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东站进站口:历史制度异同

宋朝的分化制度
　　宋太祖赵匡胤以黄袍加身夺得帝位之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等一整套政策，从而形成有宋一朝根深蒂固的帝国传统。

　　大致的主题思想：

　　（一）加强控制，集权君主

　　北宋政权是在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宋初统治者将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恢复政治经济秩序，建立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国家作为基本国策，采取了一系列专制主义集权措施，将兵权、政权、财权、司法权统归中央，集权于君主。

　　首先，宋太祖解除禁军将领兵权，重新编配禁军，将藩镇所辖精锐兵力收补到中央禁军之中，并以文臣替代武将，定期调整将帅，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禁军完全掌控在皇帝手中。此后，又剥夺节度使全面掌管地方军事、行政、财务的权力，将其统领的州郡直属京师，使节度使成为虚衔。

　　其次，由朝廷直接派遣知州，另设通判牵制和监督知州，并在路一级派遣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监察，使地方权力掌控在皇帝手中。同时，太祖、太宗时要求各州，除地方财政所需之外，每年收入全部送交京师，将财权也集中到中央，使地方无法聚积财富与中央抗衡。

　　第三，皇帝加强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控制，除重视制颁法律并不断提高编敕、编例的地位外，还将重大案件的裁决权收归皇帝，甚至常常亲自“御笔断罪”。

　　（二）崇文抑武，强调慎法

　　宋朝立国后，为防止军阀割据，甚至“黄袍加身”重演，对武将防范戒备甚严。宋太祖认为，百个儒臣贪污的危害，不抵一个武将的威胁。因此，采取崇文抑武政策，限制武将权力，派文臣掌管军事和地方行政。在司法官的任用上，更是注重儒士，重视法律教育和考试。由于科举取士，选择儒臣治狱，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改变了五代时期军阀执掌司法的状况。

　　为了消除五代以来苛政酷刑的影响，宋朝立法崇尚宽平，强调恤政慎刑、宽缓刑罚，并且创立折杖法，以减轻刑罚。宋朝皇帝常常亲自审录囚犯，加强对司法活动的检查控制，同时纠正一些冤狱。

　　（三）义利并举，重视经济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统治者一向推崇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进入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业、商业、手工业都有长足发展，从而对传统观念形成了冲击。其突出表现是功利主义学派对“贵义贱利”的传统思想提出挑战，坚决反对空谈“仁义道德”和抑商政策，主张义利双行、农商并重。为了尽快扭转积贫积弱局面，宋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商品经济与富国强民息息相关，传统的抑商政策应有所改变。神宗就曾下诏：“政事之先，理财为急。”[①] 于是，“贵义贱利”逐渐转向义利并举，从官僚士大夫到民间百姓开始言财谈利。宋朝重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事法律关系及民商事立法的活跃。

　　唐朝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至隋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
　　唐朝的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定旨出命，长官中书令二人，门下省掌封驳审议，长官侍中二人，中书、门下通过的诏敕，经皇帝裁定交尚书省贯彻。尚书省职责为执行，长官尚书令一人，副长官左、右仆射各一人。
　　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尚书，六部分理各种征政事务，每部又领四司，计24司。
　　三省长官共议国政，执宰相之职，他们议政的场所叫政事堂。尚书令位高权大，自隋以来，基本不设（炀帝曾封杨素为尚书令），加之唐太宗曾任此职，故此后，唐朝不再授人以尚书令之职。左、右仆射代领尚书省事，亦职为宰相。
　　唐太宗在贞观年间常以品位较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共议国政，加以“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参议得失”等名号，执行相职。以后又出现“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宰相名号。
　　从唐太宗开始的这些做法，表明皇帝任用宰相的范围扩大了，已不限于三省长官；宰相成员增多，既便于集思广议，又使之互相牵制，从而避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这样，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防止了皇帝大权旁落。

　　相比较，两种历史制度都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皇帝的大权。
　　宋朝分化制崇尚以文治武，必然导致军事上的衰落，岳飞、韩世忠等名将非但得不到充分的信任，还含冤或死或免职；这也直接导致了公元1127北宋被金国的灭亡、公元1279南宋被元帝国的灭亡。
　　唐朝三省六部制因为给与了地方政府相当的权利，导致在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直接让唐朝从鼎盛走向了衰落。而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中后页，唐朝三省六部制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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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分化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中央皇权，强干弱枝，因五代十国战乱主因是中央缺乏可以直接调动的军队和财富，故宋代加强计省（即盐铁、度支、转运）之权利，同时对禁军力量加强，而削弱厢军。唐代开国屡议封建，因当时门阀实力特强，故三省六部制实际上加强了相权，而对皇权有所制约。