。妇女们都很年轻，但没有几个是象康克清那样结实的农妇。她们
整日整夜在嶙峋的山间小路上行军；往上爬三千尺，往下走两千尺，再往上爬三千
尺；越过一座高山，又去一个长达三英里的崎岖山口，就这样翻来覆去。哎 !这些
妇女她们哪来这么大的劲呀!

博古的夫人认为她的经历是典型的。长征开始时，她二十七岁。她工人出身，
祖父的职业是掏粪，并把粪便卖给农民。十一岁时，她被卖给一位工程师，充当童
养媳。十四岁时，她逃了出来，在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
十六小时。一九二七年上海大屠杀之前，她加入了共产党，被派往苏联。她在苏联
待了四年，与博古结了婚。在去苏联前她已在苏区工作了一年。

她有两个孩子，在莫斯科生了一个男孩，在上海生了个女孩，现在第三次怀孕
了。在长征前约一个月的一次空袭中，一块弹片击中了她的头部。她流产了。一九
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她与其他人一道撤出瑞金时已基本恢复健康。

过了三四年，当她回忆长征初期的情况时，就觉得往事不堪回首。“行军非常
艰难．”她说，“我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

由于组织工作没有做好．妇女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整天饥肠辘辘。男人们则
宣称妇女的待遇比男的好，公平分配给她们的米袋也不背。“于是，男女同志之间
发生了口角。”博古的夫人说。

接着，试用了新的编队办法。把妇女们单独编队，由博古的夫人当队长，杨尚
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负责粮食补给。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不得自由散漫。情况果然
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说：“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我们每
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毛泽东从于都带回的小刘英被分配在中央纵队的第三梯队( 在第二梯队的是休
养连，行军中大多数妇女分在休养连)。

第三梯队是一支后勤部队。这支部队的五千名男的扛着沉重的印刷机、制币设
备、邮票印刷机、制造枪支弹药的工具等。第三梯队的战士大多是新兵或非军人。
搬运这些辎重的人有些入了伍，有些没有。要完成这些任务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把
印刷机和工具部件拆开，一个齿轮、一个机器外壳或一台钻床也往往要由六个人来
抬。然而，羊肠小道常常连两个人都走不开。行军又大都在晚上，一下起雨来，道
路泥泞易滑。由于敌军离得太近，又不能点燃火把，经常有运输人员连人带物从一
千英尺的悬崖峭壁摔下，物毁人亡。

长征开始后一、两天，一些运输员便开始开小差溜回家去了。士气低落。他们
看到面前是愈来愈陌生和险恶的深山。他们觉得再也找不到返回江西的路了。天黑
之后．他们便不声不响地潜踪匿迹……。小刘英等人必须设法制止所面临的队伍瘫
痪的危险，但实际上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五十年之后．刘英苦笑着承认：“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

担子是那么重，道路又是那么崎岖曲折，走了整整一夜也只不过能前进五里路
。这支后勤部队拉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包括第四突击团在内的战斗部队以及后来
因战果辉煌而出名的袭击队，不得不来保护笨重的行李车免遭蒋军的攻击。这简直
就象一部糟糕透顶的西部影片的镜头：印第安人越来越迫近，而没有第七骑兵队前
来解救。

刘英与这些运输人员一道行军，在休息时，她还要努力鼓动，以提高他们的士
气。她要给那些精疲力尽、思家心切、半饥半饱和常常神思恍懈的人们灌输革命热
情。

“招募运输人员很困难，”她回忆说，“很难雇到，也很难征募到。”许多人
的肩、背磨破了，疾病缠身，体质虚弱。他们担心，如继续同我们走下去，他们或
他们的家属会遭到敌人的报复。”

即使是刘英钢铁般的精神也无法消除运输入员的颓丧情绪。他们开始甩掉背上
沉重的负荷。已经没有那么多壮汉来运送所有的辎重了。队伍必须采取某种措施。

三十名女干部中无一人在长征中牺牲。有些人就说女干部在长征中没有干多少
事情，而李一氓对这一说法表示难予苟同。再如李伯钊，她本人是参加长征的中存
者，她的评价看来比较中肯。直到去年她七十二岁时，谈起革命征途中的女同志、
女英雄和烈士们，她仍充满敬意。

她谈到了蔡畅，蔡畅是名门闺秀。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曾国藩镇
压太平天国运动，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他在南京屠杀了十万太平军。蔡的母亲有刚
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五十岁时，她与富商丈夫离婚，进入小学，完成了学业。
其子女成为共产党人，受她的影响极大。蔡畅在长征期间一直把她母亲的一张旧照
片带在身边。

中国没有比蔡畅一家更为革命的家庭了。她在著名的周南女子师范学校读过书
，这个学校是一个殷实地主朱剑凡捐助开办的。李锐说：“朱在今天会被称为‘民
主人士’。”他很激进，把自己的很多房子和花园赠给学校使用。( 他的女儿朱仲
丽后来与受了伤的王稼祥结婚。他另一个女儿与肖劲光——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
结婚。)这个学校的另一名学生向警予，她后来与蔡畅的哥哥蔡和森结了婚。

蔡畅及其兄长蔡和森，按照与毛泽东共同发起的第一期勤工俭学计划，于一九
一九年三月前往巴黎。他们的计划是“拼命念书，拼命翻译”。他们的母亲也去了
。他们从亲戚处筹款六百元作为旅费。蔡和森受到新兴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强烈
影响，可能是选择共产主义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他和周恩来同是中国共产党欧洲支
部的创建人。蔡畅于一九二三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她的哥哥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
他们同是湖南人，又是同班同学。蔡和森在欧洲、毛留在中国期间，两人书信来往
极为频繁。蔡畅、蔡和森与毛泽东是非常密切的挚友。他们三人曾一同发誓都不结
婚——可是谁也没有遵守誓言。

一九三七年海伦·斯诺在延安见到蔡畅时，她一家已有三人被蒋介石杀害，另
有两人身陷图图。她到国民党地区从事地下工作，一旦暴露也必定送命。她当时举
止文雅，表情生动，说起法语略有点口齿不清，她一辈子都是如此。只有在细看之
下，才能从她深透的棕色双眼中看出忧伤的神色。

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钊所说，她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
，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那时，她二十四岁，身
材纤瘦，但她翻越了五岭，她和刘英一道行军，也象刘英一样，不仅翻越了五岭，
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姬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
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我为什么要说起蔡畅呢 ?”李伯钊反问道，“因为她深得妇女以及我们大家
的尊敬和爱戴。”

一九八四年蔡畅仍生活在北京，时年已八十四岁。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双目已
经失明。但是她仍尽力工作。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末，这个圣徒便是她
。

行马史了368天口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